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俄罗斯人常被“誉为”“战斗民族”，但其实“战斗民族”所为何事？一个被战争思维笼罩的血肉生命，也许并不容易。阿列克谢耶维奇（亚历塞维奇）透过长期采访，试图还原包括白俄罗斯人、土库曼、乌克兰人、哈萨克人……更广义“苏维埃人”的实在历史──“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不会和其他人类混淆。在芸芸众生中，你会立刻发现我们这类人。”他们有共同的善恶观，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与死亡有特殊的关系──枪毙、屠杀、消灭、抹去、逮捕、剥夺十年通信权、放逐……在战争面前，每个人的苦难都同样平等。从战争之中，他们“解放”世界，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带来一种“西方以外”、抵住市场至上、进步平等的生活模式。这曾是生活在那个被称为社会主义帝国的苏维埃人生命的核心信仰。
然而这些曾经的固有在1991年都变得烟消云散。1985年戈巴卓夫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开启了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的政策，诱发部份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脱离运动，而使得苏共内保守势力不满，策划政变。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软禁了正在黑海畔度假的戈巴卓夫，以其生病无能履行总统职责为由另立苏联代理总统，宣布成立“国家紧急委员会”，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经济改革。然而民众在时任总统叶利钦的呼吁下聚集在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政府大楼外抗议政变，要求独立与民主，与军方对峙。在人民、军队和大多数苏共党员的联合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三天便宣告失败。及此之后，13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于12月25日，戈巴卓夫宣布辞职，当天晚上，代表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徐徐降下，克里姆林宫升上了继承国俄罗斯的三色旗，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苏联正式解体。
曾经的社会主义帝国开展了经济自由化的进程──解除价格管制，市场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原属于“国有”的产业在1992年开始拍卖给私人企业，结果经济效率与繁荣并没有到临，具有资讯优势的旧官僚，很快就透过侵吞国产成为新富阶级，掠夺式的经济转轨不仅造成俄罗斯社会的两极分化，政治界也被经济寡头所操纵。社会的反对情绪于1993年10月爆发，民众再次聚集到政府大楼外，与1991年的那次抗议不同，这次已经是挥舞苏联国旗、呼唤列宁，史达林名字，要求恢复苏联体制的游行了。原来以为会作出让步的叶利钦总统，在10月4日下令军队对广场上的群众开火，非官方渠道称死亡人数高达2000人。
苏联解体，但经历两次震荡的苏维埃灵魂却无法解体。这一时期，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说：“今天的所有想法和所有语言全都来自别人，仿佛是昨天被人穿过的衣服……我们全都在使用别人以前所知、以前所做和以前的经验，所以说是二手时代。”
活在曾经苏联的人们，从要求民主到重回苏联，也许都是曾经之物。1991年要求的民主，是西方的二手历史视野──“戈巴卓夫年代……人人洋溢普幸福的笑脸。自由啦！大家都呼吸到自由的气息。民主是个我们不认识的野兽。”“我痛恨戈巴卓夫，他偷走了我的祖国。我一直把苏联护照作为最珍贵的物品珍藏着。”；其后的经济自由化，是二手的资本主义生活──“爸爸妈妈本来都是热心的改革支持者：写海报，发传单，然而结局却是被裁员……他倒无法相信，自由竟然是这样的。”“你想要什么样的伏特加都有，标准牌、戈巴卓夫牌、普丁牌、还有散装香肠、乳酪和鱼，香蕉就在那儿摆着、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我们有这一点就足够了。”；1993年及至今天的苏联帝国怀昔，是二手的历史──“我想回到过去。我不需要苏联香肠，我需要一个可以做正常人的国家。以前我们都说‘普通人’，而现在改成了‘平民’。你感受到其中的区别吗？”“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没有苏联了。如果我不喜欢某样东西，我就出去抗议，而不是睡觉之前在厨房里讨论。”
