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于2014年开始每两年编纂“裙带资本主义指数”（crony capitalism index），首次公布的名单中，前三名是香港、俄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第5名，台湾第8名，中国第19名。2016年公布时已经将香港并入中国排名，前三名成为俄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第4名，台湾第10名，中国第11名。《经济学人》的衡量方法是找出需要政府特许执照并且容易垄断的十大产业，像是采矿、银行、水电与电信、房地产等，然后计算该国富豪的财产有多少来自这些产业，再根据占GDP的比重加以排名，当大富翁的财富越仰赖政府特许，就越可能产生寻租行为，利用政商关系从社会中获取超额利益。
裙带资本主义不同于贪污。贪污是政府官员利用公权力获取私人利益，贪污非法，而裙带资本主义经常是合法的，因此新加坡虽然政府官员极少贪污，却是世界上裙带资本主义最盛行的国家之一；中国是调查中上升最快速的国家，虽然部分受到香港并入中国的影响，但是也显示习近平的反贪对裙带资本主义并无效果。裙带资本主义与经济自由差别很大，经济自由是在确保财产权的情况下，商家得以不受国家干预，从事经济活动，固然香港长期被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列为世界经济自由度第一，但其裙带资本主义的程度也是举世最糟。香港与新加坡的裙带资本主义受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很大，《经济学人》认为这或许与两地土地稀少有关，以及中国与马来西亚对这两个转口港的影响，更何况香港向来轻忽竞争法（反托拉斯法）。
香港与新加坡的例子提醒人们除了政治民主之外，即使仅仅谈论国家经济治理，守法、廉洁与经济自由也远远不足。例如，香港天价的房地产除了《经济学人》所强调的土地稀少之外，由于香港的土地几乎全由香港政府租出或以其他方式批出，对土地出售的高度管制确保房地产价格维持高档，令富人受益。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也发现，香港的房价竞标明显受到操控，王于渐认为这是香港裙带资本主义造成缺乏竞争的后果。
当然《经济学人》的指标远非完美，例如政治人物亲友的事业并未包括其中，选取的产业也相当粗糙。再者，亚洲国家盛行以婚姻为政商关系铺路，政商二代的“自由恋爱”形塑于儿时政商小团体之间的人际互动，为日后裙带资本主义铺路，如陈柔缙在《总统是我家亲戚》中以讣闻详细爬梳台湾政商姻亲网络所示，台湾不仅早期特权利益为与两蒋有关的外省家族所垄断，即使到了李登辉主政时期，各大家族之间也透过联姻合组绵密的政商网络小世界。诸如此类的各国特色也未涵括在《经济学人》的指数中，因此研究裙带资本主义的学者多采用不同于《经济学人》的定义，我们在后面会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