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很多外地人搭建的房屋上都有褪色的“拆”字。对于很多居民来说，与其说是一个临近的威胁，更多像是一个个假火警。但今年小雪节气的几天，这些火警仿佛同时起了作用，上百万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可能戛然而止，余下的是一个个灾区似的城市角落。与此同时，大量打工子弟学校、幼儿园都再次面临拦腰截断的命运。一场史无前例的“清理”和“驱逐”，令三十年来不断缠绕外地务工群体的噩梦终于发生，让北京的寒冬格外铭心刻骨。
学界研究移民问题的都知道，2008年被称为“城市化分水岭”（the urbanization divide）——不仅全球城市居住人口超过乡村，跨国界移民活动也史无前例地增多。那一年，我是康奈尔大学社会系的博士生，回中国做关于城市贫困的田野调查。在中国，到2008年为止，大约两亿多人从农村迁入城市，社会的组织结构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而户籍制度因为被其他制度性的寻租和政治政策依附着，无法被废止，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尽管人类社会存在着各样的歧视，但是在当下，很显然户籍制度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场域，直接提供了人们身份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
在中国社会最大的转型和变革中，可以用马克思一句话很好的概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曾经，提供人们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地缘和业缘、单位制，在20年前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却并没有提供给底层的劳动者一个归宿。拆迁不断，不变的是继续往北京外环扩展的外地打工者聚集区，和层出不穷的寻租手段。
2008年夏天，我曾与一位资深NGO人士马姐访问北京刘娘府附近的民工聚集区。马姐属于很早的一批移民，1981年就从安徽进京做保姆，后来在外地民工聚集区创办了一个打工妹之家，开展一些妇女和儿童的社区活动，让原本封闭在家中带孩子的妈妈们有个去处。马姐说，她从1982年到北京之后，搬了一百多次家。我记得和她一起站在社区的一堆拆迁瓦砾面前，她无奈地感叹说，“这里曾经生活过这么多人，但多少年之后，哎，谁会记得呢？”
民工子弟学校的恶性循环
每隔几年，北京就又开始一轮拆除外地打工者社区和农民工子弟小学的政策。民工子弟学校被强行拆迁已经不是新闻。我想到当年与很多NGO朋友们在密云区做公益夏令营时的那些孩子们，估计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了。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如何了，他们的孩子们现在又漂流到了哪片土地上？为什么这个群体的第三代，还在经历着与祖辈一样的不公正对待？
关于这个问题，至今很少有人注意到一种自我实现的发展逻辑：私立教育的制度限制（不许募款和登记），让民工学校不得不按“黑色市场”的规律发展。在一些民工群体中，没有教育背景和资历的商业投机者进入私立教育市场，让很多学校在设备、师资和管理上存在问题，不能提供有质量的基础教育。很多家长认为，一些学校甚至比不上农村的公立学校。官方因质量低下为由强拆学校，当然成了理所应当的。但正是同样一种自我实现的逻辑，不停重复着民工学校换场地重建、又被拆迁的剧情。
在1990年代，进城务工群体当中有一些在农村学校担任过教师职位的人（他们在凋敝的农村教育体制里的工资报酬一直偏低，很多是编制外的代课教师），因看到少数随父母迁徙的民工子女需要上学，而家长们又愿意支付学费让老师教授，就出现了最早的私塾式“流动课堂”。后来十年之内，教育需要越来越凸显，有一些教师们开始租赁场地，把教学规模做得大一些。然而，当这样的模式变成可见的收益机会时，便吸引一些缺乏教育理念或资历的人，也进入这个潜在的教育市场，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校长一般被称为“老板”，把经营学校作为一盘生意；有时一个家族的亲戚都可以靠一间学校全部就业。
而且，我在调研中观察到一个细节：每一间民工学校都会有一个零食小卖部，仅这一项收入就非常可观。在一些午餐比较寡淡的学校里，很多孩子更愿意花钱买辣条之类的低营养甚至伪劣零食。学校乐意经营，家长无心关注孩子在校的饮食质量，造成很多孩子营养不良。我在2010年与现暨南大学教授冯帅章合作的民工学校问卷调查项目中，设计了测量孩子身高体重的问题，也证实了这一点观察。
