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宪政的代表人物贝淡宁（Daniel Bell）在最近一篇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无法再为当下的中国共产党提供执政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为现今叫这个名字的组织，既不相信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政党”，而更像一个精英统治集团。
尽管这一点已经成为各派心照不宣的共识，但是贝淡宁的建议——尤其是将“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精英联盟”——估计不太容易被这个集团接受，因为这种做法等于是将中共与其革命历史割裂，使自身的合法性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中共的合法性困境
中共之所以有这样的困境，部分原因在于它“承诺了太多”：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论天下大事，说中共已经找到跳出兴亡周期律的法宝，那就是民主。不管毛泽东是如何理解“民主”，这个词至少意味着，中共上台的合法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打下了江山”，因为“打江山”的合法性是一种经验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它依赖于某种偶然性条件——军事上的胜利。如果谁打胜仗就意味着谁可以统治，那中共不仅不能宣称它跳出了治乱的循环，而且它本身的统治也将非常脆弱。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发动文革，可以“同情”地理解为是对黄炎培及当初相信中共的民众的一种“承诺兑现”：他荒唐地相信只有这样的“大民主”才能净化共产党，让它再次回到人民群众中去。
进入邓时代，毛泽东的承诺对中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即使经历了文革的浩劫，也没有多少中国人真心想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该承诺——配上已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作为中共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存在；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发展”逻辑和毛时代的这一套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张力。
邓时代的中共的处理方式，一方面是将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部分和党建部分凸显，而贬抑其政治经济部分，这些部分，除非特意去读《毛选》，否则一般人是不会注意到的；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对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新诠释，毛时代的“均富”（经济民主），变成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不管是缓兵之计还是真心相信，这等于是作出了新的承诺，或者说用“共同富裕”的承诺来替换“民主”的承诺。
邓小平似乎是认为，“共产党＋市场经济”就可以避免使中国避开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泥潭：市场经济的弊端可以由政府来调节，政府的毛病由党来纠正，党员要是出现了腐化，还有纪委。然而邓小平的信念或者说预设错误，中国既没有避免贫富分化，共产党自身也没有避免腐败，更糟的是，权力和资本纠结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基尼系数远高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一个把持着经济的关键领域的利益集团。
通三统是死胡同
在上届政府的最后几年，中共内部已经开始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回归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几乎不可能是一个选择，其他的选项包括：
1）经由政治改革走向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通过选举上台重新确立合法性。
2）确保经济发展，继续做大蛋糕，安抚抱有期许的中下层；政治维稳，让引发不安定因素的群体闭嘴；做好宣传，用民族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凝结人心。
3）寻求新的意识形态。
可以相信，中共目前是采取第二种做法，但这种做法也有其脆弱性：蛋糕能不能做大，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维稳成本逐年攀升，给财政带来巨大负担；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因此，从几年前开始，中共一直在试探让儒家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从孔子像进入又撤出天安门广场，从习近平高调谈论和引用儒家，回头又启动“马藏”，可以看出中共多么小心翼翼，不愿触及意识形态的警戒线。
在这些官方动作之前，学术界早已有人在为此做理论铺垫，甘阳的“通三统”，丁耘的“儒家马克思主义”，都有为马克思主义通往儒家搭桥的嫌疑（只是丁耘近期又反水，重新站在左派的立场批判儒家未过河已想拆桥）。如果再看这一派人四处启动的学术工程，比如分析儒家的“大同”与共产主义的相似性，论证共产党的先锋队理论与儒家的精英主义存在关联，那这项野心不可谓不大。
然而这些努力并不成功——剪刀加浆糊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格义”往往停留在表面，忽略其理论背后的深意——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所谓的合法性学说并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往往受制于该学说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该政治共同体的历史经验和当下处境。
应该说，新左派、施派和大陆新儒家在反思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叙事方面，还是有一些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五个阶段论）破产之后，以费正清学派为代表的海外史学一度垄断了中国近代史的叙述。在觉察出旧有中国近代史的“西方视角”，并主张以“中国视角”来重修近代史这一点，新左派—施派—大陆新儒家确实提出了一些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也尝试以历史哲学来带动合法性论述。
可这些论述往往流于构思巧妙而论证不足，举例来说，刘小枫在《儒教与民族国家》里试图证明毛泽东主义与儒家的同构性，论据居然是毛读过王阳明，以及毛的思想和儒家中都存在“道德理想主义”；甘阳在《通三统》中力主儒—毛—邓三统归一，理由更加滑稽：他用一个未经广泛认可的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就断定邓时代的经济腾飞是奠定在毛时代的“地方分权”之上，再用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来证明儒家传统和毛邓时代依然是连续的。
相比之下，一些编外的儒生所提出的论证，倒更像正儿八经的“合法性重构”：共产党之所以有统治的合法性，乃因为毛的“反帝”，可以类比朱重八的“驱除鞑虏”，而“明夷夏之辨”，是儒家的“大体”。当然，这种说法仍有牵强之处，比如毛“反封建”的那些部分基本就被忽略了。而文革中孔坟被扒，“四旧”被破，这些儒生也只字不提。
在今年召开的中国文化论坛上，左派和儒家难以就新文化运动达成共识，由施派牵线搭桥的施左儒的联盟显露破裂的痕迹，这多少意味着“通三统”之路，是一条死胡同。
不讲道理的新儒家
如果说这种破裂只是一种瓶颈，瓶颈突破之后，裂缝就会被修复，那么，大陆新儒家在如何对当下的中国进行解释这一点，就完完全全陷入自说自话了。如果说当代的中国人已经不接受马克思主义，那么，以为他们会毫无障碍地接受儒家，那就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天真。
应该承认，毛时代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摧毁，一样是具有消极和积极两面。就消极面来看，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组织被尽数扫清，人变成彻底的原子化个体；就积极面来说，传统的习俗文化里那些压迫个体的因素，也被大量清除，或者失去了物质依附。
也正是因为如此，邓时代的中国人，有了夹缝中生存的“自由”，和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这些“自由”和“平等”是霍布斯意义上的而不是洛克意义上的，但它们是既定事实，无法倒退。大部分的大陆新儒家，包括一些施派，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清醒，他们要么不承认以上事实，要么不承认它无法倒退。像秋风这样的自由派儒家，居然还梦想着恢复“宗族制”，这样的妄想在消耗着儒家内部的资源和精力，有时让旁观者看得又好气又好笑。
即使排除这些妄想，大陆新儒家在几个现实的层面，依然没有准备好和现代社会接轨。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两个：文化多元与性别平等。不管是蒋庆的“国教论”，抑或秋风的“一种文教，多种宗教”，还是陈明的“公民宗教”，大陆新儒家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宗教在当代西方的处境，也没有能洞察以下事实：相比基督教，儒家的现代化程度更低。
（陈纯，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