阿列克谢耶维奇透过无数的访问，在二手的时代中，重新发掘一手的血肉生命。一如她其他的创作，《二手时代》中几乎没有作者的评论，解释，只有无数受访者的自白。在一个主题之间，无数立场想法迥异的声音不断交错，甚至在同一个受访者的自述里，我们也会发现他们几把矛盾碰撞的声音。在历史的霸道论述间，透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录，我们得以聆听被消音的生命之歌，间或昂扬，更多是低沉、无声静默。这是一本极度沉重的纪录，阅读间我每每停顿，因为无法承担那在承平时代生活的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的生命自述。然而我们必需面对历史这样的真实重量，因为我们实在太了解美丽的政治理想可以对人们的生命做成多大的摧残。在政治理念笼罩一切的年代，我们更需要聆听来自人们的低吟自述，拒绝对一切政治运动对世间的消音。
继“参与者笔记”后，以下摘自本书“共产主义时代过去后，他们立刻变成了另一种人”，获“猫头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刊出。
《二手时代──追求自由的乌托邦之路》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出版社：猫头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
译者：吕宁思
共产主义时代过去后，他们立刻变成了另一种人
柳德米拉．马利克娃，技术员，四十七岁
女儿说的故事──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生活都一样糟
“你熟悉莫斯科吗？昆采夫斯基区，我们是那里一栋五层楼公寓的其中一户，是个三房的屋子，我们和外婆团聚时就搬过去了。外公去世后，外婆独自住了很长时间，眼见她的身体越来越差，我们决定搬过去，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对此我很高兴，我爱外婆。我和她一起去滑雪、下棋。外婆真棒！爸爸，还有爸爸，但是爸爸和我们一起的时间很短。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打一开始就在家里跟他那群哥儿们一直喝酒喝个不停，妈妈把他赶出去了。他在不对外开放的秘密军工厂工作。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会在周末给我们买礼物、糖果、水果，他总是想弄来最大的西洋梨和苹果给我一个惊喜：‘闭上眼睛，尤列奇卡。好了，睁开吧！’爸爸笑得真好看。直到有一天，他失踪了。离开我们之后，他和一个女人同居了，那个女人是我母亲的朋友。后来她也受够了他酗酒，就把他赶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但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会来找我。
在我十四岁之前，家里人过得无忧无虑。那是改革之前，生活很正常，直到资本主义进来，电视上大谈‘市场化’。对于这一切，大家都不太明白，但也没有人解释。一切都是从大家可以痛骂列宁、史达林开始的。年轻人咒骂，老年人沉默。如果在电车上听到有人骂苏联共产党，老人家会默默地下车。我们学校有个年轻的数学老师反对共产党，而另一个年长的历史老师则支持共产党。外婆在家里说：‘现在是跑单帮的投机分子取代了共产党。’但妈妈不同意：‘不是的，’她说，‘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公平美好的社会。’妈妈经常去参加游行，兴奋地向我们转述叶尔钦的谈话内容。但是外婆没有被她说服：‘把社会主义拿去换了香蕉，换了口香糖……’她们一大早就开始争论，直到妈妈出门上班，晚上下班回来又继续吵。电视里一出现叶尔钦，妈妈就马上坐到椅子看：‘一个伟大的人物！’外婆则不断在胸前画十字：‘罪人啊，上帝宽恕他吧。’她骨子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她投票给久加诺夫。后来每个人都去教堂，外婆也跟着去，开始画十字、吃斋，但她只信共产主义。（沉默）外婆喜欢讲战争故事给我听。那年她十七岁，主动申请上前线，在那里她和外公坠入爱河。她梦想做接线员，但她参加的那个部队需要炊事员，于是她就当了炊事员。我外公也是炊事员。他们一同在医院里照顾伤患。伤患意识不清或说梦话时，会大喊：‘冲啊！冲啊！前进！’真可惜，她讲了很多故事，但我只记得一些片段。护士总是随时准备着白灰粉，药片和药粉用完时，她们就用白灰粉做成药丸来哄骗伤患，免得他们咒骂人，抡起柺杖打她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谁也没见过史达林，但所有人都盼望看到史达林。我外婆也一样，直到去世前，她都还很崇拜史达林：‘如果没有史达林，我们就得去给德国人舔屁股了。’她还说粗话呢。妈妈不喜欢史达林，她叫他坏蛋，叫他凶手。如果说我对这个问题有多了解，那是骗人的。我的生活，就只是想着要过得快乐，还有初恋。
