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

重回历史现场:波斯、萨伐维帝国与当代什叶伊朗

一个现代的伊朗国和一个什叶伊斯兰的国家,这两种身份都是由16世纪的萨伐维帝国开始重塑的;因此若要理解当代伊朗,就必须从萨伐维时期开始探究,才能获得一个概观。

伊朗吉兰(Gilan)地区山边城市马苏莱(Masuleh)。

伊朗吉兰(Gilan)地区山边城市马苏莱(Masuleh)。摄:Arterra/UIG via Getty Images

顾朋

刊登于 2017-10-23

#旅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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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生活很多年了,每当我一提到伊朗,很多人会直接想到“波斯”。古波斯帝国的荣光、居鲁士与大流士这两位帝王的英明,随著历史课本的介绍已然深印于大家的脑海中。然而古波斯帝国虽然辉煌,但早已如尘土般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现在的伊朗与古波斯的关系相当淡薄;波斯在现在的伊朗只是文化和族群的代名词,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国名与国族都是伊朗。

再来,就是伊斯兰。很多人知道伊朗是穆斯林的地方,但却不太了解伊朗现在的伊斯兰是居于少数的什叶派,然后一提到何梅尼,多数人对他都抱有一种“极端革命份子”的刻板印象。

无论如何,一个现代的伊朗国(不是波斯)和一个什叶伊斯兰的国家,这两种身份是由16世纪的萨伐维帝国开始重塑的。此外,现今伊朗的领土范围也奠定于萨伐维时期。因此,若要理解当代伊朗,就必须从萨伐维时期开始往后探究,才能获得一个概观。

萨伐维帝国:从摇篮到荣光

12世纪时,塞尔柱突厥人入侵伊朗,许多说波斯语的族群为了避难,从呼罗珊与河中地区往西南方迁徙,部分来到伊朗北部濒临里海的吉兰(Gilan)地区。这波难民潮中包括了一位苏非导师札希德(Sheikh Zahed Gilani)的祖父,札希德本人后来即出生于吉兰地区,并在当地创立苏非道团。不过札希德在伊朗历史上的重要性,就是他后来将其女儿嫁给其门生萨非阿丁(Sheikh Safi-ad-din Ardabili)。萨非阿丁后来继承其岳父的道团,并将之改名为“萨伐维耶道团”(Safaviyya),此即日后叱咤风云之萨伐维帝国之国名的由来,而萨非阿丁亦被视为萨伐维帝国的先祖。

再从地理上来说,吉兰可谓萨伐维帝国的发迹地。这样一个孕育出大帝国的地方,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从中亚到伊朗,气候多半属干燥的大陆型气候,唯有吉兰地区因地邻里海,水气较多,地表景观主要为高山和森林(而非大陆型气候下的广袤沙漠)。此种地表景观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避难所,极度适合反中央政府份子以及一些非主流份子(如密契主义的苏非道团或什叶派)的窝藏。萨伐维帝国的开国君主伊斯马仪一世(Ismail I),在其童年之时亦曾为了躲避白羊王朝(Aq Qoyunlu)的追捕而栖身于吉兰地区数年。

待到萨伐维的第三个君主阿拔斯大帝(Shah Abbas)将帝国首都迁至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Isfahan)后,我们可以看到,与前述吉兰的高山森林对照,伊斯法罕四周一望无际的平坦沙漠景观,绝对更适合作为一个成熟帝国的首都选址处;所谓山林易于躲藏,平地易于控制。这是个很有趣的对照。

萨伐维对伊朗的重塑

伊斯兰在西元7世纪才随著阿拉伯人的军队传入伊朗。自阿拉伯人与穆斯林进入伊朗后,伊朗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即分别成为纷至沓来之各个帝国的领土,而那些帝国各具有不同的身份认同。一开始是在身份认同上以宗教为主的伊斯兰帝国(乌迈耶[Umayyad Caliphate]和阿拔斯哈里发朝[Abbasid Caliphate]);接著是属于异族身份的突厥帝国(伽色尼王朝[Ghaznavids]、塞尔柱、帖木儿)和蒙古汗国(伊儿汗国),这些异族政权的统治者有些尽管在后来已本土化成为伊朗人(其身份认同转变成伊朗),但整体而言仍不脱其外国/异族的色彩。

西元1501年,伊斯马仪一世以大不里士为首都,自立为王,由此揭开了萨伐维帝国的序幕。萨伐维帝国赋予伊朗两种身份认同:一是伊朗认同,此认同在过去的千年中早已被伊斯兰与突厥因素破坏殆尽;二是对什叶伊斯兰的认同,萨伐维将什叶伊斯兰订为国教,此举令伊朗在其周遭的顺尼伊斯兰邻国的环伺下,成为国际孤儿。将伊朗从顺尼转变成什叶国度的过程、以及在突厥部落之间重新将伊朗形塑成具有伊朗认同之国家,这两件事皆为伊朗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捩点。

萨伐维在宗教上的做法是非常激进的。其强迫当时的伊朗人选择伊斯兰的另一个版本:什叶(Shiaism),此举令从未涉足政治的什叶教士普遍地加入政府的权力实体中,而参政的什叶教士再反过头来试图合法化统治者的地位。他们用以合法化统治者的因素包括“统治者是伊玛目的代理人或阿拉的反影”等等。日后,这些因素即渐渐发展成教士与宗教人士的领导权哲学。当今伊朗的政治主要就是以教士的权利为基础来统治社会。然而先前的什叶教士原本是相信“统治权乃属于弥赛亚的,是由神所允许与备妥的”。

另一方面,当伊朗的边界成为什叶伊斯兰(所谓“什叶派”)的边界时,“我群”(顺尼)与“他群”(什叶)的分别就出现了。此种分界对于重新打造伊朗人的认同大有裨益。长期以来,“伊朗认同”被打压、消融于更大的伊斯兰社群“温玛”(Umma)中,如今总算有机会借由派别的分野,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重建回来。我们如今在当代伊朗中所嗅到的任何一丝民族主义的味道,正是从萨伐维时期开始重塑的。有趣的是,这两种认同——什叶与伊朗民族主义——彼此间可能是互斥的两个概念,但在过去的五百年间,伊朗人却思索出使之合作无间的方法。

我们此次的旅程将按照萨伐维帝国的发展进程与年序先后来走,伊朗的吉兰地区正是我们所要拜访的第一个区块,拉希詹(Lahijan)的苏非导师札希德之墓(Sheikh Zahed Gilani's Shrine)是我们在吉兰地区参访的重点。一离开吉兰,我们便开始进入伊朗的亚赛拜然(Azerbaijan)地区,包括拜访位于阿尔达比勒(Ardabi)的萨伐维帝国先祖萨非阿丁的陵墓建筑群(Sheikh Safi al-din Khānegāh and Shrine Ensemble)、以及萨伐维的第一个首都—大不里士(Tabriz)。之后,我们会进入在历史上被称为“波斯的伊拉克”(Persian Iraq)的伊朗中部,包括萨伐维的第二首都加兹温(Qazvin)及第三首都伊斯法罕。其中伊斯法罕乃举世闻名之城,阿拔斯大帝将之建立成帝国荣光的象征,“伊斯法罕乃世界的一半”(Esfahān nesf-e- jahān ast)更是伊朗人耳熟能详的名言。总之,借由在此旅程中到访伊朗的这三大区域,我们几可对萨伐维在近代伊朗的角色有个全盘性的了解,然后当行程最后拉回伊朗现在的首都德黑兰时,也就更能理解当代伊朗的发展脉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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