很多民工学校招聘来的教师们，工资都不会高于一般工厂工人。农村户籍的年轻人愿意考虑这样的工作，因为比工厂中流水线工人的“包身工”经历要自由一些。但他们很快也发现，“老板们”的苛刻、家族垄断、权力斗争，也让这些地方的人际关系变得货币化、贪腐，以至于令人窒息。民工学校教师们的流动性非常大，也成为家长们普遍的不满，因为孩子们往往刚熟悉一位老师，人就因为不明原因辞职不干了。长期以来，学生们对老师的尊重和情感依赖被切断，连课堂里的师生关系也变得冷漠，甚至常常敌对起来。因此，可悲的是，不管民工学校外部的制度管治，还是内部的管理，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无法改善。
民工子弟学校所在的社区也有很多对儿童健康的隐患，其中一个就是黑网吧和黑游戏室。孩子们一放学就会钻进一个他们都熟知的小胡同，掀开一家人的布门帘，在主人吃住摆设后面隔一个木板，就放着按小时收费的几台电脑或游戏机。
台湾大学教授蓝佩嘉对民工社区生态的研究，细致刻画出这些也是真实的人所生活的地方。而有人的需求，就会有市场。设置制度壁垒，只会将需求导入“黑市”。政府因其“黑”的性质，用强拆或驱散的方法，只能雪上加霜。正如一些新闻图片所呈现的，打工者社区有自己的生态环境，从餐馆、学校、小作坊、旅馆、职业和婚姻介绍所到娱乐设施，应有尽有。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写到的，这些由居民自发形成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不可抵挡的“自发秩序”，因为人们将生活需要和创造力都用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给这些虽然凌乱但真实有机的社区赋予了强大的活力。她批判一些僵硬的城市规划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可以制造出整齐划一的街道和街区，却无法复制社会交往的一种生命力。而用强制手段拆除这些社会交往网络，尽管是借助清理“安全隐患”之名，仍是一种对社会整体有害的、短见的做法。毕竟这些社会关系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机生长出来的，人们投入了他们的情感、梦想和期待。
移民权利与经济贡献
移民权利引发的讨论如今也成了全球政治危机。在美国，特朗普（川普）的移民禁令以及各种排斥性措施，激发大众发出各种反对意见，“移民是祝福，不是负担”的标语比比皆是。在全球，也大约有两亿人在跨越国界地迁徙。移民问题的复杂性涉及地理边界的冲突、国家安全、人权、国家主权、自然法和民法、公民权和社会伦理。
在不同社会制度中，一些想要为移民问题寻求出路的主张，都普遍基于一个被认为很强有力的根据：外来移民撑起了本地的经济繁荣，因此他们应该被接纳，不应被作为权利被剥夺的一个隐形群体。很多学者或权利倡导者会以此逻辑为移民的平权发出声音，例如说，因移民对本地经济做出了贡献，他们理应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上享有同等权利。是时候对这种思维进行反思了。
将移民的价值与经济贡献联系在一起，它本身不就是问题的根源吗？从何时起，人被作为一种资本，而一个人的价值也被等同于他或她所能生产出的经济效益？这点让人想到了E.P汤普森在谈论英国工人生活说到，“在工业革命最关键的几十年中，劳工完全被遗弃在历史上最有辱人类的一种教条——不负责任又毫无节制的竞争理论，几代人就死在这个摧残中。”移民权利的被剥夺，也是从人的物化（objectification）和资本化开始的。这是当人类社会进入一种以经济活动作为社会生活中心的秩序后的结果。移民问题的平权逻辑，需要从最根本上回到“人是什么”这个问题。
19世纪，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之后，西方文明经历了一场变革。欧洲从一个农业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如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有洞见地指出的：“社会的一切都被经济因素所约束。”当他抽离出自己的时代来看时，更忧心地评价说，这种以经济利益主导的社会秩序，是“只有在极少情况下被人类社会历史所承认的一种动机”。托克维尔也在研究《济贫法》的时候指出，工业化带来一种结构性的贫困，这将是很多国家此后要面对的一个持续问题。他甚至说，“在欧洲羡慕的那一副繁荣面具背后，一定隐藏着极大的悲惨。”
