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六四了！铜锣湾的维园涌进了多少人？坐满了几个足球场？民主派团体的筹款街站，今年成绩可好？今年为什么人数又多起来？是为抒发过去364天的无奈？或者是提醒自己记住某些仍是现在进行式的压迫？ 六四隔天，有机会和一位香港年轻人谈话，免不了谈到昨天的晚会和上头这些问题。他问我：你一个台湾人，怎么看香港人年复一年坚持纪念六四这件事？
我回答他：我认为在一个地区，有这么一群，或说一大群人，会为了一个邻近的，其实也可以和香港人没有关系的，地区的流血镇压事件，用大型集会和其它形式持续纪念二十九年，至少在我的见闻里，没有第二个例子。单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太值得研究的文本。
我以为我回答得周全，但他对“其实也可以和香港人没有关系”这句话有意见。
他认为，这些不愿遗忘，坚持纪念六四事件的香港人，并不是因为单纯实践某种普世价值，而是可能基于血缘、国家认同，或者真心相信香港的前途系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否平顺、成功。换句话说，在大部分六月四号晚上来到维园的民众心里，“六四与我有关”。而相对地，倡议香港人无需再纪念六四的人，他们的依据才是“六四与我无关”，而既然六四都无关了，中国更是应该脱离的对象。
确实如此，这一席话说中我的盲点。随即，我有了另一个问题：
“那你觉得，北京政府究竟希望香港人认为六四与自己‘有关’或者‘无关’？如果希望香港不要再有人记得六四，那代表香港人的中国认同会愈来愈低，对北京来讲，这不是好事；但反过来，如果希望香港人保持住中国认同，那就会一直有一批人针对六四事件要求真相、究责、惩凶。这岂不是北京更不想看见的事？”
“你这个问题问得......”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又逃出了我挖的坑：
“我认为对北京政府来讲，‘与我有关’和‘与我无关’都不在他们考虑之列。对他们而言最好的事，就是让‘与我有关’和‘与我无关’的倡议者彼此不断斗争下去，削弱反对他们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才是共产党最终的目的”。
一语道破。不仅我对面的年轻人不入我设的逻辑困局，中国共产党也不会入。但不入的代价，是使得这一切想起来很荒唐，或者说，很虐。
然后我想起两岸关系：
这一两年，在台湾谈两岸关系最常提到的一个词恐怕是“现状”或者“改变现状”。在北京的定义里，公民投票改名“台湾共和国”，当然十恶不赦；但就算不改国旗、国号，单单主张中华民国政府主权只及于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也会被扣上“B型台独”的帽子(这一顶连马英九都戴过)。意思就是，在台湾还没有彻底“被统一”之前，中共的是底线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不能放弃对中国大陆领土的主张。
在西伐利亚体系下，一个国家主张对自己的领土拥有主权天经地义。但坚持别的政府也应该来主张自己领土的主权，否则就是可能招来战祸的大逆不道，这乍听之下也是“虐”到不行。
但其实，共产党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坚持主张全中国主权，当然不是希望自己被取代、被消灭，而是另一个选项“法理台独”的结果更糟，可能造成自己统治根基不保。再者，你主张我的领土主权，我也主张你的领土主权，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实力对决。而一旦北京决定不计代价地把这张牌翻开，结果不难预期。
香港和台湾，笼罩在相同的情境里：一个政权，为了自身统治基础不被动摇，宁愿把自己，即使是阶段性，放在一个看似滑稽的逻辑里头。这件事如果纯做为思想、辩论的材料，挺有乐趣。可惜对台湾、香港的公民社会而言，这“乐趣”奢侈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