妈妈是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技术员，我们母女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我会和她分享自己所有的秘密，甚至是别的孩子不会跟母亲讲的事。这样没问题，因为在我眼里，她不是大人，更像是大姐姐。妈妈喜欢看书，喜欢音乐，喜欢这样子生活，而外婆才是持家管事的人。妈妈回忆说，我小时候非常听话，她从来不需要哄我、劝我。真的，我爱妈妈，我喜欢自己长得像她，而且越来越像，几乎就是一模一样。我喜欢这样。（沉默）我们并不富裕，但是生活还过得去，周围全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更棒的是，如果妈妈的朋友来了，我们会一起聊天、唱歌。我从小就会唱奥库扎瓦的歌：‘一个士兵生活在世界上／美丽而勇敢／但他是一个孩子的玩具／其实是纸做的士兵……’外婆会烤美味的饼子，端到桌上。很多男人追求妈妈，他们都给她送花，给我买冰淇淋，甚至有一次她还问我：‘我能结婚吗？’我当然不反对，因为我妈妈那么漂亮，我不愿意她孤独一个人，我希望有一个幸福的母亲。她走在街上总是引人注目，男人一个一个回头看。‘他们这是干么？’我小时候总要问。‘走了！走了！’妈妈笑了，笑得很不寻常。真的，我们过得很好。后来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回到我们住过的街上，看着我们旧房子的窗户。有一次我忍不住就去按了门铃，那里已经住着一个乔治亚人家庭。我猜他们以为我是乞丐，想给我一点钱和食物。我哭着跑走了。
不久，外婆病倒了，她这个病总是想吃东西，每隔五分钟就跳起来到楼梯间大喊大叫，说我们要把她饿死了。她常常摔盘子……妈妈有办法把她安插到一间特殊诊所，但最后还是决定自己照顾她，她也很爱外婆。外婆经常从橱柜里拿出战争时的照片，一边看一边流泪。照片里有个年轻的女孩，不像外婆，但确实是她，虽然就像另一个人一样。就是这样……直到去世前，外婆都还坚持看报，她对政治很感兴趣。但生病时，她的床头只放了一本《圣经》。她叫我一起念：‘尘归尘，土归土，灵仍归于赐灵的神……’她不断想着死亡：‘我这样太辛苦了，孙女。太无聊了。’
那是个周末，我们都在家。我往外婆的房间看了一眼，她已经不太能走路了，多半时间都躺着。我看到她呆呆地望着窗外，我让她喝了点水。又过了一会，我再去看她，叫她，她没有回答，我抓住她的手，冷冰冰的，眼睛依然睁着，盯着窗外。我从来没有面对过死亡，一下就被吓哭了。妈妈跑了过来，马上哭喊起来，她阖上外婆的眼睛。必须打电话叫救护车，他们很快就到了，可是医生跟妈妈要钱，否则就不开死亡证明书，也不送外婆去太平间。‘你们想怎样呢？这就是市场经济！’我们家里已经没钱了，妈妈早就被老板辞退，找了两个月的工作，还没有找到。无论她跑去哪里应征，总有长长的人龙跟她抢工作。妈妈毕业于技术学院，有代表成绩优异的红本毕业证书。她本来希望找到和所学相关的工作，但这个愿望甚至难以启齿，因为有大学文凭的人都在做售货员、洗碗工、打扫办公室。一切都变了……街上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大家身上似乎都裹着一层灰色，没有别的颜色。‘这都是你的叶尔钦、你的盖达尔干的好事。’外婆活着时曾经这样说过，‘瞧瞧他们都对我们做了什么？情况再糟点，就跟战争时期没两样了。’妈妈沉默不语，出乎我的意料，她竟然不反驳了。我们总是这样看着家里的每一件东西：它能不能卖点钱？但后来都没有什么可卖了。外婆的退休金是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我们只吃得起一种灰色的通心粉。外婆一辈子攒了五千卢布，存在银行里，在过去这是很大一笔钱，用她的话说，可以撑过苦日子，还够送葬的。可是一夜之间，这些钱只够买一张电车票、一盒火柴。他们欺诈了人民。外婆最怕的，就是我们随便把她的遗体装进塑胶袋或者用报纸裹住，草草埋了。但是棺材是天价，大家下葬时用的容器五花八门。外婆的朋友费妮亚奶奶过去是一名前线护士，她去世时，女儿就用一张旧报纸把她裹起来埋了，军功章也一起随便埋了。她女儿残疾，靠捡垃圾过活。一切是那么不公平！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商场晃，看到商场里的香肠都有漂亮的包装。在学校里，能穿裤袜的同学嘲笑那些买不起裤袜的，她们就这样嘲笑过我。（沉默）但是妈妈已经答应过外婆，一定要用棺材为她送葬。妈妈发过誓的。
