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七暴动，仿似一个罗生门。
由于历史资料匮乏，自1967年爆发以来，50年来许多真相一直悬空，不少说法未能考证。对于一些重要疑点，左派有左派的说法，警察有警察的理据，群众有群众的见证，许多事件细节，就算学术界也不能得出定案。他们没完没了的争拗什么？“真相”与“真相”之间又存在什么落差？端传媒为此罗列了八大待解之谜，为大家一一讲述。
一、周恩来是香港罪人还是恩人？
中共建国后， 周恩来指示香港事务，对港奉行“长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政策。在政治局势极为混乱的六七暴动期间，作为最高领导人之一，周恩来是全面知情、遥控暴动的决策者？抑或挽救香港、制止灾祸蔓延的救赎者？
不少人或有粗略印象，认为“六七时期”香港左派与内地沟通机制失效，周恩来对香港的情况不知情。然而，根据《消失的档案》导演罗恩惠获得的吴荻舟先生《67笔记》发现，当时有外办、外交部同中央调查部人员组成“港澳联合办公室”，吴荻舟担任“群众组组长”，负责和香港联络，遇到重大问题，即时向周恩来秘书钱家栋报告，这意味着，即使周恩来面对中央文革及造反派的冲击，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但他对香港暴动情况仍然有相当掌握。
那周恩来的取态如何？从劳资纠纷，到罢工罢市，再到炸弹浪潮，他的角色有变化吗？
根据陆恭蕙《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歴史 》（《地下阵线》），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通过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传送指示到香港，文化大革命不会扩大到香港， 进行任何革命行动将毁掉中共长期在香港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但文革冲击了中国外交事务，外事革命领导小组夺了负责香港日常工作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权，中央文革小组成为直接监督中共在香港活动的顶头上司。尽管周恩来仍在其位，但香港的左派不确定他是否仍完全掌握香港事务。此时，周恩来面对被赶下台的政治威胁，非常谨慎，不谴责香港的左派，试图对暴动既鼓励又抑制。另外，他亦专门下令在外交部设立香港事务专案办公室，以监督、影响香港的决策。
根据张家伟的《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 新蒲岗事件爆发后，周恩来认为中国政府对港英镇压行动作出反应是必要的，但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文斗，不要搞武斗。”而在5月22日港英警察殴打在中环花园道左派群众后，周恩来向赴京请示的新华分社曾派副社长朱曼平透露，香港左派的行为是“迫中央上马”，显然周恩来不想发动斗争。
不过，文革学者余汝信在其专著《香港，1967》却认为，周恩来的态度内外有别，内部讨论与自己对外以及官方对外的态度都有距离，整个案件处理过程曲折。与上述周恩来内部谈话的态度相对，5月15日英国代办处门前三天三夜的百万人示威，以及5月18日十万人参加的“北京各界革命群众愤怒声讨英国当局迫害我香港同胞的暴行大会”，都是由外交部建议，周恩来批准进行的。周恩来更亲自参加了5月18日的大会。
6月3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的社论又是一例。这篇著名的社论经周恩来修改后批准发表，提出左派“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又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誓作香港爱同胞的强大后盾 ”，这篇大大鼓动香港左派的声势，左派阵营据此更认为北京支持他们，甚至随时收回香港。余汝信共列举13个有关周恩来在“六七”的斗争活动和指导性意见，印证“北京介入香港斗争，是周恩来领导了整个过程。”
其后，六七期间炸弹浪潮席卷全港，全城陷入恐怖境地，周恩来是碍于形势，默许这些行为，还是支持执行，未有答案。不过，不少材料都指出，周恩来曾经阻止更暴力的解放军南下，避免香港提早“回归”。
