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六七暴动，我们大多时候关注的，是左派与港英如何角力周旋，又或者左派内部怎样部署回应。坊间分析比较少的，是英方内部的矛盾与分歧。六七期间，港英的每一个部署、每一种策略，背后其实都是英方内部不同部门意见交锋和讨价还价的成果。要了解1967年发生的事情，我们便要明白英方内部在这段时期的权力互动。
六七期间，处理香港局势的有三个至为关键的英方单位：港英政府、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与及英联邦关系部（68年改组为“外交及英联邦事务部”）。暴动期间，三方紧密联系，几乎每天都就香港事态发展交换意见，互相争论。这些互动，也直接决定了英方对香港左派挑战的回应和策略。三个单位，各有不同英国利益考虑，也因此对局势有不同判断，并不经常有一致看法。
港督是英国在殖民地的首席代表，对他来说，首要任务是要捍卫英国在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维持香港社会的稳定和殖民地政府的权威。所以，当时的港督戴麟趾虽然在暴动早期曾经以为事情过一段时间便会平静下来，也尝试过以处理劳资纠纷方式去淡化事件，但他很快知道左派根本没有打算收手，所以改辕易辙，认为以强硬手段恢复秩序，以武力震慑左派，才是上策。
英驻京代办与港府意见分歧
不过，这种策略是否适合，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北京是否支持香港左派的行动？倘若这一切都只是本地左派自把自为的话，港英以武力镇压，北京纵使有不满，但从大局来看，似乎更合乎北京领导人一直强调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也符合文革早期周恩来所提出过对香港“不输出革命”的精神；那北京的反应应该会适可而止，不至于出现灾难局面。戴麟趾倾向相信在这场冲突中，北京的角色是颇为被动的，假如港英能成功地把暴动快速解决，反而是帮了北京一把，不用老是被本地左派牵着鼻子走、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不能完全否定本地左派群众的革命情绪，只能继续支持。
问题是，谁可以知道北京在这次事件的真正意图？英国驻北京的代办处外交官员，便对局势便有很不一样的判断。首先，作为驻华的外交代表，代办处的自我定位是要尽量维持中英两国外交关系，不能把它搞乱，对它来说，这才是英国的根本利益。事实上，作为1949年后少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之一，英国从来对保持对华经贸联系十分重视，即使它对北京总是两面三刀。例如口口声声支持北京政府在联合国中取代台北政府位置，但又指由于事关重大，必须有更高的表决门槛方可议决，实际是明知北京根本没有足够票数支持，肯定无法胜出。但无论如何，伦敦重视对华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对驻华代办处而言，绝不希望因香港的暴乱而影响中英关系，完全可以理解。
对于北京的意图，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Donald Hopson）并没有戴麟趾那么乐观：
“没有迹象显示中国领导人已经就何时要终止英国在香港的统治，有了结论。但现时香港问题和它的未来恍若平地一声雷，忽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也不能一如以往，肯定中国人会继续接受英国在港近乎无止境的管治……今天中国正处于一种艰难和一触即发的局面。我们不能肯定它的决策，一定会合乎现实情况的逻辑。”（注一）
霍普森身处北京这个文革的风眼之中，整天目睹红卫兵种种疯狂行为和中共高层触目惊心的权斗，自然会对中共能否按理出牌、理智行事，感到忧虑。同时，驻京人员也担心一旦港英以武力镇压左派，当北京采取报复行动时，他们必然会首当其冲，连个人人身安全也会受到威胁。所以在公在私，霍普森一直对戴麟趾的强硬路线，十分反对。
借鉴澳葡，伦敦对退让存戒心