那个女医生看到我们没有钱，扭头就招呼救护车开走了，只留下外婆和我们。
我们和外婆的遗体在屋子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妈妈每天用高锰酸钾擦洗外婆，把湿床单盖在她的遗体上，关闭了所有的窗户和通风口，用湿被子掖住门缝。这些事都是她一个人做的，我害怕去外婆的房间，总是飞快地跑到厨房，然后马上回来。慢慢地，遗体开始发臭。真的，说起来真是罪过，但我们还算幸运：外婆生病后消瘦得厉害，浑身只剩一把骨头。我们打电话找亲戚帮忙，我们有很多亲戚，半个莫斯科都是，但突然就找不到人了。他们都没有拒绝—拿来了大罐的腌栉瓜、黄瓜和果酱，但没有人拿钱来。他们过来坐坐，哭一场，就离开了。我记得，没有人留下现金。妈妈的堂弟在工厂工作，厂里用罐头当工资发，他就给我们送来了罐头。能做的都做了，能拿的也都拿来了。当时，这些都很正常的：生日礼物就送一块肥皂、一管牙膏……以前我们的邻居都很好，确实都很好。安娜阿姨和她的丈夫，他们收拾东西，搬到乡下父母那里，孩子早就送过去了，他们帮不到我们。瓦利亚大妈，怎么能找她帮忙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酗酒。我妈妈有很多朋友，但他们也是如此，家里除了书，什么都没有。他们之中有一半的人都没有工作，电话都断线了，我们联系不上他们。共产主义之后，人与人立即形同陌路。大家都在紧闭的门内生活。（沉默）我希望这只是一场梦，我只是睡着了，早上醒来，外婆还在。”
那个时代，土匪们走在大街上，甚至不必把枪藏起来
“他们是谁？出现了一些神秘的人，他们好像知道了一切：‘我们了解你们的困难。我们会帮你们。’他们打了电话，医生就来了，开了死亡证明，然后员警也来了。我们给外婆买了一口体面的棺材，租了一辆灵车，上面铺了很多花，什么花都放了—该做的全都给做了。外婆曾经希望死后葬在霍凡思墓地，那座老墓地很有名气，没有钱是没办法在那里下葬的。可是那些人办到了，还请来了牧师为她祈祷。一切都如此完美。我和妈妈只能站在那里哭。指挥这一切的是伊拉阿姨，她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在她周围总是有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她的保镖。其中一个在阿富汗打过仗，这一点不知怎地就让妈妈安心了，她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打过仗，或者坐过史达林的劳改营，那个人就不可能是坏人。‘怪不得！因为他也吃过这些苦！’她说。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社会是不会让人独自受难的，外婆曾经这么深信过。我们都记得外婆说过的故事，在战争中所有人都互相帮助。大家都是苏联人……（沉默）然而，现在已经是另外一种人了，不完全是苏联人。我的意思是，现在我才明白，今非昔比了。这是一伙强盗趁机抓住我们做交易了，可是当时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叔叔阿姨，我们一起在厨房里喝茶，他们请我们吃糖果。伊拉阿姨看到我们空空如也的冰箱，就带来了好多食物，还给了我一条牛仔裤。那时候，人人都祈祷能有一条牛仔裤！大概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我们已经习惯了和他们在一起，这时他们向妈妈建议：‘卖掉你们这间三房公寓，买一间一房的吧。您将会有一笔钱。’妈妈答应了，当时她在咖啡馆有一份工作：洗碗、擦桌子，但是钱很不够用。他们已经开始讨论我们要搬去哪里，搬到哪个区。但我不想转学，所以我们就在附近找房子。
就在这当口，别的帮派也开口说话了。那个头目是个男人，沃洛加叔叔，他开始和伊拉阿姨争夺我们的公寓。‘为什么你只要一房？’沃洛加叔叔对妈妈大喊，‘我给你在莫斯科附近买一幢大房子。’伊拉阿姨开着一辆老旧的福斯金龟车，沃洛加叔叔则有一辆高级宾士。他有一把真的手枪，九○年代，土匪在大街上走动，甚至都不需要把手枪藏起来。大家只要有能力，都给自己家装上铁门。在我们的门廊，有天晚上来了一帮人，带着手榴弹要找一个商人。他有一个小铺子，用彩绘胶合板搭起来的，卖各种杂货：食品、化妆品、衣服、伏特加等等。来人要求店主给他们美元，他的妻子不想给，于是他们就把炙烫的熨斗放在她的肚子上，而她已经怀孕了。没有一个人报警求助，每个人都知道土匪有的是钱，可以买通任何人。但是不知怎的，人人都很尊重他们，所以没有人抱怨。沃洛加叔叔不和我们慢慢喝茶，直接就威胁我妈妈：‘如果你不给我这间公寓，我就抓走你女儿，你就再也看不到你女儿了，别想知道她的死活。’我躲在朋友家，好几天不敢去上学。我哭了一天一夜，怕他们去抓妈妈。邻居看到有人来找了我两次，骂着脏话。最后，妈妈让步了。
