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后，全球范围的抗议活动纷至沓来，其中以2017年1月2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妇女大游行最为瞩目。这场妇女和少数族裔主导的游行，其人数据说达到百万，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活动。
而近期，该运动组织者再接再厉，号召全美国女性在3月8日这一天停止一切有偿、无偿劳动，以继续抗议特朗普政权。由于罢工安排在周三，而非上次游行所在的周六，预计参加人数不会突破记录，但美国已经进入街头政治活跃期，社会不满和对峙加剧，运动的能量不可小觑。间接印证这一点的，是笔者旅美十年，今年第一次在城市街道看到了号召“三·八”罢工的海报。而所在的大学，也会在“三·八”当日举行游行活动。
在这场运动的网页“世界一天没有女人”（a day without a woman) 上，关于罢工，是这样具体描述的：
一、女人们一天不工作，无论你从事的劳动是否有报酬。
二、大家一天不消费，除非是帮衬草根妇女或其他边缘群体的小本生意。
三、大家穿红色衣服，以示团结。
美国妇女要在“三·八”罢工，这其中传递的政治意义，有一些充满张力、甚至反常识的地方，值得我们仔细解读。
女权运动走向左翼
首先， 自冷战开始，共产主义体系成为美国社会的“公敌”，提及任何共产主义元素，都意味著在主流社会被污名化，人们甚至会刻意避免在政治运动中使用象征共运的红色。这种社会禁忌，直到2015年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桑德斯在竞选中正面提到“社会主义”，才开始有松动的迹象 。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由于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渊源，在当代美国鲜为人知，更别说与妇女权益和民主运动联系起来。
然而今天，美国人却尝试要联合起来，以“三·八”妇女节为符号，动员罢工，并且以红色象征团结。
这次参与运动的，绝不仅仅是一小部分左翼激进派——这次罢工是1.21大游行的延续，动员目标群体很广泛，包括全体女性以及其他民主运动参与者，组织者是则许许多多个平行的公民社会机构和建制内知识分子。在如此广泛的运动阵线上重提“三·八”，这预示着反特朗普运动已经不仅仅是挺希拉里的建制自由派的内部游戏。有理由认为，美国新社会运动内部正在生成超越自由主义谱系的批判力量，向社会主义左翼运动靠近。
批评精英女权
这次罢工的第二个特别之处，是其明确批评了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精英女权主义。
今年2月6日，包括一群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家、活动家，在《卫报》网站发出联名文章支持此次罢工。这其中包括民权运动一代的活跃分子、美共领袖、哲学家 Angela Davis，著名马克思主义女权学者 Nancy Fraser，以及新一代活扎根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文章开宗明义写道：
“仅仅反对特朗普暴虐的厌女症、对同性恋和性转人士的恐惧症，以及其种族主义政策是不够的。我们要抵抗新自由主义政治对社会福利和劳工权益的不断攻击。妇女们的生活状况，尤其是那些非白人女性、劳动女性、失业和移民女性，她们的境遇在过去三十年，由于金融化和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而持续恶化。那种‘向前一步’的女权主义以及其他公司式女权主义的变种，无法回应大多数人的诉求，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条件通过个人的自我提升、自我努力而改善生活。”
这种精英女权主义，可以说是以 Facebook 首席财务官 Sheryl Sandberg 为代表。“向前一步”得名于她的同名励志书籍。文章作者们直接批评个人主义下的狭义女权主义。他们把妇女社会地位和权益的提高，与阶级、种族正义联系在一起，猛烈抨击金融精英资本对社会的盘剥：
“这些人生活境遇的提高，只能通过在政策层面支持社会生计，保证生育正义，保障劳工权益而实现。新一轮的妇女运动必须正面回应所有这些问题。这必须是为着99%的人的女权主义！”
这份宣言，把当下女权运动的召唤，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 1% 对 99% ”话语对接起来，试图使女权运动超越个人主义的画地为牢，变为一种有着阶级、种族等集体根基的力量。
走向关注劳动问题的女权
可以说，美国女权运动正在有意识的抱拥“99%”的话语来重新定位自身，以一种大众女权主义的新身份来反思曾经的“精英主义”局限。在大众女权的议程里，斗争的目标不再仅仅是通过个人奋斗达到经济优渥，不是利用经济特权外包家务、照料服务，以使得自己“事业家庭双丰收”，成为让其他女性羡慕的“女神”。
美国女权运动者已经意识到，如果想在改造当下社会结构方面有所建树，必须正面处理运动曾经被中产白人女性主导的局面，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姐妹联盟的内部撕裂，同时也警惕一部分女性被特权阶级收买后，失去女权应有的批判性，成为建制的守护人。
比如说，在明确批判精英个人主义女权之外，基于反对特朗普联盟的新女权运动，还关注女性无偿劳动问题，这是近些年最有洞见的社会运动理念之一。
正如罢工网站上提出的，女人一天不工作，也包括退出家务工作这种无偿劳动领域。在父权体制下，女性在家庭、私领域中从事的各种照料、生育、情感活动，往往被认为是自发于她们的所谓“天性”，因而可以视为理所应当。而这样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长期父权意识形态下的一种特别安排。这些劳动看似不能直接产生市场价值，但它们保障了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也使得家庭可以稳定繁衍下一代，并维系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这些劳动是社会运行的必须条件，但却因为不直接进入正式市场交换，被长期无视；而即便其中一部分被商品化，进入市场，也是被少数族裔、移民女性所承担，价值被严重低估。
