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中国内地听众发现，境内音乐串流服务平台网易云音乐将黄耀明，陈升，徐若瑄等多位港台歌手的专页及歌曲试听全部删除。
在此之前，有人流出一份名单，罗列了中港台，甚至日美多国总共55组艺人。除了黄耀明这些在内地大众中知名度较高的艺人，名单里也有在台湾为人熟知，内地影响相对较小的乱弹阿翔、闪灵乐团、灭火器乐团等等的摇滚和独立艺人。
这些艺人风格各异，但平时都积极为社会事件或政治争议发声，他们的歌曲内容往往也并非只是一味娱乐。而从现在开始，在中国的合法网路渠道中不但无法得知他们的消息，也无法收听他们的作品。
“版权保护”和政治封杀并进
之前漏出的名单长且繁杂，难以总结出封杀的具体原因及尺度。初看，很多人表示怀疑，时间一长，毫无动静，大家也慢慢放下了，直到1月6日的下架，才再度掀起讨论。有人说下架是因为网易云音乐没有黄耀明和陈升的音乐版权，属遵守商业规则；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内地音乐平台将于1月10日向有关部门“交数”，所有涉及政治争议的艺人均需被删除。
在尚未有定论时，虾米音乐（陈升歌曲在中国的版权合法使用方）在网络上明示版权所有，但又暗示听众，如果还想要听正版的陈升歌曲，恐怕要“抓紧时间”。到了1月9日，听众发现，虾米音乐也不再提供任何陈升的音乐和资料浏览。
要是音乐串流行业没有“版权独家”的争夺，这样的下架最终会成为一个谜。2000年初，网上音乐还几乎无正版一说，上架与下架无规则可循。近年中国主要的音乐试听服务兴起了“独家播放”风潮。虾米音乐背后的阿里巴巴，QQ音乐背后的腾讯，是行业内尤为财大气粗的平台，资源充裕，逐渐开始按年份买断某些唱片公司的播放权。截至2015年年底，阿里独家拥有滚石、华研国际、寰亚、相信音乐等独家内容；腾讯买下索尼、华纳、英皇、杰威尔等。陈升的音乐大部分在滚石旗下，阿里还特地在这次删除事件中强调：其他平台于情于理都应删除陈升的作品。
这可以回溯到2015年7月，中国国家版权局颁布法令，要求所有音乐平台必须在当年将侵权内容全部下架。如果这次封杀真是因为版权问题，那这响应也太过漫长。可即便有艺人的音乐因版权问题只能在某一个平台上提供，他们的专属页面还依然可见。“下架因侵害版权”的说法，当然站不住脚。
音乐“独家”，披著商业行为的外衣，由中国几大集团把文化商品的利益榨干。这趋势看似和政治无关。但版权被瓜分之后，涉及的歌曲数量之多，用户要想多听音乐，至少要备有两个音乐 app。在下架风波里，这霸道的独家政策，很明显地将人为因素与商业行为区别出来。不同的平台删除艺人的“效率”不等，在1月9日之后还是露出了马脚。音乐平台也好，文化广电也罢，至少在这两年版权独家的进程中，他们学会了用“版权所属”作为借口，掩盖自我审查或是政治封杀。
新传播途径，更方便意识形态审查
一首歌，一个观点既然可以瞬间遍布整个网络，也可以一声令下，瞬间就从整个网络消失。
黄耀明和陈升并不是版权独家后首当其冲“被消失”的艺人。名单事件前，何韵诗早被所有内地网站删除，她很早就开始在政治议题上发声，最终在2016年5月，她在网上发布与达赖喇嘛的合照，带出“兰蔻事件”。中国内地市场自此终止了与她合作。何韵诗接受BBC采访后没多久，音乐平台就开始行动。在中国内地网站上，搜索何韵诗只会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意识形态之争在中国一直重要，但近期愈演愈烈，实则与传播媒介的演变时序密不可分。
