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在港，深夜回到旅馆，大厅里有三个孩子四处摸摸弄弄：坐沙发、转吧台椅子、拨弄饮水机，乐得很。她们的父母穿著短裤、Polo衫、球鞋，看起来像是带著孩子来香港渡暑假。不过真的吸引我注意他们的，是妈妈轻轻喝斥孩子的言词和声音。
“台湾人！”在心里面，我对著自己说。 “台湾人？”进了电梯，我笑著问他们。
“是啊，你也是？！” “小朋友暑假来玩？” “对啊！那你一个人？” “来这里工作的！” “这么晚，好辛苦。”
电梯从大堂上15楼，要不了一分钟，几句话没讲完就到了。一个人感官大开，特别注意、寻找“和自己一样的人”或许是天性。有人和你用同样的语调说话，你们各自知道对方家乡的样貌 —— 说不定就隔两条街。身处他乡异国，接触不一样的社会时，你们有一样困难，即使想不出办法，至少有个懂得的人。“懂得”，就足够疗愈了。
不到一分钟巧遇台湾同乡的经历，突然让我想到若把场景倒回六、七十年前，香港涌进了数以万计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他们大多数为了逃避战祸或者共产党统治，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生活困顿。在这种处境下，乡亲间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我和那对台湾夫妇，所处的时代既没有战乱也没有饥荒，到香港为的是工作或休闲。如果这样的处境，尚且会为了遇上乡亲感到安慰；1950年代抵港的长辈们，彼此对同乡间的依赖，岂不更是千倍万倍？
七月一日，在这个几乎绑定政治讨论的日子，端传媒上线了一系列策画许久的报导，其中一篇就是以探索建制派为主题。启德公屋的故事，细致地呈现了一个被归类为“建制派票仓”的公屋区里，基层政治人物如何经营一个社区的近身观察。而“同乡会”，就是其间最重要的一环。
在一些大而化之的论述里，“同乡会”和“建制派”是画等号的，也分享相同的标签：“保守”、“反民主”、“北京傀儡”。而落实到操作面，最鲜明的印象是“蛇斋饼粽”，但这印象显然太平板。
“同乡会”，是解读香港建制派重要关键字。特殊历史情境酝酿出的同乡情谊，随著时间逐步固化成政治动员体系的一部分组成。其后北京政府在企图转化、影响香港时，对基层社会所投入的大半资源，例如亲北京商界的资金、政府补助资源，都奠基在这个基础之上。
从这样的历史和社会结构里，可以发现即使“保守”这个标签能够成立，它也其来有自。建制派支持者的身上，印记著实实在在的香港故事，它是当今结构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怎么评价建制派支持者的政治认同，重要的首先是理解。要解开香港政治的困境，恐怕要从深度探索建制派出发。
更重要的是，除了“同乡会一代”的长辈外，香港一直接纳著新进的大陆移民。新一代的移民不会参与老派的“同乡会”，但面对陌生环境所需要的情感依靠和同侪支持，新、老移民是心同此理的。各种以大陆地方为基础的“青年会”因而跟著这个需求而诞生。这像是新一代的“同乡会”，但它是会层层叠加，加固建制派已有的支持结构？或者是由于现今香港不同于五零年代的历史条件，会让新移民能够快速脱离同温层，融入香港社会，从而产生与以往不同的多元价值观？这是我们观察、记录今时今日的香港时，不能忽略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