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把政治儒学作为复兴的重心，大陆新儒家并不愿意将儒家限制在私人领域，而是希望其成为公共领域的“共享基础”，秋风在几年前就曾经展望说，未来，所有公共领域的论战，都要借助儒家的语言。
新儒家沒有女性身影
所谓的儒家复兴，如果建立在一群直男癌患者的自说自话之上，那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还是要被笑掉大牙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就算在现在的西方，基督教也不享有这样的地位，尽管美国总统就职会按着圣经宣誓，但在就同性恋婚姻问题展开公共论辩的时候，上帝的语言并没有占据着公共空间。回过头来，现在公开承认和隐藏起来的中国基督徒的数量，粗略估计可能是儒家信徒的十倍以上。大陆新儒家那种必然凌驾于基督教的自信究竟是哪里来的？
这里又涉及到第二个层面，也就是性别平等。对于港台新儒家来说，承认男女平等并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及其弟子的学说，是建立在心性儒学而不是政治儒学之上的，“三纲五常”如今是否成立，并不是他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但对于大陆新儒家，他们在面对这个不是想绕就能绕过去的问题时，表现出相当的傲慢和没有诚意。新儒家的齐义虎曾经在微博上说，“现在的女人，不愿意在家协助丈夫，却热衷于在外面给一个陌生的男人卖命”，招来一片声讨，他却不以为然。
大陆新儒家面对男女平等问题，大部分的态度是承认“三纲五常”有一定的道理，有的借助现代科学来说明男尊女卑有其生物学和人类学的依据，有的提倡以“家庭权利”取代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有的勉强承认女性有在外工作的权利，但是认为女性的天职还是应该在家相夫教子。其实我很怀疑，这样一种彻底反对男女平等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中国的女性接受？大陆新儒家开会，罕见女性的身影，能够和他们跻身同列的女学者，就更加是一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所谓的儒家复兴，如果建立在一群直男癌患者的自说自话之上，那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还是要被笑掉大牙的。
大陆新儒家如蒋庆一流，对这种“民意”上的东西时常嗤之以鼻，他之提出“超越神圣合法性”和“历史文化合法性”，就是为了抗衡“人心民意合法性”：基督徒人多又如何？他们只有数量上的优势！女性人口占一半又如何？她们又不了解天道！只有儒家的学说才真正代表了“天道”，代表了中国的“文化正统”。
蒋庆的这些说法，在不信儒家的人看来，根本没有任何说服力：儒家提不出任何有效论证来证明自身的学说代表“天道”（尤其是涉及三纲五常的那一部分）；基督教也是西方文化的正统，但是西方依然是“政教分离”，凭什么儒家就可以成为“王官学”？蒋庆能做的，无非是诉诸一种的神秘官能（就像元伦理学中粗糙的直觉主义者），以拒斥任何理性反驳，再通过歇斯底里的“鼓与呼”，上行通达共产党高层，使得儒家能登堂入室，取马列而代之。
左翼自由主义能做什么？
左翼自由主义不仅能提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有生命力的概念，而且也非常崇尚以“公共说理”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这是大陆新儒家所不乐意或者不擅长的。
在我看来，大陆新儒家这些失败的地方，也正是左翼自由主义大有可为之处。最近周保松在《21世纪》发表了《自由主义左翼的理念》，将他的“自由主义”理念讲述得十分清楚，但我所说的“左翼自由主义”是个“家族相似”的概念，要覆盖得更广一点。
粗略来讲，所有承认“个体自主性”和“平等尊重”为主要价值，并关注弱势群体权益的人，都可以称作“左翼自由主义者”。 在当今中国的各派政治思潮中，左翼自由主义是最尊重文化多元和性别平等的一支。
不惟如此，在贫富悬殊、族群冲突、LGBT权益等社会议题上，左翼自由主义也能提供最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种资源目前还处于“疏离化”的状态，也就是说，未完全被中国人了解和吸收，但随着一些公共议题强势地进入公众的视野（比如春晚节目里涉及的性别歧视），左翼自由主义的一些关键概念，比如“平权运动”，已经为一些公众所知，并通过一些自媒体得到推广。近日美国高院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裁决，已经在网络上引发相关问题的热烈讨论，一些左翼自由主义者的科普文章，也在网上广为流传。