新女权运动认为，这些劳动应该被赋予价值，得到经济和文化上的承认。并且，更进一步，这些劳动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女性”劳动；妇女个体应该有不认同这种分工的自由。
这样的女权理论，继承的是上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权的思想，也是对盛行了30年“后结构主义”性别理论的修正。
近三十年来，后结构性别理论认为男女性别角色之不同，完全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这样的理论固然有效挑战了“男女天然不同”的主张，但却似乎暗示：只要摒弃了本质论的论调，就能消弭性别之间的等级——这样的观点，无法对现实中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形成有效批判。事实上，如果性别劳动分工不被反思，针对照料、生育、情感劳动的价值理论不被正视，不但历史上作为这些劳动女性的价值会被继续低估，而且由于传统制造业衰落，而不得不进入这些低工资服务性、照料领域的男性，其劳动也会因为缺乏直观的经济价值而遭贬抑。
主张性别平等的人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资源被极少数人垄断的社会，能够通过个人努力成为人生赢家、与男性精英平起平坐的女性，绝对只是凤毛麟角。在社会结构性的压迫下，女权力量必须能够在抵抗男权的同时，意识到社会存在着和男权一样有力的其他压迫形式，它们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使得妇女共有的、基于性别的特殊困境不能被清楚地辨识出来，一方面又放大了特权阶层内部的性别议程，使得精英女性的经验代言了其他阶层、种族女性各不相同的经验。
“三·八”如何重回美国？
虽然绝大多数美国人不过“三·八”，甚至不知道这个节日，但讽刺的是，“三·八”却始于整整一个世纪前的美国。
彼时，第一波女权运动席卷全球，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和劳工运动风起云涌。1908年3月8日，在国际制衣女工联会的领导下，上万名妇女走上纽约街头，争取投票权，抗议血汗工厂和童工问题，呼吁提高劳工福利。1910年，来自17个国家的100名女权代表在哥本哈根开会，决定设立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以倡导妇女的平等权利，包括选举权。
此后数年，每年二月底到三月初，游行、纪念活动都会席卷欧洲，妇女争取选举权、就业权等议题，与反战、反饥饿议题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声势浩大的影响。
而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将3月8日定为官方的妇女节，这时开始，这个属于全球女权运动的纪念日，才慢慢被理解为“共产主义”节日。
正如此次罢工的两名组织者 Magall Alcazar 和 Kate Griffiths 在The Nation 撰文所说，本次大罢工的历史语境，和100年前很像。新自由主义横行下，如今的全球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工运不倡，劳工的工会会员率达到历史新低（只有10.7%）。任何罢工、示威，都并非轻而易举。能够在这一天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勇敢地站出来挑战体制的劳动妇女，将十分值得敬佩。有人说，在美国，游行罢工是一种特权。但是，Alcazar 和 Griffiths 追问道：不需要游行罢工，难道不更是一种特权吗？
从美国的“三·八”，回望中国女权
美国人重新开始纪念“三·八”，而回望“三·八”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也颇耐人寻味。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翌年，即1922年开始庆祝“三八”。国民政府也在1924年开展庆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宣布3月8日为法定节日，妇女在该日可以放假半天，而苏联直到1965年才实施了妇女放假政策。
也就是说，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开始庆祝“三·八”、并把它设定为法定假日的国家之一。而中国，至今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妇女就业率和女性识字率之一。
但在今天的中国，“三·八”节，这个劳动妇女创造、传承的百年纪念，这个本应该作为女性发声、活动、探讨性别不公问题的日子，却好像被乔装打扮成了另一幅模样，沦为了和“圣诞节”、“情人节”一样纯粹商家促销的好机会。大大小小的网站，熙熙攘攘的商场，各种“专为女性打造”的商品栉次鳞比：纤体、美白、淡斑、激光脱毛、微创整形，各种名款品牌折上折……女人在消费的“自由王国”里做着“自己的主人”，她们是心甘情愿的，“爱她就给她买哈根达斯”。
美国的女权运动走向激进，而妇女节在中国走向消费，这似乎揭示出同样一个道理：在横贯世纪的社会变迁中，激进社会运动，包括革命，所争取到的实打实的战果，被一代或者几代人分享，以使得他／她们有不必关心政治、过小日子的特权。但当世界政经格局进一步变化，前人争取的诸多权益被一点点蚕食、侵犯，当代人便不再拥有“免于罢工”的自由。人们必须组织起来，付出实际的代价，去抵抗权利空间的恶化。历史在这样的变革与阻滞、进步与蜕化中蜿蜒流淌，而那些烟波深处发生过的抗争与呐喊，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动员符号。
此时，人们格外需要在重重迷雾中，看到过去对当下，真正的意义。
（老晴：留美学生，女权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