经历了1949之后的“锁国”期，到七十年代末期，中国才正式开始面对文化层面的交锋。邓丽君首当其冲，是家喻户晓但又被禁的典型案例。其1984年个唱上，司仪公然调侃：“中国白天是邓小平的天下，晚上是邓丽君的天下”。靠著“敌台”电波与翻录录音带，尽管官方禁之又禁，邓丽君在中国大陆却家喻户晓。文艺作品是口耳相传，是暗中来往。歌谱塞给你，盒带塞给我。盗版录音带像是另一种“手抄本小说”，越禁越流传。禁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2005年后，中国一度积极开放自己的演出市场，却因为 Bjork 2008年在上海的一曲《Declare Independence》让中国文化部震怒不已。当时新浪微博未开，中国正风行的社交平台是“人人网”和“饭否”。Bjork 在曲中高喊“Tibet”（西藏）的消息在平台上散布开来，或许也让“有关部门”见识到了新世代的来临：这些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左的意见，不再是过去那种遥远的传闻，不再是模棱两可的窃窃耳语，它变成了每一个人在电子终端上伸手即可感应的证据。
Bjork 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被高调明令封杀的艺人，所有正式演播场合，她都无法出现，就连马云的淘宝网，也很快将平台上所有 Bjork 的商品删除。那时淘宝还只是一个中介平台，上面贩售的商品属于注册的第三方店家所有。淘宝甚至很快进一步制定规条，所有销售音像制品的卖家必须实名备案，不实名备案者不可以销售全新的音像商品。近9年过去，如今淘宝依然无法搜索“Bjork”或“比约克”这两个关键字。
在邓丽君时代，传播途径有限，当局对私藏专辑的民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再怎么聚众收听，影响的人数也不会太多。可是在社交网络时代，只要还有人拥有 Bjork 的唱片和歌曲，歌迷就随时可以将内容再度分享，发散。而针对这些艺人和歌曲，迟早有人会写出其中的言外之意，变成潜在的常识。
广电部门先一步认识到网络的可怕，政府明白这些敏感的艺人若只是从现实世界里消失，未必能同步禁止他们所表达的意见。这些艺人和他们的作品在网络时代，远远比过去要更麻烦。
然而，依赖网络传播，这些艺术作品比邓丽君的盗版录音带传播更快，却也带来审查上的“好处”。新世代的听众大部分都脱离了实体音乐，依赖数字，只要把少量的实体源头断绝，封杀便比邓丽君时代容易太多了。一首歌，一个观点既然可以瞬间遍布整个网络，也可以一声令下，瞬间就从整个网络消失。
“小粉红”一代的诞生
2009年，好几家社交平台在中国被禁。新浪微博几乎同期开放。据说由香港作曲家金培达和作词人陈少琪介绍，香港艺人们也开始纷纷借由此平台筹谋北上。2009年至2011年，经过 Bjork 事件后，中国内地仿佛回光返照，开放不少文化交流的机会。黄耀明可以在杭州西湖音乐节演唱《天问》，这在当时几乎闻所未闻。陈升也获得不少机会来内地举办小型音乐会。
当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许多艺人也发布更多境外的文字和图片。社交平台的内循环给政府增添烦恼，如今还变做了一道桥。
然而，“爱国网民”的出现很快改写了格局，前几批在微博上封口的艺人不是被当局封杀，而是被蜂拥而来的网民骂走。他们同时也为港台的网民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情绪投射。毕竟，北京政府当时对大部分港台普通网民来说，还只是一个符号，抽象。大陆的网民，才是肉帛相见的群体。骂当局就好像骂空气，一阵风就把说词吹走了。新诞生的“小粉红”们却实实在在，无孔不入。在网络世界狭路相逢，他们几乎不败。
这个群体也或可明证，政府意识形态输送比很多人想得更成功。不止将边疆和领土问题附带上了受辱的通感，也无形中借助“胜者为王”、“不依不饶”的心态，成就了一大批社交网络时代的“红卫兵”。新的世代，也需要新的输送方式。共青团如今运营的多个公众号，深谙年轻人的语言和思维，他们在 bilibili 平台上用卡通形象灌输“爱国”意识，手段如同品牌营销，不再如以往只顾着扳起脸孔说教，也开始使用自嘲和“卖萌”等年轻人熟悉的网络沟通方式。多重的，双关的，意犹未尽的，煽动力极强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品牌，用次世代的语言发射电波，谁又还能一口咬定没用呢？如果还有人把“小粉红”都当成拿钱办事的喽啰，那真的太乐观了。