第二天，我们就被赶出家门。他们夜里就来了：‘快点！快点！先去别的地方住，直到我们帮你们找到房子。’他们带来了一罐油漆，还有壁纸，就开始装修起来。‘我们走！让我们走。’惊慌失措的妈妈只拿了一些证件，还有最喜欢的波兰‘也许’牌香水，那是别人送她的生日礼物，以及一些喜欢的书，而我则拿走了课本和一些衣服。我们被推进车子里……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说起来根本是一间空房间，里头有两张大床、一张桌子和椅子。我们被严格禁止出门，不许我们开窗户，不许大声说话。千万千万不能让邻居们听到！这间公寓里头的住户显然一直在变……到处都很脏！过了几天才清洗好一切，好好打扫了一遍。我还记得，后来我和妈妈到了一个好像政府办公室的地方，他们向我们出示列印出来的文件，所有手续好像都是符合法律的。我们被告知：‘你们必须在这里签名。’妈妈签了，而我就站在旁边放声大哭。早先我还稀里糊涂的，现在我才懂了，原来我们是被赶到乡下来了。我很舍不得自己的学校和自己的朋友，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们了。沃洛加叔叔走过来说：‘快签字，要不我们就把你送到孤儿院，你妈妈横竖都要去村里，你就一个人留下来。’那儿有一些人，我记得站着一些人，其中还有一名员警。但是每个人都不说话，因为沃洛加叔叔贿赂了所有人。而我只是一个孩子，我能做什么。（沉默）
过了这么久，我一直都保持沉默，都藏在内心深处，这些糟糕的事，藏得如此深沉，我不想对别人说。我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把我带到孤儿院的。那是很久以后，我没有了妈妈的时候。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他们跟我说：‘这是你的床，你的衣柜，你的书架……’我吓傻了，晚上就发烧倒下了。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想起我们以前的那间公寓……（沉默）新年了，大家点亮了圣诞树，戴上面具，要办舞会了……舞会？什么舞会？我已经忘了这一切。（沉默）我的房间还住了四个女孩。两个是小女孩，很小很小，一个十岁，一个才八岁。还有两个年龄较大的女孩，一个来自莫斯科，患有严重的梅毒，另一个是小偷，她偷走了我的鞋子。这个女孩想回到街上……我在想什么？呃，我是在想，我们整日整夜地待在一起，却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是谁。大家都不想说。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遇见了自己的热尼亚，才开始说话。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沉默）
接着说我和妈妈的故事，悲惨的日子才刚开始。我们签了字，被送到雅罗斯拉夫尔地区。‘远是远了点，但你们会有一栋好房子。’但是我们又被骗了，那不是一栋房子，只是一间破旧的小木屋，只有一个房间和一个俄式火炉，我和妈妈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些，我们不会生炉子。小屋随时会倒塌，墙上到处是缝隙。妈妈傻了。她走进屋里，跪在我面前，因为这样的生活而请求我宽恕，还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撞……（哭泣）我们只有一点点钱，很快就花光了。我们在别人的菜园子工作，这个给一篮马铃薯，那个给十颗鸡蛋。我学到了一个新词‘以物易物’。 我得了重感冒时，妈妈拿她最喜欢的那瓶香水换了一块好的黄油。我劝她不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东西能够让我们想起家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农场主人，那是一个善良的女人，觉得我可怜，给了我一桶牛奶。我很怕，绕过菜园子回家，遇到了一个挤牛奶的女工，她笑了：‘你躲什么？大大方方走就是了。这里的一切都可以拿走，何况是人家给你的。’他们拿走了一切没有钉死的东西，集体农庄的负责人拿得最多。大家还用汽车帮他载东西过去。他来找我们，怂恿道：‘去我的农场吧！不然你们要饿死了！’去还是不去？饥饿逼着我去了。早上四点就要起床挤牛奶。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就要开始挤牛奶，妈妈洗牛棚。她很害怕牛，但我很喜欢牠们，每头乳牛都有名字，小烟鬼、小樱桃……我要照管三十头乳牛和两头小母牛，用手推车运木屑，牛粪没膝深，超过了靴子的高度。每天都要往车子上搬牛奶罐，不晓得搬了多少公斤？（沉默）他们用牛奶当我们的工钱，如果有牛闷死了或自己在泥潭里溺死，就给我们发肉。挤牛奶女工喝酒喝得不比男人少，后来妈妈也开始和她们一起喝。我和妈妈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好朋友了。我越来越频繁地冲她吼叫，她就对我生气。偶尔在她心情很好的时候，也会给我读读诗，她最喜欢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一串串红艳的花楸果／火焰一般燃烧／树叶凋落／我降生了……’只有在那时候，我才又看到母亲往日的影子，多么难得。