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各有理据，难分高下，决策最终的仲裁权，在伦敦手中。更准确地说，当时处理香港局势的英国政府部门，是在1966年成立的英联邦关系部（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这个部门是由原来的英联邦事务部 （Commonwealth Office）与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合并而成。一般情况，有关对香港的事务，首先由分工负责香港问题的次官处理，由他统筹其他相关部门意见，有必要才向大臣请示。要是碰上重大问题，再由大臣向首相汇报，或再转交内阁处理。1968年时，英国政府再对此进行架构重组，把外交部（Foreign Office）与英联邦关系部合并成为现在的“外交及英联邦事务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暴动早期，伦敦也同样无法摸清北京的立场，所以也对局势采取观望态度。但它的立场，却受到澳葡政府在1966年的遭遇很大影响。1966年12月3日，澳葡政府因一间学校的工程施工问题，与群众发生了冲突，警察开枪打死数名市民，澳门左派乘机发难，最终迫使澳葡接受了屈辱要求，包括全面承认责任、解散所有在澳门的国民党支持的组织，以及把若干国民党人员送交大陆处理，史称这次冲突为“一二．三事件”。左派宣称自己大获全胜，认为已重挫了殖民主义者的气焰。
伦敦对此心存警惕，认为决不容许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一开始便对向左派退让这种策略存有戒心。同时，伦敦也清楚知道一旦北京要借势以武力收回香港，它既不打算为此而与中国一战，而以当时殖民地驻守的七千军力，也根本无法抵抗解放军南下。事实上，伦敦在暴动早期，最坏的打算并非与中国兵戎相见，而是如何撤走。伦敦曾给予港府明确指示，要求它制订详细的计划撤走数以万计的在港英国人和重要人物。但港府对此坚决反对，认为一旦北京以武力进袭，驻港英军根本无法抵抗，更遑论要在极短时间内撤走那么多人。更重要的是，港府认为这种部署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香港社会即时会出现恐慌，港英的权威也会马上崩溃。（注二）
所以，伦敦的困局是既不想显得过分软弱，也没有不惜一战的决心和能力，但走又走不了。在条条路都行不通的情况下，戴麟趾的主张，反而可以给予英方一些主动权，总胜过任由中方鱼肉。所以，伦敦慢慢接受了港府的主张，但也同时紧密地与港府保持联系，时刻给予指示，确保港督戴麟趾在采取镇压行动时不致太过火，把局势搞得更差。暴动期间，这种英方内部：伦敦、香港与驻华代办处的三角互动，主宰着英方对左派的每一个回应和决定。
查封三份左派报章的争论
在已公开的历史档案中，从暴动期间港府两个重要决定的英方内部讨论，可以清楚看到这种互动关系。
先说1967年港府查封三份左派报章的决定。暴动期间，左派对港府除了武斗，还有文攻。当年左派报章每日发行量为24万份，约占全港报章总数六分之一左右。这些报章每天以大量篇幅宣传反英反殖口号、对戴麟趾本人不断冷嘲热讽，甚至煽动左派群众上街，令港英不胜烦扰。到了67年7月，当港英决定以强硬手段对付左派时，便主张务必先要打垮左派报章，以挫其气燄。
驻华代办处自然对港英决定采取行动的建议，有所保留，但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较早前港府拘捕了数名新华社记者，北京因此采取了报复行动，把身处北京的路透社记者格雷（Anthony Grey）软禁起来。代办处的担心是港英的进一步行动，会触发北京的更大反应。
伦敦对港英的建议却持正面态度，因为它相信对付左报是早晚要做的事情。即使有伦敦的支持，戴麟趾还是行事谨慎，小心翼翼。港府倾向找一些相关边缘的左报开刀，而不要触动如《文汇报》、《大公报》这些龙头报章。当时署任港督姬达，有这样的分析：
“打击小报可以给其他大报一个下台阶去调低自己的斗争态度，因为继续不识趣的话，后果就只有被查封。”（注三）
因此，港英最后锁定的打击对象，是较外围的《新午报》、《田丰日报》和《香港夜报》。但即使这些较为克制的做法，也未能减低对北京的刺激。北京向英方发出最后通牒，限令港英于48小时内释放所有被捕的五名编辑及取消所有检控行动，但港英自然坚持到底，不为所动。霍普森对北京报复的担心却证明是对的。8月22日，代办处受到袭击，部分建筑物被纵火，个别人员包括当时为代办处第二号人物、后来出任驻华大使的柯利达（Percy Cradock)，更遭到拳打脚踢。也因为这个发展，戴麟趾没有进一步对付其他左报，关闭报馆的行动也到此为止。
永久封闭中华中学的交锋
英方另一次更大的内部争论，是关于如何处置中华中学。港英一直对教育投放不足，左派多年来乘虚而入，大力发展中小学，为低下阶层提供廉价教育机会，颇受欢迎。到了六七暴动爆发时，左派学校学生不少也被动员起来，投入了这场“反英抗暴”斗争中。67年11月27日晚上，左派的中华中学便发生一场小型爆炸事件，一名学生在试图自制炸弹时出了意外，炸断自己三只手指。教育署后来关闭了中华中学，直至68年8月15日为止。到了封闭期满，港英便要作出最终决定，究竟是重启学校，还是永久取消它的注册。戴麟趾和行政局倾向永久关闭中华中学，但代办处的霍普森对此反应强烈。霍普森认为左派的示威抗争在67年底以来已经大致平静下去，而国内的红卫兵活动也看似暂息旗鼓，所以港英绝对没有道理再生事端，不必要地令情况变得紧张。他强调：
