香港书展在外本是有点名头的；在2007前后几年，有见到台北书展的策划者派员过来学习，尔后台北书展的摊位分布、整体型态都有向香港书展借鉴。内地书展就更不用说是默默派员过来看，各处大型民营书店提及书展，往往也不会漏掉香港书展的名字。总括来说，以人流、讲座、展览三方面，香港书展本来在过去十年有累积的优势。
但在香港本土而言，历代的文化人、出版业界、香港大众媒体都曾对香港书展有过强烈批评，多届香港书展，都是挟带著负面新闻，在轰动中开展。笔者翻看档案，十多年来已写过七八篇关于香港书展的文章，在香港本土与外地发表都有，泰半是包含批评。批评背后，无非是因为七月的香港书展始终是出版业界的大事，关于出版与作者的生死命脉，也代表著香港城巿的文化形象，理应可以做得更好。今年书展自从六月海报面世，已经惹来极大批评，一般网民都加入批判行列。在公共角度看来，香港书展又到了要深刻反省的时候了。否则，也许会毁掉香港这个品牌。
策展之难：爱情文学惹争议？
今年书展以“爱情文学”为展览主题，海报是粉红底色配上瘀红色的拙劣手写字体，抄写各个爱情小说书名。海报一出网上哗然，丑陋到了刺激大众神经的地步，不用专业水平都可判别，文化界固然更是骂声不绝。现在要得到一个登样的设计，其实已不必花太多的钱，不知究竟是无知恶俗到什么程度，才会闹这种笑话。就算走大众路线，更要精美，这些年来香港社会的美感教育是提升不少了，香港书展再一次证明它落后于社会本身。
海报设计是外在的包装，只要找对人就可解决。但策展是个更严肃而关键的问题。2010年摒绝模特写真后，2011年起，香港书展设有年度作家，而作家多为严肃作家（2011西西，2012也斯，2013陈冠中，2014董启章，2015李欧梵），书展为其作大型的展览，认识其生平、作品、主题、风格、脉络，并配合系列讲座向大众阐释。阐释了作家的核心，又展览秉持平民化的气质，即使以严肃高端的文学作家为年度招徕，仍然强调其跨媒体的部分，造成活泼的形象。亦是那个年代，每年都有“香港作家路演”，设展板介绍香港的严肃文学作家，也推广到外地去。虽然进行不一定顺利，但至少在外看来是德政，那几年我开始觉得书展也做得不错，没什么好骂的了，与之和解，转向推介当年新书和美观的摊位。
香港书展能有这样方向上的改善，与背后一个低调的顾问团有关。传说里面有作家、教授等等文化人，相信也是这种阵容才能联络著名作家。很明显，这个顾问团的成员在2016年有所改变，书展由当年开始不设年度作家，并转向以类型文学为展览主题（列举十名作家），走向流行。2016年的年度主题是武侠文学，2017旅行文学，隐忧渐见，2018来到爱情文学，终于出事。
这三年来我几乎每年都撰文，心平气和地说明，书展以类型文学作主题，会引来很多争议。严肃文学有学院的研究支持，而香港研究类型以至流行文学的人其实不多——类型与流行文学，出版量大，变化亦多，如要研究也不能只从文本风格入手（因为同质性高），而需要进行文化研究、产业研究，研究有极高的多元化要求，其实是需要更高超的策展人才。而香港书展一直是不想花钱在策展及研究上，众所周知比较接近策展角色的是《亚洲周刊》，当然这是老字号，但反而令人质疑是否老字号能与当下出版风潮及状况接轨？《亚洲周刊》擅长于处理流行书吗？没有优秀的策展判断，就会引来“为什么是A而不是B”、“这些人能否代表香港”的大质疑，最终是自暴其短。
武侠文学年代相隔比较久远，如今已不活跃，范围相对固定，引来的策展质疑较少。“旅行文学”那年，将也斯和西西加入阵容，已引来一定反对声音，因为二人虽写过不少旅行文章，说他们是旅行作家却是贬低了人家。今届纳入“爱情作者”的十位作者，除张爱玲外，几乎全是流行类作家，过半都是近二十年内进入巿场的，谁入选谁不入选就更引争议。用销量决定是否入选？那随便举例：为何没有张小娴，为何没有王贻兴，为何没有卓韵芝，为何没有邝俊宇？这些作家明明都很畅销，在流行界有地位。香港巿场的问题是，类型虽然巿场占比较大，但其实类型中的子类型划分其实不算细致，子类型往往只有一位作家（如深雪的灵异加爱情）。流行作品的同质性高，贸发局也不敢谈以主题或风格这些元素来选择入选作家。选择标准不清的策展，注定站不住脚。