已经是冬天了，马上就要降霜。在这间又破又旧的小屋里，我们是熬不过这个冬天的。有个邻居同情我们，免费把我们送到了莫斯科……”
这个时代，人不再是高贵的称号，而是千人千面
“和你聊天，我都忘了我本来很害怕回忆起往事。（沉默）对于人，我有什么想说的？人不能说坏，但也不能说好。在学校里，我就是照着苏联教科书学，看不到其他说法。我们是这样被教导的：人，这是一种高贵的称号。可是现在，人已经不是高贵的，而是千人千面了。我也一样，有很多面，我身上有多重部分。比如当我看到一个塔吉克人（他们在这儿就是奴隶，二等公民），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停下来和他说说话。我没有钱，但我会和他聊聊天。他们和我是一种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让我明白，当你对所有人来说都只是外来人时，你就是孤身一人。我也曾住过大门口，睡过地下室……
起初，妈妈的朋友让我们到她那儿去。他们对我们很好，我也很喜欢那儿。那里有我熟悉的环境：书籍、唱片，还有墙上切．格瓦拉的肖像。就跟我们过去一样，同样的书，同样的唱片……奥丽雅阿姨的儿子在读博士班，经常整个白天都待在图书室里不出门，晚上则去火车站卸货赚生活费。没东西可吃。在我们的厨房里，经常只有一袋马铃薯。马铃薯要是吃完了，一片面包得撑一整天，整天喝茶，我们只有这些东西。一公斤肉的价格是三百二十卢布，而奥丽雅阿姨的工资是一百卢布，她在一所小学当老师，教低年级。所有的人都像疯了，只想着挣钱。厨房的水龙头坏了，我们叫来水电工，发现他们都是博士。大家都笑了。就像外婆说过的，忧伤不能当饭吃。度假是没有几个人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奥丽雅阿姨假期去了明斯克，她的姐姐住在那里，是个大学讲师。她们用人造毛绒缝制枕头，里面填的是一种合成纤维，这样做是为了让枕头可以空出一半，上火车前再把注射过镇静剂的小狗塞进枕头里。她们就这样运送小牧羊犬和兔子去波兰……各大市场上说的全是俄语。人往热水瓶里倒进伏特加冒充茶水，手提箱里的衬衫下暗藏着钉子和锁头……奥丽雅阿姨带回家的是一袋美味的波兰香肠，味道真是棒极了！
夜里，莫斯科到处是枪声，甚至还有爆炸声。随处可见各种摊位，聘用妈妈的亚塞拜然女人有两个摊位，一个卖水果，另一个卖鱼。有言在先：‘工作是有的，但是没有休假，不能休息。’对妈妈来说，这是个新世界，她不好意思和顾客讨价还价，会感到羞愧。第一天摆好水果摊，她就躲到一棵树后面看着，还把帽子往下拉到耳朵处，生怕有人会认出她来。第二天，她送了一颗李子给一个吉卜赛女人……店主发现了，把她大骂了一顿。金钱不喜欢怜悯和自尊，妈妈在那儿没有撑多久，因为她卖不了东西。我看到一则‘清洁工人，需受过高等教育’的征人广告。妈妈按照地址去应征，她被录用了。那是个美国基金会，工资还不错。于是，我们开始能养活自己，并在一个三房公寓里租了其中的一间，另一间房的租客是几个亚塞拜然年轻人，他们总是在谈买卖。其中有个人还向我求婚，答应带我去土耳其：‘我把你偷走吧。我们有一个习俗，新娘得用偷的。’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特别害怕。他还给我送水果，杏子什么的。房东一连几个星期都喝得大醉，喝到屋顶坏了都不修，还用脚踢他老婆：‘嘿，妈的屄！你这个婊子！’他老婆被救护车载走了。房东夜里还偷偷爬过来找我妈妈，把我们房间的门都撬开了。
结果，我们又开始在街上流浪了。
我们露宿街头，没有钱。妈妈工作的基金会关了，她只能靠打零工赚点小钱。我们住在路边，住在楼梯口。有人漠然路过，有人对我们大吼大叫，还有人赶我们出去，哪怕是黑夜，也不管是下雨或飘着雪。没有人帮忙，没有人闻问……（沉默），没有坏人，也没有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要顾。（沉默）早上，我们步行到火车站，在火车站的厕所梳洗、洗衣服。夏天相对暖和，哪儿都可以住，可以直接睡在公园长椅上，秋天搂起一堆落叶，就睡在树叶上，暖暖的，像睡袋一样。在白俄罗斯火车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很老很老的女人，她坐在售票处附近自言自语，反覆讲述一个故事：‘战争时期一群狼进了村，因为狼也知道村里没有男人，男人都去打仗了……’我和妈妈只要身上有点钱，就会分给她。‘上帝保佑你们。’她为我们画十字，她让我想起外婆。
