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7日，军公教团体再次因为年金改革议题走上街头游行。这场堪称“2017年最后一场反年改抗争”的行动，并未吸引太多市民注目，毕竟这一年来，为了军公教年金改革议题，许多一生从未上街抗议的退休公职，在街头与警察冲突、追著总统蔡英文贴身陈情，甚至不惜阻挡世界大学运动会的选手进场，早已引来各式激烈的辩论与批评，到了年底，多数人对此议题早已疲乏，没有太大的讨论兴致。
另一方面，作为台湾经济发展基石的教育体制，在2017年走上了关键十字路口，让人才问题看来难见好转。牛津经济研究院在2012年发布的调查中曾预估，到2021年，台湾将面临全球最严峻的人才失衡。产业转型升级迟滞，难以提供专业人才所需要的薪资水平与竞争平台，让知识技术与创新能力开始丧失了源头活水，将会是恶性循环的起点。
在此时上路的年金改革，虽然试图平衡社会资源分配，却可能意外地让人才危机雪上加霜：因为“被年改”的群体中，包含教师。十万余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深受冲击。许多资深老师为了多存老本、补足退休后财务缺口，选择延后退休；许多等待“转正”的非正式教师，眼见取得正式资格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有人选择坚持等待，有人选择认输改行。台湾的教育现场，总体士气低落。而他们正培养的，是目前仍在中、小学的“00后”与“10后”。三十年后的人才危机，会否由此埋下不利的种子？端传媒今、明两日推出台湾年度专题，仔细检视年改问题喧腾的背后，“动摇国本”的台湾人才缺口问题。
代理代课教师“扛屎缺” 打击教学士气
早晨七点多，秋阳探头，台北仍在半梦半醒之际，蒋文衡已走下楼梯，关上租屋处的大门。他走到巷口的超商买了一个三明治，边撕开包装，边走向公车站。他今年29岁，自研究所毕业后，已在台北市某高中做了两年的代理老师，教的是“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