《新晚报》前总编辑罗孚先生曾引述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周恩来在最后一分钟才阻止四人帮派军队进入香港。
1997年，中国的《党史纵横》档案亦披露，7月上旬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成员等人，一致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立即收回香港，结束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决议。到了8月20日，陈伯达工作领导小组完成了各项布置和计划，决定动用两个师进攻，同时还组织3000名干部随军进港，随时准备接管港英各部门。此时，周恩来联名朱德、陈云等多名老同志，写信要求毛泽东暂停收回香港，最后意见被接纳，拯救香港于战争边缘。
八月是“六七”的关键月份，中共外交部被“造反派”夺权，而港英查禁左派外围报刊《田丰日报》、《香港夜报》和《新午报》。就此，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照会。限期到后，红卫兵放火毁坏英国驻京代办处，殴打驻华代办。对此，周恩来极为愤怒，痛斥“造反派”负责人，并向英方道歉，乘机扭转了政治风向。
六七暴动怎样终结？根据江关生的著作《中共在香港——下卷（1949-2012），不少左派中人都口径一致赞扬周恩来力挽狂澜，特别提到年底周恩来把香港工委的负责人全数召回北京开会，收拾残局，“在香港，不要搞真假炸弹，这对人民有害，对港英无用；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罢工。”
为何突然刹停香港的暴动行径？当中又有何考虑？这些至今仍是一大问号。
“六七”持续8个月之久，在这样极端的政治形势下，周恩来的角色关键而复杂。他在不同场合的表述反覆，既批准斗争行动，又曾阻止军队。究竟他在不同事件的角色为何，取态有没改变，在中共内部资料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留下一大疑团。
二、六七政治犯在白屋遭受虐待？
暴动期间，有52名左派要员未经审讯，被扣押到摩星岭集中营（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一年多。他们在扣押时的生活究竟如何，似乎都是一个谜。
1967年7月18日，香港华人革新协会永远名誉会长蔡渭衡被关进摩星岭集中营。他获释后在《明报》撰文说，每人均被囚禁在狭小密封空间，墙角有强风机，天花板是一盏大射灯。蔡渭衡忆述，“整天不停的哗啦啦机声”加上“眩目刺眼的灯光”，使人“难以入睡，在那里分不清白天黑夜”。
他续称，单独囚禁的政治犯与外界隔绝，“三面墙上都装有窥镜”。房间里没有厕所，很多犯人逼于无奈在房间里就地解决。另外，集中营的膳食也很折磨恶劣，“夹杂着沙石的米饭、臭咸鱼仔及半杯茶”。
但有些政治犯却不认为摩星岭集中营是如此不人道。
前中共地下党员、暴动时任职水务局华人职工会理事刘文成，在1967年8月1日被关进集中营。他在自传里，虽然同样指震耳欲聋的抽风机和刺眼的灯，但刘文成说他们并非过着毫无人道的生活。他记得他们每天有15分钟的放风时间，两个人外出的时间可长些，“到后来全部五十二人一齐放风，很热闹，有节日就和艺人一齐大合唱革命歌曲庆祝。”
刘文成又指，政治犯家属可以来探访，“好像每两个星期或是一个月可以探一次”。家属们每次都带大量水果给他们，“一天我们可以吃三至四个橙”，他甚至记得当时有守卫跟他们说，住在集中营“酒店还好，有人帮你洗衣服，大小便又有人看管。”
三、1967年4月 —— 人造胶花厂工友被压榨了吗？
4月13日，新蒲岗一家较有规模的人造胶花厂爆发劳资纠纷，到了5月，纷争更燃起暴动的苗头。
厂方当时颁布十项新厂规，包括取消三班制加二津贴；将可获加10%奖金的标准，由每期（半个月）的120元增至160元，两期工资不到160元即被开除；不准无故请假，请假后不留机位；如非正常坏机将被处分等等。
颁令后，有工友大为不满，认为资方压榨员工，开始怠工。资方与部分工人交涉不果后，于4月28日以“收缩生意”解雇了92名工人，并在翌日关闭了西环总厂和新蒲岗啤机部。被开除的工人留守新蒲岗大有街工厂，持续到5月初，气氛持续升温，剑拔弩张。
左派一直指责资方无情，并且得到当时不少舆论支持。例如香港大学校园刊物《学苑》便批评，“资方的手段迹近剥削，而且绝对无理。这种剥削情形的存在，实在是香港的一个大污点。”
