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0年前的5月，香港发生了一场为时8个月，出现逾千个真菠萝（土制炸弹）、造成51人死亡、八百多人受伤、近二千人被检控、受影响人数以万计的左派暴动，一直被认为是香港战后历史走向的分水岭。50年后的今天，官方依然讳莫如深，民间各方则竭力寻找当年的资料和亲历者，当中有人希望获得平反，有人希望还原真相，有人希望对抗遗忘……六七暴动研究者、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健民将一连三天，于《端传媒》分析六七暴动中的英方因素，为历史补遗。
六七暴动，是香港本地左派力量的总动员。当年“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就是由差不多所有左派组织的头面人物倾巢而出，走到前台而组成的。 六七暴动对爱国力量的其中一个伤害， 就是把自己的底牌全无保留地揭了出来。资深的爱国人士吴康民便曾批评，这场斗争令很多低调地从事群众工作的左派人士也要粉墨登场，暴露了身份。但暴动之后，这些“左仔”却为社会主流所排斥孤立，这对之后数十年爱国力量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不过，无论如何，六七暴动期间左派有力与港英周旋超过半年，反映出他们在1960年代中期，已拥有一个相当雄厚的社会基础。这一方面是中共在香港数十年苦心经营的成果，但港英长期以来对民生困苦的漠视态度，也为左派势力提供了一个有利于扩张势力的空间。
中共自建党以来，一直利用香港作为一个重要据点，以逃避国民政府的迫害，并乘机扩展势力。港英政府对共产党在港的活动自然全面警惕，但究竟中共有多大实力，始终没有很准确的掌握。但1948年政治部在一次行动中，却搜获一份本地左派组织文件，揭示出中共在港的完整架构。
从这个组织图可以看到，中共在解放前已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整全的社会网络。而政治部根据这份搜获的文件，亦整理出中共在文教界的实力分布：紧密控制的学校有43间、成功渗透的学校有82间，直接拥有报章有6份、出版社11个与印刷厂8间，另外也控制了23个文艺团体。而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于1948年在港成立，亦令港英更加不安。这个拥有35个属会、会员数目近三万的组织的出现，象征着左派在港实力已经甚具规模。港英面对这些发展，自然如坐针毡。这种焦虑，充分反映于英方官员间的对话中。1948年11月，港督葛量洪对当时形势，便有以下判断：
“在香港的共产党及左派分子近来表现兴奋，行为也日见张扬。他们已不太在意要掩饰身份，而对学校的渗透亦不断提高。有证据显示，不少老师向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并鼓励他们返回中国去参与游击队，以抵抗南京政府。”（注一）
对此，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钟斯（Arthur Creech Jones）也对局势作出了最坏打算：
“我们相信，假如共产党可以成功在长江以南发动攻击，将会为香港带来新一轮的难民潮，这些人当中大有可能会夹杂不少共产党员及已向中共投降的武装分子；工联会亦有可能会因而受到鼓舞，从而发动局部或全港性公共服务行业罢工，并会以其他破坏秩序行动以作配合。”（注二）
港英政府面对这些挑战，作了多手准备。作为最坏打算，它积极草拟了撤退计划，详细列出优先撤走的重要人员名单、集合地点等全面流程。同时，港英政府也进行了大量法律修订，试图全面收窄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空间。例如《教育（修订）条例》，便赋予港督会同行政局封闭学校、解雇老师以至禁止任何人从事教学工作的权力。1949年2月，港府便曾以此例关闭达德书院。港府又加强对社会团体的控制，要求所有社团必须注册登记，并禁止它们与外国政党有任何联系。市民的示威、集会、罢工等权利，亦同时受到更多限制。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每名香港市民都获发一张身份证，以加强社会控制。总而言之，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港英面对中共的威胁，处于全面戒备状态，绝对不敢掉以轻心。
港英长期漠视华人社会苦况
对港英来说，可幸的是，解放军在1949年并没有操过罗湖桥，而中共建政后也继续容忍英国在港的殖民统治。但是，中共在港的势力在往后十多年，不断扩张。到了六七暴动前夕，它的实力较诸40年代时，又进入了另一个新台阶。这种快速扩张，当然与中共成功的渗透部署和庞大的资金投入有关。但更重要是，这也与港英长期以来对华人社会和民生苦况的冷漠态度，有着莫大的关系。
对于英国政府，香港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它的天然资源，当年这个人迹稀少的渔村，本来就没有什么具价值的矿藏物产或者稀有农产品。这个殖民地的作用，纯粹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可以作为英国人进入中国市场的中途站和跳板，也方便各国商人在此以英式法律处理各种合约程序和纠纷仲裁。因此，英国并没有需要如在其他殖民地般，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建立一个庞大的管治机器和积极介入当地社会，以便榨取当地天然资源。
所以，英国在香港开埠以来的基本态度，就是只求维持基本管治和尽量避免干预华人社会生活。为数甚少的英国人生活在这个言语不通、文化迥异的殖民地当中，大致以一种自我隔离的状态生存，华洋社会间的交往，亦因此相当有限。事实上，港英政府也对华人领袖的忠诚，抱有怀疑。蔡荣芬教授便对这个现象有过如下分析：
“香港殖民地的处境，令到本地精英领袖陷入了一种错综复杂、模棱两可的关系网络之中。香港地理位置邻近中国大陆，两者有密切的社会、经济以及血缘联系，使到在殖民地生活的华人暴露于大陆官员的影响和控制中。广州政府和港英当局，同时要求这些华人领袖效忠。这些本地精英，必须同时讨好两个主人，所以总是左右为难，但这却无碍他们借此从中取利的意图。”（注三）