书是商品，但特重多元与自由，需要提出精神维度，否则无法立足。众所周知，类型文学有一定的公式，流行文学尤其著重面向商业，这都导致类型文学与流行文学在文学史上地位较严肃文学为低，因为文学讲究作者个人阐发、独一无二，类型与流行文学进入文学史，通常要有打破及超越类型和流行法则的性质，在中西各地、电影戏剧视艺各范畴皆然。本届书展的策划仿佛对此一无所知，没的丢了自己脸面，亚洲周刊的老字号也要砸了。
过于侧重流行会削弱软实力
爱情是文学的三大母题之一，爱情并不限于爱情小说，相反，真能长久在人类史上影响深远的，往往都不是流行小说（尽管它们销量也高），像马奎斯、昆德拉、杜拉斯等等，固然都写下过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香港作家中写爱情而有特色的也不知凡几，像昆南、蔡炎培、也斯、西西、辛其氏、钟玲玲、钟晓阳、黄碧云、董启章、韩丽珠、谢晓虹等等等等，其实可以推荐的人太多了，这个策展研究真的要很花时间做。现在做出来，太过偏重流行小说，这好像暗示，香港就只可谈流行，香港人就只配看流行，很像一些大陆文学史对于香港文学的偏侧定位（香港学界多有反对）。书是精神食粮，这就是代表香港的精神食粮？实在也是对香港的侮辱。
以流行文学为招徕，是想吸引更多入场人数？书业改变，2017年已有报导，流行爱情小说销量已经大幅下滑，连九十年代年出百本以上流行爱情小说的著名出版社寻梦园都已结业，因为这些消闲小说的功能已转由网上满足。策展方的香港书展和亚洲周刊，是否以为现在还是为了见爱情小说偶像而大排长龙的年代？如果开展后发现估计错误，那就请醒一醒吧。
以笔者估计，侧重流行小说为书展主题，各地有名书展绝不敢效法，香港书展出了这个丑，势将失去在亚洲区的带领地位。事实上，今年深圳同期举行图书博览会，以服务产业的形态，已经把台湾书商吸引过去，香港只是过境踏脚石；这几年的马来西亚书展，立意做出品牌，礼待严肃文学，许多书商也都被吸引过去，香港书展已经被后来居上，影响力减弱。不在好处努力，食老本做坏香港的名头，对谁有好处？
前些年香港书展的策展曾比较开放一点，例如梁文道在多方批评书展的做法和待遇后，曾有一个“少数人的读书会”，在书展中举行，由梁文道策划，讲者的酬劳也比较丰富。在顾问团以外，有些书展的职员也有心于文化，像曾有一位高级职员前来拜访香港文学生活馆，把“少数人的读书会”托付给文学馆。但过了几年，我们赫然发现，这些比较熟知文化该怎么做的人员，都给调到广州去了。
讲座的带动力与影响力
好些年前香港书展已和旅游业结合，每年提供优惠与交流措施让旅客到港扫货、追星听讲座。是，香港书展的讲座，对许多内地读者来说曾是十分吸引。陈丹青、梁文道这种在内地本有大量粉丝群的文化明星，来港卷动人潮不在话下，台湾作家与香港作家，也都是内地游客兴趣所在。
在自由文化气氛最盛的年头，书展讲座的影响力尤大，顶峰应是2013年，擅造时势的陈冠中任年度作家，他挟《盛世》、《裸命》两部小说，把书展讲座真正变成舞台，在此发表对于中国社会、香港本土政治的看法，以意见之纵横，作为作家影响力的发挥，更尤其突显了香港自由社会的特质。当时，非常明显，内地旅客来香港可以呼吸自由空气，听到批判性的世界声音，买到内地买不到的书。禁书销售也令本土出版社有资源可推出其它比较小众的出版物。其后2014年，年度作家董启章也在发表致辞时，向当时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提出建立香港文学馆的要求。
其后当然是众所周知的言论收紧，政治审查，社会撕裂，禁书消失。内地作家来港会遭遇限制，我曾亲耳听说一位任文联领导的知名作家，诉说被限制不能来港的经验。著名作家写作不免触及社会时事，那么流行作家来港就没那么难了吧，但在于香港本土而言，他地的流行文学不见得会引起兴趣，中港的隔膜反而因此变得明显。言论自由是出版的基石，真正深刻的社会话题在香港书展难以获得真正讨论，香港以往在商言商的政治中立共识逐渐被推翻，香港书展的影响力，也因此进一步下降。