当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一概念时，曾在美国社会各界引起很大伦理争议。人可以被简化为经济生产力的单一维度吗？对教育的投入，只是为了增加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提升生产力吗？其实贝克尔提出的理论并不是新的，因为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指出工业生产力不仅依靠机器设备和资本投入，也包括人的生产能力。贝克尔的一点贡献在于，他从50年代开始用量化方法考察教育投入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到了今天，经济学家们都习惯于将人直接等同于劳动力，就是一大群没有面孔的工人，甚至只是他们数据模型上的那些数据点。
迁徙自由与权利逻辑
2009年夏天，我在上海郊区访问到正在冷冻食品厂打工的小康（化名）。这个与我同龄的江苏籍年轻人已经品尝过很多艰辛，换过无数份工作，从一个工厂换到另一个工厂，重复流水线上的工作。小康曾经想去南京试试运气，结果钱包被偷，露宿街头好几天，后来靠给人洗车赚了些路费，又回到了上海郊区他原来工作的工厂。2009年经济不景气，很多打工者都回乡了，所以他觉得能留下来，不管怎样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小康每天具体的工作，就是把流水线上一些半熟的冷冻鸡腿装箱。他说到一个让我听了就忘不了的细节：
“唯一不好的是，老板给的饭菜没有肉，只是素菜。”我问为什么。小康说，“是这个厂的规矩，因为老板假设每个人在装箱的时候，都会拿冻鸡腿吃。”我问他，“你有吃过吗？”他有些羞涩地低下头，然后笑笑说，“饭菜那么清淡，谁不吃啊？……就是得小心一点，被抓住要罚款的。”那两年，我听到过很多打工妹和打工仔的故事，但这一个是最让我心酸的，所以一直记得。
另外一个场景，是我在2007年夏天第一次进入上海漕宝路附近的一个民工聚集区。在那里，上海旧棚户区的狭窄空间又被木板分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的出租屋。做小餐馆生意的小贩在摊位上面又搭盖一层，可以和家人住。也有人把床铺（一般像个封闭的盒子）悬挂起来，用布隔开，外面就是卖小炒的厨房。我在这个狭窄的市场通道中穿行，眼光观察周围的居住环境。看到右手边一个房东正在和新房客谈价钱。年轻的打工者很犹豫地低着头，一看就是初来乍到的。我瞟了一下他身后的那个“房间”，有些吃惊，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一个房间，四五个平方米，像一个盒子，没有窗户，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凳子之外，只能站下一个人。我想像一下自己躺在那张床上关上门，就倒吸了一口气。房东试图在说服那个年轻人，一个月三百元这样的价格，在比较市中心的地方，已经很便宜了。
十年前与小康的那段对话和这个出租屋的场景，让我更想探讨关于人的尊严的维度。人是寻求自我尊严的造物，而平等的尊严是仅仅物质层面不能给予的。当我们在讨论给移民平等权利时常常忽略了对人尊严（human dignity）的讨论。诚然，制度性的歧视、社会排斥以及不平等工作权利，都会威胁人的尊严；但同时，打破这一切是否就能完全实现人的尊严呢？究竟什么是尊严？这又是一个回到人本身是什么的问题。
当我们谈到迁徙自由的时候，是否只用权利的逻辑就有足够说服力了呢？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为城市移民弱势群体呼吁平等权利的人，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反思的是，当我们谈论人口、教育不平等、拆校舍每一个话题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真实的生命，正如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醒我们注意到“劳动力”这个词背后真正的问题——“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同时也处置附在这个标签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的‘人’。如果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
（马丽，康乃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加尔文大学Paul Henry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