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运年代──香港抗争政治的轨迹》
编者：郑炜、袁玮熙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本书名为《社运年代》，谈的不限于2014年的雨伞运动，但出版缘起和各篇章的分析焦点始终以伞运为主，所以笔者在这里也不妨从伞运的背景谈起。
伞运的背景
社会转变有时候可以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有时候可以由一些重大事件带动。一些社会学者提出过“关键事件”（critical event）的概念，指出重大的社会事件可以改变政治人物以至市民大众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从而改变他们的行动策略和互动，使社会朝着新的方向发展。笔者在过往的研究中，曾将2003年七一大游行视为香港政权移交后的一次关键事件。它一方面使中央政府改变治港方略，对香港社会和政治有更大程度和更全面的介入。另一方面，七一大游行成功逼使特区政府让步，使香港人对集体行动的力量有了更正面的评价，也使更多人关注和投身到社会运动之中。
社会运动研究中也有一个叫做“抗争循环”（protest cycle）的概念。一个典型的抗争循环，始于一次大型的社会抗争，积聚并引爆了强大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可能会沉淀成新的社会组织和团体，甚至带出新的社运议题，于是社会运动在一段时间中壮大。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两三年间，香港出现了新的政党（公民党和社民连）、新的社会运动议题（如保育和城市规划民主化），还有香港第一波主要以网络电台形式出现的网络另类媒体，更多不同类型的组织选择通过集体行动来表达意见，集体行动触及的议题亦更多样化。
可是，这种发展对社会运动来说也可以是一把双面刃，因为它也使社会运动和大型集体行动变成一种越来越可以预测的东西，社会以至政权都开始对社运和集体行动习以为常。一些大型集体行动变得仪式化。虽然我们不必完全认同“行礼如仪”的批评，但仪式化抗争的确难以对抗争对象构成巨大的、即时性的压力。在这情景中，部分社运组织为求重拾抗争行动的震撼力，开始采取比过往激进的行动手段和设立更激进的目标，其实是可以预期的现象。
这里所说的“激进”并不含价值判断，只是指一些行动手段客观上跟社会主流价值观距离更远，以及行动目标在更基本的层次上挑战现有的权力架构。戴耀廷提出占领中环，也就是这激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当然，香港的政治文化从来都有很保守的一面，香港人对所谓“法律与秩序”有近乎盲目的信仰，三位占中发起人由始至终均强调和平非暴力，占领行动的提出和讨论，可以说是温和民主力量在面对着社会政治形势转变时，作出的一种“自我设限的激进化” （radicalization with self-restraint）。
偶然发生的条件，与香港发展的关键
以上是笔者对雨伞运动的背景分析。当然，我们可以对伞运的历史脉络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和敍述，本文集中马岳、罗永生和叶健民的文章，在这一点上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视角。然而，笔者想用以上的背景分析指出两点：
第一，从讲究高度纪律的占领中环行动演变成非中心化和遍地开花的雨伞运动，其中固然涉及很多偶然的因素，以及运动参与者在9月28日当天晚上的即兴应变（improvisation）。但从另一角度看，放到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社会运动的发展中看，一场大型民主抗争运动在2014年左右的这个历史关节点中发生，就算不能说成必然，至少都是有迹可寻的。纵然是偶然的事件，也有它发生的条件。
第二和更重要的，是伞运应该会成为香港社会发展中另一次关键事件。虽然现在距离伞运完结只是三年左右，我们不容易对其影响作全面归纳，但有几点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像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一样，伞运也带来新的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政治团体，其中一些“政治素人”更在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和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有非常不俗的表现。第二，伞运未能争取到特区和中央政府在普选行政长官问题上作较重要的让步，一方面令社会上濔漫着一种无力感，另一方面也令社会运动激进化的趋势延续下去，同时社会运动内部呈现更明显的碎片化状态，民主运动的议程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第三，观察到伞运的过程和结果，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似乎确认了一种应对抗争运动以至社会上反对声音的强硬路线，政府没有尝试建立新方法以吸纳通过社会运动发出的声音，反而是通过司法制度和亲政府的反动员，对抗争行动进行更大力的打压。几种趋势交错之下，后雨伞香港社会出现了港独议题的冒起及政府对其作出的大力打压、抗争运动力量减弱、民意持续两极化，以及社会动员与反动员之间的对立的激化。
为何要研究社会运动？
伞运的影响和香港未来的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分析。然而若伞运是香港社会发展的一次关键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对这场运动本身以及其所处身的“社运年代”，自然需要有更多和更深入的理解。 其中，伞运持续了79天，几个占领区发生过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占领运动参与者在占领区内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实践和试验。事情的重要性、持续性，及其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伞运成为了香港学术界一时之间共同研究探索的对象。同时，由于世界各地在之前几年均发生过相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所以不少海外学者也对伞运非常关注。
为什么要对雨伞运动以至各种社会运动进行学术研究？纯粹从学术的立场看，希望了解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的研究动机。无论我们对社会运动的立场是支持、反对抑或中立，我们都会希望搞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进一步说，了解社会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答各种关于香港社会的重要问题，包括政治文化和参与的变化、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它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社会抗争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媒体如何塑造公共传播和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等。
在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不少研究者都是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甚至曾经是组织者。在香港，情况也是类近的。不过，这只是说研究者往往倾向确认社会运动本身是一种带动社会转变和进步的力量，那不代表研究者一定支持所有社会运动或抗争行动，更不代表研究者会为求对一场运动表示支持而扭曲研究方法和结果。无论如何，笔者相信，严谨的学术研究可以抵抗一些社会和政治力量对社会运动的抹黑，可以消除人们对社会运动的误解。当然，有时研究可能会展现一些关于一场运动的“不方便的真相”，甚至对一场运动的某些方面提出质疑，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研究结果，只要是经得起学术考验的，对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以至社会各方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发表有关社会运动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参与书写社会运动的方式之一。以伞运为例，运动一结束，市面很快就出现了一波跟运动相关的、较为新闻纪录式的书籍，学术研究出版则通常需更长时间；但从2015年底起，发表于各种国际学术期刊的关于伞运的文章，其实也已多不胜数。然而，无论是因为学者的工作习惯也好，当今学术界的游戏规则也好，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但面向公众的中文写作，并不多见。
笔者因为雨伞运动中的一些机缘认识本书的两位编者。郑炜和袁玮熙是非常出色的青年学者，近两年发表的关乎伞运的学术文章，已近乎是其他研究者必读之作。难得的是两位学者亦对学术研究的公共性非常关注。本书结集了多位学者的研究和思考结晶，其中包括马岳、谷淑美、李咏怡、叶健民等知名学者，也包括黄宇轩、王洁莹、李祖乔、邓键一等香港研究的生力军。此书填补了英文期刊论文和二三千字的报刊评论之间的空隙，对促进香港社会有关伞运以至各种社会运动的分析和讨论，必甚有帮助。
（李立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编者按】：本文是新书《社运年代﹕香港抗争政治的轨迹》的书序之一，端传媒经授权编修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