有人会问：前面说大陆新儒家的学说是自说自话，难道左翼自由主义就不是？我要说，这正是左翼自由主义与大陆新儒家最不同之处。左翼自由主义的许多概念，尽管有其学术背景，但并不脱离时代生活：把“个体自主性”翻译成白话，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几乎当所有人想到自己的个人抉择遭到他人无理由的干涉时，心中都会油然愤怒，当女性意识到自己的穿衣、打扮、一举一动都要遵照社会大多数人（主要是男性）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也会生出“凭什么？”这样的反问，这就是“个体自主性”概念的生命力所在。相比之下，“三纲五常”就没有办法转换成对应的现代语言，也没法在大多数人那里引发想象和共鸣。
左翼自由主义不仅能提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有生命力的概念，而且也非常崇尚以“公共说理”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这是大陆新儒家所不乐意或者不擅长的。
在美国关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裁决出来以后，曾亦、张祥龙和蒋庆分别写了驳斥的文章，但都做不到用“以他人理性上可以接受（或无法拒绝）的理由”（所谓的“公共理由”）来论证自己的立场，不是诉诸权威（《礼记·哀公问》），就是引用充满形上学争议（“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的预设，甚至在论证未完全之前，就倒打一耙（曾亦以同性恋婚姻之“谬”来批评“现代婚姻建立在爱情之上”的这个“错误前提”，蒋庆以民主制度允许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来抨击西方民主制度，宣扬自己的“三院制”和“太学监国制”）。
反观左翼自由主义者林垚写的《同性婚姻的滑坡》一文，却以严密的逻辑反驳了对同性恋婚姻的几种滑坡论证，所用之理由，皆为理性之人所能接受（或无法拒斥）的公共理由，即使一个人不是左翼自由主义者，或不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支持者，也不得不在承认他论证的有效性（或大部分有效）的基础上加以回应。
左翼自由主義相信普通公民的理性
如若有幸，我们将不是为了“免于暴死”，而是真正地“以他人理性上可以接受（或无法拒绝）的理由”而互相承诺，并彼此尊重，协作共存。
又有人会质疑：能引发一般人的想象和共鸣，又愿意进行公共说理的，远不只左翼自由主义一家，即使拒斥大陆新儒家，左翼自由主义也并非唯一选择。对于前半句的，确实如此。比如我相信，一些保守主义的语言，也一样能把握住为一般人所认可的理由（如果儒家愿意抛弃一些不必要的包袱，也一样能提炼出这样的理由），甚至一些更为激进的派别，同样能提出这样的语言和理由。左翼自由主义者并不排斥其他愿意说理的派别的存在，他们甚至认为，只有在各派都能将自己所捕捉到的理由充分地陈述出来，并经过多番辩论，一个公共议题才有望得出让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但在中国的语境下，右翼自由主义动不动将民众视为“群氓”，将“民主”视为“多数人的暴政”，而列宁—毛主义者则轻易就以党的“先锋队”代表广大民众，只有左翼自由主义最相信普通公民的理性，最愿意诉诸“公共理由”来进行说理。在这个意义上，左翼自由主义有其他政治理论派别所没有的普适性。
回到前面说的“合法性理论”，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并不能仅仅依靠洗脑性的意识形态灌输，在理想情况下，是做到罗尔斯说的，“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运用，仅当符合这么一套宪法才是充分适当的，该宪法的要素是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均可根据‘能被共同人类理性接受的原则和理念’而合理地肯认的”。
前述的“公共理由”，就是所谓“能被共同人类理性接受的原则和理念”的具体化，是这些原则和理念在某个时代某个国度的特殊体现。“公共理由”并不先天存在，而是来源于每个民族自身的历史实践和公共生活。所以左翼自由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是一种“逆向合法性”，或者说“自下而上的合法性”，不是由统治者制定或选定一套意识形态，再把这个灌输给公众，以说明“为什么由他们统治”或“为什么被统治者有义务服从他们”；而是以被统治者理性上可以接受的理由，来论证“为什么由某些人来统治”。
既然身处霍布斯时代，原子化的个人倘若不愿缔结一个利维坦，那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通过公共生活的交往与论辩，创造我们时代的“公共理由”。如若有幸，我们将不是为了“免于暴死”，而是真正地“以他人理性上可以接受（或无法拒绝）的理由”而互相承诺，并彼此尊重，协作共存。
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左翼自由主义才有希望破除当今中国的合法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