有一次，我把妈妈留在公园的板凳上。等我回来时，看到她和一个男人坐在一起。一个很好的人。‘认识一下吧。’妈妈说，‘他叫维嘉，也喜欢布罗茨基。’我们都明白，如果谁喜欢布罗茨基，对妈妈来说就如同一个暗语，说明他是自己人。‘什么，他没有看过《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那这就是一个没开化的人！没文化的人！不是同一类，不是我们的人。妈妈总是把人分类，这是她从以前就有的习惯。在我和妈妈流浪的这两年，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很严肃成熟，心智超龄。我意识到妈妈没有办法帮我，相反的，我有一种感觉，她需要我的照顾。维嘉叔叔很聪明，他总是问我而不是问妈妈：‘好了，女孩，我们走吧？’他带着我们去他家，他有一间两房公寓。我们把全部家当都带上了，就只是一些破烂的方格包……对我们来说，简直进入天堂了，他家就像博物馆一样！墙上挂着照片，优雅的图书室，宽而矮的老式五斗橱，高到天花板的钟摆大钟。我都看呆了！‘女孩们，别拘束，把外套脱了吧。’我们不好意思，因为衣衫褴褛，浑身都是火车站的味道，只敢站在门口。‘女孩们，别害怕嘛！’我们坐下来喝茶。维嘉叔叔讲了自己的经历，他曾是一个金匠，有自己的工坊。他向我们展示了工具箱、包装袋里的半宝石、银坯……一切是那么美好、有趣、高贵。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要住在这里，简直像奇迹一样。
家，我终于有个家了。我又能去学校了。维嘉叔叔很善良，他用宝石帮我打了一个戒指。但问题是，他也酗酒，还吞云吐雾，就像火车头一样喷烟。最初，妈妈会说他几句，但很快的，他们两人就喝在一块了。他们把书送进二手书店，我还记得旧皮革封面的味道。维嘉叔叔还有些稀有的硬币。他们喝酒，看政论节目。维嘉叔叔说话特别有哲理，他会像跟大人说话一样和我交谈。他问我：‘尤列奇卡，在后共产主义的学校里，你们都学些什么？现在苏联文学和苏联历史要怎么办，难道都要抹杀得一干二净吗？’真的，我知道得很少……您对这有兴趣吗？这些，我想都离我很远了，但是我没有忘记。
我还记得维嘉叔叔说过的话：
‘俄罗斯的生活就应该是不幸的、贫寒的，那样灵魂才能高尚。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属于这个世界，越是肮脏和血腥，灵魂越能得到自由……’
‘我们的现代化，只能透过欺骗和枪炮的途径实现。’
‘共产党人，他们能做什么？不过就是凭票供应和重建马加丹的劳改营。’
‘正常的人如今看起来都是疯子，像我和你妈妈这种人，新生活把我们都丢弃了。’ ‘西方的是老资本主义，我们的是最新鲜的资本主义，年轻的犬牙……纯粹的拜占庭式政权。’
一天夜里，维嘉叔叔心脏病发作。我们叫来了救护车。但我们还来不及把他送到医院，他就不行了。他的亲戚赶来了：‘你们是谁？从哪里来的？这儿没你们的事。’一个男人大叫：‘把这些臭乞丐赶出去！快！’我们离开时，他还检查了我们的包包。
我们又流落街头了。
我们打电话给妈妈的表哥列沙舅舅，他妻子接的电话：‘过来吧。’他们住在离河运站不远一间两房的赫鲁雪夫式公寓，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媳妇还怀着孕。他们决定了：‘先住在这里吧，住到阿莲娜生孩子再说。’他们在走廊里摆了一张小床给我妈睡，我则睡在厨房的旧沙发上。列沙舅舅工厂里的朋友来看他，我就听着他们的谈话声入睡。他们的活动总是千篇一律：桌上一瓶伏特加，打牌。说实话，他们谈的内容和维嘉叔叔的，完全不一样：
‘全乱套了。自由，自由在哪里，妈的？我们在吃没有黄油的粗米粒呢。’
‘都是犹太鬼……他们杀死了沙皇，杀死了史达林和安德罗波夫，推行自由主义！现在迫切需要拧紧螺丝。我们俄罗斯人必须保持信心！’
‘叶尔钦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说到底我们是打赢过战争的啊！’
‘去教堂吧，那里的人都在祷告，可是一个个呆若木鸡。’
‘很快就会暖和并快乐起来，我们首先要把那些自由派吊死在路灯上，我们必须挽救俄罗斯……’
两个月后，舅舅的媳妇生了。我们不能再借宿了。
我们又一次流落街头，在火车站和别人家的大门口过夜。
火车站， 大门口， 大门口， 火车站。
在火车站，执勤的员警有上了年纪的，也有年轻人。大冬天里，他们要么把我们驱赶到大街上，要么带到小屋子里。他们在屏风后面有个专门的角落，有个小沙发。妈妈和一名试图把我拖到那里去的员警打了起来，她遭到了殴打，被拘留了好几天。（沉默）我当时感冒了，这件事之后，我病得更严重了。我们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我去投靠亲戚家，妈妈先留在车站。过了几天，她打电话给我：‘我们要见个面。’我找到了妈妈，她说：‘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让我去她家。她家在阿拉宾诺，那是她自己的房子，有的是地方住。’‘我和你一起去吧。’‘不，你得先治病，以后再来。’我送她上了电车，她坐在窗前，紧紧盯着我，好像再也见不到似的。我情不自禁地也跳上车，问妈妈：‘你怎么了？’‘别管我。’我挥着手，妈妈就离开了。到了晚上，有个电话打来找我：‘你是尤利娅．鲍里索夫娜．马利克娃吗？’‘我是马利克娃。’‘我是警察，请问，柳德米拉是你什么人？’‘是我妈妈。’‘你妈妈被火车撞死了，在阿拉宾诺……’