封杀艺人，民意比政府更快
商业竞争和规范被拿来为封杀行为挡箭，而另一边，借助汹涌民意，北京当局获得了意外的体验。何韵诗之所以无法和兰蔻合作下去，起因正是被“小粉红”发现了她和达赖的合照，他们在网上表达态度，认为兰蔻有间接支持藏独的嫌疑。还没等喉舌表态，兰蔻就先丢了底气。
更有代表性的是张敬轩，他尽管多次在facebook发布过支持占中和讥讽政客内容，实则并没被禁。此前他还接受过国内卫视邀请录制节目。要是广电不放行，他也根本没有机会上这些节目。如今他正待参加《歌手》节目，其长微博却惹怒了两地网民。这一边，香港民众认为他为了人民币而失去立场，委屈求全；在内地，“小粉红”认为张敬轩认错态度不够诚恳，嫌他自始至终不敢开口说过去支持占中是一种过错。“小粉红”发起潮水一般的攻势，不断拨打投诉电话，成立“反对张敬轩参加湖南卫视节目”的群组，罗列对策，一定要张敬轩离开。
不知最终出于什么原因，湖南台内流出消息，张敬轩的所有内容都将删除，他之前录制广东卫视的节目，也因为电视台“怕麻烦”，干脆自行剪切出去。过去几年，因为观众不满艺人私生活，娱乐工业常有换角事件发生。如今演变成：艺人的意识形态也必须受中国普遍认知约束。当年政府争取知识份子和海外人士所采取的“求同存异”手段，到今天终于内外如一地变成了“唯我独尊”的霸道理念。
而当局和小粉红这样的暧昧关系，也实在可堪细味。如今在文艺领域，当局甚至都不必观测，只要留意小粉红的举动，即可掌握大量资讯。当小粉红将事态闹大，政府不用明令禁止，承办方先慌了。截止目前，张敬轩的音乐在内地网站上仍然可以收听，很难判断是不是真的被行政手段“封杀”。
这也与当初红卫兵争相张贴大字报的“热闹”景象可呼应。只是传销一样的文革争斗，依然是每一个上层不断发展自己的下线，最终他们要对自己的“上司”负责。这么一看，“小粉红”简直像是一批“志愿者”。他们只会被情绪和愤怒操控，不见得会跟从行政上的安排。张敬轩和何韵诗都可以看作某种“失序”的后果。它节约了人力，但好像洪水一样，毫无规范。在社交平台上，它与外来的信息形成两个对立的漩涡，以“出征”自诩，霸凌所有异见者。这当然推翻了中共最好听的说词，所谓“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所谓“求同存异”，如今毫无踪影。
至此，中国的互联网意识形态战也有了较为明确的模式：表面以商业手段调配，靠网民自发，前者有“逆我者亡”的无形之手从政经两路胁迫，后者赖多年意识形态的成功输送，如今北京政府已经不需要公开封杀任何文艺创作人，只要商业规则和舆情配合，什么型态也无法生存。
更可怕的是，“小粉红”们在社交网络上劝告艺人们：要想做成功的公众人物，最好还是别碰政治。
这话乍看起来是真理，如何表达意见而不冒犯公众，的确是艺人成功的必然要素。但这条“警句”在如今却大有文章。当艺人们要在中国市场内工作，“不发表意见”也是一种错。于是才有阅兵式时大批的艺人敬礼微博，才有了疆土争议时一模一样的网路表态。
“不谈政治”并不是真的不谈政治，而是不准谈他们不想听的政治，逼迫公众人物拼命谈论他们想听的政治。“不谈政治”本身也就变成了最沉重的政治。张敬轩为了顺利登上《歌手》舞台所发的长文，剖白自己“是中国人，反对分裂”的内容，不论真实与否，又怎么不是政治呢？“不谈政治”把文艺活生生推向了政治，逼迫艺人们也成为了某种政客，而他们那些真真假假的表态，又继续辅助当局的“政治教育”，继续滋养著新的军团。
（张硕文，前电影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