上述种种原因，令港英无意介入华人社会。所以开埠早期，殖民地政府对赌博和吸毒这些社会歪风爱理不理，而长期以来也没有拿出决心去根治贪污问题，因为它相信这些都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文化传统”，不应由外来政权插手管理。这种心态，也充分反映在福利及社会政策上。一直到二次大战前，本地人的社会支援，几乎处于一种近乎自给自足的状态，又或者只能依靠教会、慈善团体如东华三院、保良局等予以救济。宗亲会、同乡会也成为不少初来甫到的人的救生圈。
二战后港英对增加福利开支犹豫
港英这种对华人社会爱理不理的态度，到了二次大战后，已经难以维持。战时香港沦陷、英国人落荒而逃的场面打破了“白人优越”的神话，英国人在重光后需要有所作为，去挽回港人对它的信心。同时，战后的十多年，也出现了一个重大挑战，令它不得不反思政府的角色。香港的人口，从1945年的六十余万，在短短的20年间，暴升到约三百五十万。大量的人口涌入，令原本已捉襟见肘的社会服务更受压力，市民生活也变得更加困苦。
然而，港英却并未有马上大幅增加公共开支，其中一个原因，是财政负担的考虑。因为维持收支平衡，是它减低伦敦对港干预的重要手段。事实上，港英在这方面一直表现卓越，在战后很快便恢复财政平衡，也对伦敦没有太大的财政依赖。亦因为这个原因，伦敦后来也停止对殖民地的财政预算事前审批的要求。
港英对增加福利开支犹豫不决，还有另一个中国因素的考虑。战后香港人口的暴涨，有相当部分是沦陷时逃到内地避难的人回流和后来的自然增长，但更多的是要逃避大陆政治混乱而跑到香港的难民。中国50年代的大跃进和之后的三年饥荒，促成了这种逃亡潮。港英的考虑是，假如自己投放更多资源去改善福利，一来这个恐怕是无底深潭，更重要的是这可能会反过来吸引更多大陆人跳过来，令问题更加恶化。所以思前想后，即使港英在50年代末期在社会政策上已明白实在非改不可，自己也开始在医疗服务、教育、社工培训、房屋等范畴上展开了各种政策讨论和咨询，但总体来说，港英在社会福利开支的态度始终拖拖拉拉，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困苦。市民的怨气，亦逐渐转化为各种反社会行为。据警方的数字，在1961至1966年间，罪案数字便增加了超过三分之一。而在青年人中，“飞仔”等流氓闹事的问题亦日益严重。
左派乘机在文教媒体界发展
这种公共服务供求严重失衡的状态，却为左派组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发展机会。左派的资源和实力，当然无法完全满足低下阶层的所有生活要求，但在个别范畴例如文教界方面，它却能充分把握机会，大大发展了自己的网络和势力。60年代中期香港的人口结构，对教育机会需求甚殷。据1961年的人口统计，当年310万人口中，有41%为15岁以下，但港英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却远远无法满足要求。
在图二清楚看到，在六七暴动前夕，近半的中小学生就读于私校，而这种情况，在中学就更加普遍。政府资助的学额不足总数三分之一。而这些私校之中，相当数目为左派开办。按政府的估计，1962年时就读于左派学校的学生人数为15,169人，但这个数字只反映那些在有正式登记注册的学校的学生人数，但当年左派组织同时经营五百多间设备简陋没有注册的“天台学校”。所以在左派网络就读的学生人数，肯定远超过这个数字。六七暴动期间，参与抗争的大多为十多岁的年轻人，左派在学校的成功渗透，便为1967年的抗争提供了一个相当丰厚的人力基础。
在其他文教界范畴上，左派也同样拥有可观的实力。六七暴动前夕，直接由左派控制的报章便有9份，每日发行二十多万份，占当时全港报章总数的16%。当中以《新晚报》发行量最高，每日出纸六万份。左派在电影界也是中流砥柱，长城、凤凰和新联三间公司表现卓越，在1950至1966年间便制作了262部电影。从数量上来看，以当年每年有200部电影上映的情况，“长凤新”的制作数量也许不是特别出众，但它们却有不少卖座电影，例如香港开埠以来首部票房过百万的电影《金鹰》，便是它们的出品。这种种迹象说明，在六七年前夕，左派已在社会上有广泛的社会网络，绝对有能力给予港英种种麻烦。
结语
六七暴动当然与文化大革命有莫大关系，但没有中共在港的长期经营，没有左派组织经年累月的深耕细作，爱国力量也无法有足够群众力量与港英周旋到底。所谓“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由此至终不单是指北京对香港主权问题暂且不表，放在一旁，而是同时配合在这个殖民地的全方位渗透和扩张的部署。
然而，中共在港得以成功快速扩张，其实与港英政府对本地社会介入程度处于一种零和关系。港英政府在香港开埠早期以华洋分隔自我隔离的态度去面对本地社会，处处摆出一副冷漠抽离的姿态。到了战后，虽然心态上略有调整，但始终没有下定决心以更积极的态度去解决民生困苦。这场疏离的官民关系，正好让善于群众工作的左派组织乘虚而入，建立群众关系。这种联系，既有民族认同和共产党党工善于贩卖的温情关爱的感情因素，也有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援。对当年很多活于社会低下阶层的人来说，与左派组织的关联，既是一种人际网络，也是一张安全网。
六七暴动爆发时，左派便彻彻底底地把这股潜藏已久的实力来个总动员，全力去冲击殖民政府。
六七暴动中的英方因素系列 ：三之一
（叶健民，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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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C0537 / 3732 （11/11/1948）
注二：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C0537 / 2774 （19/11/1948）
注三：Jung-fang Tsai (1993)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页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