但当年一些记者和工人有不同的说法。
根据《明报月刊》1967年7月号，记者走进工厂实地采访后发现，工厂啤机部倘若维持正常效率，每期薪金最少可达200元，最高至400元，故此有意见认为新例要求员工两期资金达160元，并非苛刻。
另外，工厂非左派工人说，以往资方管理宽松，部分工人因而懒惰成性，每天仅工作数小时，生产额不达预期，资方未能定期交货才决定订立新例。
资深传媒人张家伟在其专著《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都引述了人造胶花厂一名高姓工人的话，他说“我们老板顶好了，工资顶高，福利顶多”，而且他发现厂内很多机器顺坏，“损坏的地方，本来并不容易损坏，证明受人蓄意破坏机器”，所以新例仅用来对付厂内少数“懒做贪吃”的害群之马。
四、1967年5月 —— 警方介入新蒲岗劳资纠纷，暗藏阴谋？
5月4日开始，警方开始进驻新蒲岗大有街。
随后两天，劳资谈判破裂后，厂外愈发紧张。5月6日，厂外工友阻止厂房两辆大货车出货，示威工友萧剑辉声称被管工孔彪踢伤，群情霎时汹涌。有人在扰攘间，乘乱从后面咖啡档扔掷铁折椅入人群中，场面迅即失控。
防暴警察见状到场，封锁邻近街道，并跟在场工人发生冲突；封锁线外的数百名工人瞬时鼓噪，不住投掷铁罐、玻璃樽。按《明报》报导，“防暴连”最后拘捕了21人，同时在混乱中打伤多名工友。
大有街这场警民冲突顿时成了全城焦点，各大传媒纷纷以“大有街突起骚动”、“九龙的暴力”（Violence in Kowloon）起题。
而问题来了，为何一场劳资纠纷，会顿时变成大型警民冲突？
在左派眼中，警方忽然介入新蒲岗这纷争，是有计划，有预谋，是港英政府与资方精心策划的“血腥镇压”。
当时有说法指，人造胶花厂东主跟警方总华探长吕乐同属潮州同乡，是当厂方一陷入麻烦，便会马上得到警方撑腰，然而说法来源一直未能考证。除此之外，左派外围报章《香港夜报》则听闻警队中有人收了资方贿赂，因而动武打压工友是份外用力。
不过，其他媒体如亲港英政府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就认为，警方突然介入新蒲岗劳资纠纷，并不如左派认为是警方与资方狼狈为奸；他们指，澳门爆发“一二·三事件”、澳葡政府其后管治威信扫地后，港英政府担忧步澳门后尘，特别看到香港左派在工潮中跃跃欲试，仿佛密谋挑战政府权威，港英以防万一，才介入新蒲岗纠纷。
五、 1967年5月 —— 花园道的“血腥镇压”是伪装出来的？
新蒲岗人造胶花厂的警民冲突发生后，左派斗争意识日趋激烈。5月17日，各界斗委会共17名代表到中环港督府递抗议书，以及要求跟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见面被拒，及后一天抗议持续，惟港府依旧不答应见面。到了5月19日，抗议规模扩张，逾千名左派学生、工人、机构成员手持《毛语录》，轮流到港督府呼喊语录内容、口号，并贴上数以百计的大字报。
面对左派示威，政府一开始冷处理，表现退让克制，对左派人士的举动没太多控制。不过，随着左派声势越见浩大，港府当局渐渐失去耐性，到5月22日，流血冲突终再次出现。
早上10时许，百多人的左派小队途经花园道口时，被那里布防的防暴警察阻截。僵持了约20分钟后，左派队伍执意前行，冲突于是一触即发，警察挥棍殴打、拘捕示威者。示威者不少头破血流，染红了花园道，是为“五二二事件”。
但有争议认为，这场大规模的流血场面，是左派的伪装。
在港英政府的描述里，这些画面是有预谋的做假。事后，政府新闻处如此描述冲突场景：“整个（左派）队伍熟练地立即倒作一团，被安排在队内中之女子开始表演用血涂他们的脸孔。当『伤者』从他们袋内取出他们为此目的一直带着的绷带时，这出假剧达到最高潮。”政府一直强调，左派脸上的血迹是红汞。
但对此，左派矢口否认。传媒人张家伟另一“六七”专著《伤城记》采访了当日带队、时任三联书店副经理萧滋，他没有看过任何示威者在“演戏”：“我当时看不到有人带绷带红汞，何必那么低劣？”
除了左派，当时驻守港督府的警员陆启鎏都指，确实有左派群众带红汞，“但不能说这是乔装作假，这是救急用品。”
可是张家伟透露，有一位曾任职左派招商局的员工告诉他，他与同事收到公司指示前往港督府抗议时，皆有带备红汞。上司事前跟他们说，一旦与警察发生冲突，立刻把红汞淋在身上，“制造港英镇压的『证据』”。
那么真相如何？还等待着更多考证。
六、 1967年7月 —— 沙头角枪击事件：谁射杀香港警察？
1967年7月8日早晨，香港境内的沙头角边境警岗有群众聚集叫嚣，警方以催泪弹及木弹驱散，其后300人倏然从华界闯入英界，以机枪攻击警岗，双方爆发枪战。内地武装分子一度将警员围困，港府急调驻港踞喀兵（Gurkhas），双方对峙至傍晚平息。