“香港要回复正常生活，那也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一定要以行动去释放暴动期间的被捕人士、重开被封的学校和解封。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行动是我们的挫败，是中共的胜利。但我要重复，这是一种过度简化的看法，而香港的未来，不在于如何镇压共产党，而是如何与这股力量共处。”（注四）
对此，戴麟趾寸步不让，坚持绝不可以对那些不断散播仇恨和暴力的学校坐视不理。港府一份内部文件也认为：
“毫无疑问，除非我们进一步限制学生受到颠覆性思想灌输的机会，否则公众的士气、市民对政府采取果断手段的信心，和治安部门的行动效率，势必会受到不断累积的负面影响所破坏。”
霍普森为了取得伦敦支持，向外交部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究竟我们是不是想中止冲突？”他认为戴麟趾的路线，最终只会破坏中英的长远关系：
“对香港的保障从来不是取决于我们在殖民地的势力，因为相对于中国的军力而言，这是微不足道；出路在于中方主要基于经济利益考虑，不愿对港采取极端行动。但这种情况，是要靠双方共同努力去维持的。”（注五）
戴麟趾却反唇相讥，认为这些“投降主义”于事无补：
“我们认为这些甘愿折腰的态度只会带来更大压力，相反，恰当的反抗，即使会带点风险，总是更有可能令共产党有所收歛。”（注六）
但老谋深算的戴麟趾，总是懂得在适当时候作一些让步妥协，去显示自己并不是一个不懂情理行事鲁莽的人。他明白霍普森的反对，其实也有一个私人的理由，他的任期于8月便会届满，但按当年的外交安排，英国驻华外交官要中方批出离境签证，方可离开。港英封校决定，是有可能令他离境一事节外生枝，增添变数。对此，戴麟趾为了营造一个寛松气氛，主动释放了几名暴动期间判刑的犯人，以向中方示好，也借此减低霍普森的不满。另外，港府也向中华中学提供新选址，容许原来的教职员去开办一间新的中学，作为折衷。这些“让步”，至少为戴麟趾增添一点务实形象。
幸运地，伦敦也倾向同意港府的判断。事实上，到了67年底左右，伦敦也对一直以来的种种让步未有取得中方的合理回应，感到不耐烦。而同期也发生一宗香港警察误闯华界被拘留的事，令英方很不高兴。两国政府私下谈判，英方答应赔偿，但中方事后却对外公开细节，令英方感到相当丢面。外交部个别官员甚至觉得，“以温和路线去对待中方，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注七）
在这种气氛下，个别伦敦的官员也开始对驻华外交官经常提出让步的主张感到烦厌：
“我明白在北京的同僚日子很艰难……但我们要谨记驻京同僚的数目寥寥可数，但香港却有数百万人要我们照顾。他们的士气不应该较我们在华的同僚更低。”（注八）
最终，伦敦亦批准了永久封闭中华中学的建议。戴麟趾为了照顾霍普森的颜面和利益，选择了在霍普森安全从北京到达香港的数小时后，才正式公布封校的决定。
结语
六七暴动期间，港英同时面对两个战场，外有左派示威，内有英方不同部门的挑战。戴麟趾周旋于这两条战线之中，既坚持己见，也愿意作出妥协变通，显示出相当高水平的政治技巧。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可以看出即使在宪制上并不对等的宗主国与殖民地政府的权力关系下，港督依然敢忠于自己的判断，勇于坚持立场，努力为自己相信是对本土社会最有利的选择据理力争。在个别时空下，这因此而开拓出来的自主空间，可以远远超出了法规条文定下的框架。就是说，回归前殖民地所享有的真正自治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港督的道德勇气和政治技巧。九七以后，我们的特首能否有这些识见和水平，或是只懂揣摩上意唯唯诺诺，也将决定一国两制如何走下去。
六七暴动中的英方因素系列：三之二
（叶健民，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
注一：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FCO40 / 45
注二：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DEFE 13 / 857
注三：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FCO 40/113
注四：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FCO 40 / 88
注五、六、七、八：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