不能亏待作家与业界
谈到作家讲座，还有一点不能不谈的，就是香港本土作家在香港书展的待遇。从十几年前开始，香港作家的讲座费就已是少得惊人的，五百港币。现在连中学讲座都不敢开这样低的金额。书展人流年年增长，作家为书展装点门面，讲座由几十人至过千人，都非常具体地带动著人气，门票是20元一张，作家的车马费只有五百元，很可能一直没有加过。这是一个完全不合理，近乎羞辱的金额。这些年来，通货膨胀物价飞升，连的士都加价啦。香港的作家难道是不用吃饭的？香港书展没有考虑到包括作家在内的业界如何生存，只一味杀鸡取卵，剥削他们的人气与知识？真想问香港书展、贸发局的达官贵人，将心比己，换了是你，收这种报酬，你什么感觉？
黄子华最近的告别楝笃笑，有一个为人传颂的说法是“面斥不雅”，意思是文明社会，各人自求体面，做事要有分寸，不要迫人太甚，非得要人戟指骂之才检讨。批评香港书展对于作家的恶劣待遇，我看几乎是每代文化人的共同使命，像要合力凿开那厚墙，为同业争取一点尊严。都这么多年了，请不要抱残守缺，就拿一点胸襟和手腕出来，好好对待作家和文学，当是为自己存一点体面吧，不要让后世只记得你们如何剥削作家。
人流之外的品格
香港书展在外的名头先是人流上的奇观（年前已宣布入场人次增长至过百万），人流带动营销量，做到生意是最实际的。这种形态，在本习惯高蹈的台湾及大陆业者看来，有种平民化的气质，商业似乎也代表著某种民主。
只是香港人不一定这样看。早期香港书展的新闻是读者一早排队、冲入书展——买明星书。新闻媒体以奇观报导之，但也讪笑品位不高。有指香港书展是“散货场”，也是一种“品位不高”的指责。其实从销售角度来看，所谓“散货”是郎情妾意，即使他地书展也是一样。但“散货场”形象指向的品位不高，究其实是因为香港书展在提出理念、核心价值、文化水平方面，做得不足。以前，书展的整体观感很靠几家有雄心的大型至中型出版社的摊位设计带起，这些年来，PAGE ONE结业、上书局和KUBIRCK退出书展，出版社营收亦收窄，可以想像书展面貌是倾向凋零的。而负责举办香港书展的贸易发展局，又有什么途径扶助书业或中小企，让他们回过头来强化书展？
出版业有雄心者当然想望，香港书展的营收，能像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国际知名书展那样以版权交易驰名——这些书展中每日常见六位数字版权交易，总交易金额数以百万计，轮不到谈最浮面的零售交易。但香港书展的版权洽谈并不活跃，没有多元的营收根基，只能杀鸡取卵式的单纯推高销售交易。
现在书业M型化，畅销型书籍与小众严肃书会得到相对大的优势；兼之手机时代，人们已习惯在网络取得娱乐休闲与工具性资料的作用，最受影响的其实是销售曲线较短的即食型大众书、工具书。近年书展最受关注的新闻，竟已不是新的出版物与畅销书，而是弃书。有参展商在书展后遗下以吨计的弃书，实在非常惹人反感。我也看过，有参展商标榜“一百元任取”，我过去一看，全是不应出版的低质书籍，而人们就像综艺节目那样斗抱得多书走，沿途大声嬉笑，周围认真卖书的书商都紧皱眉头。以销售损害品格，至此为甚。书展既已保证人流，发财也要立品，何不做得更有良心？ 如果去和出版业的前辈谈，他们会说怀念八十年代在大会堂高座举办的，香港书展前身，那时还是一个比较照顾业界，有展览出版业历史、谈文化与使命的，能够激励业界。现在书的生意愈来愈难做，在各方面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一再听颜纯钩、梁文道等出版业达人，感叹“从未见过如此凶险的书巿”。香港书展如何体现今日书业面对的挑战，如何与香港书业共渡时艰，如贸发局使命所说那样照顾中小企业？前些年明明有点改变，如何又崩坏了？看著香港书展逐渐失去影响力，作为香港读书人，不是不心痛的。本文的批评不过是替长久不满的出版业和文学界，发一点声，企盼香港可以有一个令自己自豪、立足于国际标准的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