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六七暴动50周年系列】 50年前的5月,香港发生了一场为时8个月,出现逾千个真菠萝(土制炸弹)、造成51人死亡、八百多人受伤、近二千人被检控、受影响人数以万计的左派暴动,被认为是香港战后历史走向的分水岭。50年后的今天,官方依然讳莫如深,民间各方则竭力寻找当年的资料和亲历者,当中有人希望获得平反,有人希望还原真相,有人希望对抗遗忘……《端传媒》在3月开始,将陆续推出“六七暴动50周年”的评论专题,为历史留下几笔。
![六七暴动期间,有人用石块或玻璃瓶攻击警察。](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7/03/d2d5dd2ea4e24eac943b01fe4526f83b.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六四”,但相信很少知道什么是“六七”,尤其是年轻一辈。有一次,我问一位青年什么是六七,他说六七就是六四的延续,因为六四之后北京大举抓人;六七是六四后的另一次事件。我听了,苦笑。
光阴荏苒,已是2017年,令我惊觉:转眼五十年了,又是半个世纪。那一年,我13岁,也是六七的经历者、半个参与者,算是当年的“小鬼队”。不过,我没有暴力行为,幸好没有被捕成为“YP仔”(Young Prisoner)。但当年的事必须说清,否则日后也许有更多年轻人说六七是六一儿童节的延续了。
YP仔的抑郁
六七,是指1967年在香港发生的左派暴动,左派称为“反英抗暴”。由于此事历时大半年,过程复杂,头绪纷繁,角度甚多,不能一文尽述,所以我将分篇细说。这里,先谈谈当年一些YP仔的感受,以及他们的感受的成因。先旨声明,这不等于我认同他们的看法,但他们的感受也该让人们知道。这里说的,也不是所有YP仔的想法,各自判断吧。
当年参与其事的年轻人,与今天部分参与社会运动的青年人,在某些形态上十分相似。他们关心社会,有正义感,但却遇上政治化的环境;有些人在不明不白或一腔热血之下就投身进去了,也在不知不觉间破坏了社会,甚至犯罪被捕。到了今天,他们感到心里抑郁,不吐不快,概括而言,他们的不快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他们出狱后还背负一项刑事纪录。在当年的殖民地社会中,就是从此永世不得翻身,“一世人这样就没有了”;既不能当公务员,连子女的前途也受到影响。这种命运对他们不公平。
二、他们认为“社会和历史对他们不公”。一位YP仔跟我说:如果用今天的标准,他们当年的抗议行动、上街游行,也是争取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一部分,直至今天,为什么人们还把他们当作暴徒?
三、社会不认同他们,他们已感到抑郁,但更令他们感到抑郁的,就是当年引领甚至鼓励他们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人士和力量,后来却说他们“错了”,对他们不闻不问,把他们视为政治弃婴。
事实上,当年爆发“六七暴动”的原因,我比喻为“三把火”,既有港英政府的高压,也有来自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支持,又有本地左派领导层的盲目鼓动。到了今天,上述三方都没有面对和承认过自己的责任,这就促使当年的YP仔感到要自己发声了。
中国官方的态度
那么,今天的中国官方怎样对待六七呢?观察所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认为现在处于敏感时刻,六七的事不宜重提。今年虽然是六七50周年,但同时是香港回归20周年,习近平还可能来港主持庆典,怎能因为六七而影响了和谐气氛?此外,新一届特首选举正在绷紧,官方认为潜藏著很多不稳定因素,如果此时六七事件的历史升温,又可能“被敌对势力有机可乘”,把当年的事扯到特首选举的辩论中,对左派的错一挖到底,对官方岂不是更不利吗?总之,官方从眼前的政治需要出发,美其名是政治稳定,但实际却是掩盖了当年的历史。
二、官方也感到避忌,因为如果让外界顺藤摸瓜,追问根源,一定会触及当年的大陆政府,因为愈来愈多历史资料披露出来,大陆某些力量实际上在背后支持着香港左派的斗争,包括经济上的支援,罢工人士有“生活补助”。这些历史愈搞清楚,就愈增加今天北京对香港的管治难度。所以,最好就是不谈。
三、当年被捕入狱的人,希望能够消除他们的刑事纪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官方则感到在现行法律下,这是不可行的,但却难以面对左派的“洗底”要求。有些左派人士甚至要求“平反六七”,因为他们认为当年“反英抗暴”是“反对殖民地统治的爱国行动”。在官方眼中,这将会掀起另一场争论和社会撕裂。更有甚者,很多当年经历了六七的人仍然健在,包括很多受害或受到左派暴动影响的人。如果在这个时候为左派“平反六七”,不是左派的人又会如何反应呢?思前想后,总之左派不要再提六七就好了。
四、在今天的北京高层心中,文化大革命最好不要提,而香港的六七事实上又是文革的延伸,同样不应提。可是,当年人却想翻案,或要求北京给他们一个“说法”,至少澄清他们“错了什么”。久而久之,一些官员就感到今天要求“说法”的当年人,仿佛就是左派阵营内部的一种“乱源”,令上层感到厌烦。说得坦白一点,当年人在今天的官方眼中,也没有太大利用价值,甚或是鸡肋。况且,改革开放之后来港或驻港的官员,很多也不知道什么是六七,要他们从头到尾了解一遍,已经不大情愿;后来知道北京也不想多提,自然对要求“说法”的当年人就更敬而远之,于是又增加了当年人的郁结。
面对眼前的困局,如果官方能够恰如其分地面对历史,也许可以逐步解结。可惜,官方素来认为历史也要为政治服务,更不能承认对他们不利的历史。所以,官场背后出现了一种更离奇的说法。有人向寻求“说法”、要求翻案的当年人表示,请他们稍安毋躁,因为现在不是平反的时候;不过,“二十年三十年后一定为他们平反”。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很多经历过六七的人都不在世了,而六七的事实将会进一步被淡忘。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利平反,也就是有利于官方如何描写六七。我不知道这种意见的真确性。果真如此,这将是另一次的模糊历史和扭曲历史。
无论如何,当年热的血遇上今天冷的墙,六七的结、历史的结、现实的结永远难解。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职《文汇报》驻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