这次事件酿成5名香港警员殉职，12人受重伤，左派报章则指中方1人死亡，8人受伤。然而，究竟枪击为中方哪个级别的人员所为，一直未有定论。
当时的港英官方公布，“未见敌方有任何穿制服的人员参与这次射击行动”；署理港督祁济时（Michael Gass）则认为中方边境好战的村民（包括民兵）挑起，行动获地方当局批准；而香港警方政治部《对边境安全的外来威胁的评估》则指沙头角斗委会潜逃内地的成员发动袭击，驻守边境的解放军默许中方民兵攻击英方边境。
但根据中方资料、文革学者余汝信在其专著《香港，1967》分析，中国外交部会议里两次提及“我边防哨兵”，指出中方承认在边境冲突中动用了军队，不排除是小规模的边防部队。2013年，原广东省军区守备部队参谋亦在《深圳文史》中披露，参与沙头角枪战既有中国民兵，亦有解放军7085部队，进一步证明了解放军参与其中。
七、1967年8月 —— 林彬之死：谁执行“锄奸突击司令部”的暗杀令？
1967年8月24日，商业电台主持林彬与堂兄弟林光海在早上驾车离开九龙窝打老道寓所，前往九龙塘广播道商台上班途中遭到伏击。三名“修路工人”突然截停车辆，投掷汽油弹，二人烧至重伤，林彬翌日不治，林光海则在六日后伤重身亡。
林彬生前曾主持电台节目《大丈夫日记》及《欲罢不能》，嘲讽抨击左派，长期收到各种恐吓。
林彬被焚烧的当日下午，左派报章《新晚报》刊出自称“锄奸突击司令部”的匿名者发表的公告，声称凶手“应港澳爱国同胞的要求”，已“执行民族纪律”，“将林逆正法”。
“锄奸突击司令部”到底是谁？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未有解答。社会主流认为是左派所为，但左派从未公开承认罪责。自称前中共地下党员、前学友社主席梁慕娴曾在《立场新闻》撰写《回忆林彬兄弟惨案》，说凶手为某间商会斗委会属下的“战斗队”所为，而其中一名成员后来移民澳洲。
张家伟在《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就指出，一位来自福建、毕业于左派学校的20岁许姓人士，曾向同乡表示自己杀害林彬，事后逃到福建南安市官桥镇老家。
真正凶手是谁？这至今仍为悬案。
八、1967年8月 —— 北角清华街炸死两姐弟，是左派做吗？
1967年8月20日，8岁的黄绮文及其2岁（或有称3岁）的弟弟黄兆勋，在北角清华街误触土制炸弹惨死，全城哗然。警方悬红二万五千元缉凶，而立法会非官守议员简悦强甚至建议政府对放炸弹者，处以死刑。凶手至今依然未落网。
社会主流均认为，炸弹是左派中人放置的。自7月12日，大埔戏院街大埔乡事委员会一枚定时炸弹爆炸后，左派便在城内不断放炸弹，而左派报章更称许此等行为。比如《大公报》在7月27日的报导就形容炸弹为“惩港英炸弹”，“爆炸声大长港九同胞的志气，大灭港英法西斯的威风”。
而诡异的是，当清华街两姐弟被炸的消息一出，全港报章翌日皆有报导此轰动惨案，唯独《文汇报》与《大公报》只字不提，令凶手为左派中人的嫌疑色彩更浓。此事为六七暴动的转捩点，群众转向支持港英政府。
多年来，左派闭口不谈。近年开始，部分左派人士图为事件翻案，否认是他们所为。
比如2010年，由六七少年犯组成的“六七动力研究社”就在其网页指出，那个炸弹既没标注“同胞勿近”，清华街又为“掘头路（盲巷），完全不符合左派摆炸弹的条件”。
另外“六七动力”又强调，当年清华街一带是“左派机构的宿舍所在地”，炸弹放在车头盖上，而“该车停放之处恰是当年新华社领导宿舍外面”，所以他们觉得左派不会刻意在那里放炸弹伤害自己人。
曾任职《文汇报》的周奕也在其2009年出版的专著《香港左派斗争史》提出类似的质疑：“为什么要把辛辛苦苦搞出来的炸弹冒险摆放在该处？”他认为“在这里放炸弹只会伤及无辜，如此做法只会招来居民的反感，对谁有利？答案只有一个——港英。”
多年来被主流定性了的清华街惨剧，近年部分左派力图翻成悬案。
参考书目： 张家伟：《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 张家伟：《伤城记：67那些事》（香港：火石文化，2012年）； 余汝信：《香港，1967》（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2年）； 陆恭蕙：《地下阵线 : 中共在香港的历史》（香港 : 香港大学出版社，2011年）； 周奕：《香港左派斗争史》（香港 : 利讯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