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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以华人自居，我把自己看作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新任财政部长林冠英的一番言论引起华人社群不小的争议。有人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背祖忘宗之举，也有人拍手叫好，认为这表明了将国家利益置于族群利益之前，走出种族政治，种族主义阴霾的决心。前者拥抱中华认同，将中国视作其文化起源，后者在情感上则更多的与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亲近。
如果仔细的分析林冠英对身份认同的操作以及华人社群对此一举止的解读，就能发现华人群体内部存在的分歧和差异。长久以来人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同族群之间的区别和矛盾之中，却鲜少正视族群内部的不同。人们习惯将自身所属的群体假定为一致而同质的，同时也如此概括其他族群。
“种族”（Race）这个词汇带有强烈的生物性意涵，在马来西亚的语境里它深刻的嵌入人们的肤色之中，成为与生俱来的印记。不仅如此，它还被用作解释项，为特定的人格特质和行为举止背书。
在马来西亚经历509大选完成历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以后，社会上兴起新气象，民众期望著马来西亚迈入一个更为平等，由三大族群共谱的和谐社会，“一个马来西亚”的美好愿景就近在咫尺。无可否认的，马来西亚人拒绝种族主义，并将后者视作人为的政治操作，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新政府，热切期盼一个没有种族政治的国家。但是几乎也没有人会否定，“种族”是一个给定的客观事实。
“种族”（Race）这个词汇带有强烈的生物性意涵，在马来西亚的语境里它深刻的嵌入人们的肤色之中，成为与生俱来的印记。不仅如此，它还被用作解释项，为特定的人格特质和行为举止背书，举例而言，华人社会经常把努力和经商的特质视为华人族群的天性，而把懒散，犯罪等负面的标签给予肤色较为深邃的马来人，印度人群体。只要留意人们的日常用语就不难发现穿插其中的种族论述。
马来西亚分别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族群组成，而这种本质化的分类框架正是马来西亚族群问题的症结所在，林冠英事件引发的回响仅仅表明了这些分类已愈来愈不能应付族群认同的复杂性。
这些分类并非是给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只要以它们为结果，并回溯其形成的过程，就能看见它们在不同历史时空之中的面貌。就以“华人”这个概念来说，它本身就不具有任何稳固的内涵，它最开始的语义是指涉一群处于离散和漂泊状态的群体，这一群人从现今被称为中国的土地上往世界各处移动。
任何群体都不可能维持单一而纯粹的族群性。
早在明清时期，就有许多华人移居到马来半岛，并与当地的土著通婚形成峇峇娘惹（Baba Nyonya也称作土生华人）这一特殊族群。他们有别于19世纪后期南移的华人群体，后者一般被称作新客华人，他们与中国仍旧有著密切的联系。
然而在英殖民时期，在英殖民政府针对各个族群的分而治之之下，两群差异极大的群体被置于同一个框架之中治理，他们将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人一并视作“外来者”。土生华人的原生性被掩盖了，这造成华人在日后马来西亚独立之时落入不平等的处境，华人被明文规定为非土著（非原住民，外来者），一直到现在华人仍旧难以摆脱外来者的身份，它被卷写在马来西亚的宪法中无法抹去。从始至终华人都身处在飘荡不定的位置上。
华人族群内部的差异并不比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来得小，不同世代，不同地区的华人群体事实上对自身的文化和身份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读。例如年轻世代的华人群体他们对于起源的记忆就具有更多的在地性，更亲近于马来西亚这片土地而非祖辈魂牵梦系的中国。
这些分类带有殖民者的凝视，继续本质的使用这些框架，意味著我们用看待他者的目光异化的看待自身。
这种差异当然也存在于马来人与印度人的族群内部。早在殖民时期以前，马来半岛就存在著文化习俗等性质相异的土邦，与华人族群一样，在殖民者的治理之下，他们被等而视之。有鉴于笔者对其它族群的了解有限，不宜妄加评论，然而他们的复杂性绝不亚于华人族群，事实上任何群体都不可能维持单一而纯粹的族群性。
三大族群以及土著与非土著（本地人与外来者）的分类都与殖民主义有著盘根错节的关系，而族内差异往往被这些宏大叙事的声浪淹没，隐匿于上述的分类框架之中。
这些分类带有殖民者的凝视，继续本质的使用这些框架，意味著我们用看待他者的目光异化的看待自身。当我们能根本上不再以本质化的区分来考量族群问题，才能从更开放的维度看待差异。不应把族群的分类当成是不变的事物，而是去理解差异呈现和形成的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