妈妈一直很小心，如果有火车经过，她会很害怕，她最怕被火车撞到，总是来回转头看上一百次：过去还是不过去？所以……不，这绝对不是不幸的意外事故。她买了一瓶伏特加，为了让这一切不会那么痛苦和可怕，然后她就跳了……她只是累了，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出于自愿’，这不是我说的，是她的原话。我后来一直回忆她说的每个字。（哭）火车拖着她跑了很长一段路，他们把她送进了医院，在急诊室抢救了一个小时，但依然没能救回来。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我看到她时，她已经躺在棺材里，穿好了衣服。这是多么可怕啊︙︙那时候我还没有热尼亚，如果我还小，她一定不会离开我，也就不会出这种事了。最后那几天，她常常对我说：‘你已经大了，已经长大了。’我干么长大？（哭）只留下了我一个人这样生活……（长时间不发一语）如果我有个孩子，我必须要幸福，要让孩子记住一个幸福的妈妈。
热尼亚，是热尼亚救了我。我好像一直在等待着他……在收容所里，我们都幻想着我们住在这里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有像其他人一样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有丈夫、有孩子。到那时候，哪怕不是节假日，只要想吃蛋糕，我们就可以买。我真的很渴望这样的生活。十七岁，我刚满十七岁，院长就把我叫去：‘我们已经把你从供养名单中去除了。’再没有多余的话。十七岁之后，就要自己去谋生。去吧！但我无处可去，工作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妈妈……我打电话给娜佳阿姨：‘也许我可以去您那里，收容所把我赶出来了。’娜佳阿姨，如果不是有她这位守护天使，我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她不是我的亲戚，但是现在她比亲人还亲。她在公共住宅里有一间小房间，后来遗赠给了我。她曾经和我舅舅在一起，但他早就死了，他们也不是夫妻，就只是同居而已。但我知道，他们是因为爱而住在一起的。这样的人可以去找，如果一个人懂得爱，就永远可以去找他。
娜佳阿姨从来没有孩子，她习惯了独自生活，很难忍受跟别人一起住。小房子好暗！只有十六平方公尺左右。我睡在一张折叠床上。当然，邻居玛琳娜阿姨开始提意见了：‘快让她离开。’她还打电话给警察。但是，娜佳阿姨站在那儿就像一堵墙：‘你让她去哪儿呢？’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最后娜佳阿姨还是来问我了：‘你说你只来住两个月，结果你在我这儿住了一年了。’我无话可说，只是哭，她也不再说话，也只是流泪。（沉默）又一年过去了，所有人都习惯我住在这儿了。我很乖，玛琳娜阿姨也习惯了。她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她的生活太糟糕了。她有过两个丈夫，两个都酗酒，就像她说的，都是喝死的。她有个侄子经常来看她，我们打过招呼，一个很帅的小伙子。那天我坐在房间里看书，玛琳娜阿姨走了进来，拉着我的手进厨房：‘认识一下吧。这位是尤利娅，这位是热尼亚。现在齐步走，出去散步吧！’于是，我就开始和热尼亚约会，已经接过吻，但没有确定关系。他是司机，经常要出差。有一次他回来，我又不在了。在哪里？怎么回事？原来，我的身体早就有问题了，经常窒息，有时会虚弱到晕倒。娜佳阿姨逼着我去看医生，我被诊断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您当然不知道它是什么病，那是一种不治之症。据说是忧伤引发的，我太忧伤了。我想念妈妈，非常想。（沉默）诊断结果出来后，我开始住院治疗。热尼亚来医院找到了我，他每天都来看我，还会带苹果、橘子，就像以前我爸爸那样。到了五月，有一天，他突然带着一束玫瑰花出现了，我倒抽了一口气—这束花要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他还盛装打扮了，‘嫁给我吧。’我很犹豫。‘难道你不想嫁给我吗？’我能说什么？我不能欺骗他，我不想欺骗他。我早就爱上他了。‘我想嫁给你，但你必须知道真相，我是三等残疾。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像仓鼠一样，只能被抱着了。’他什么都不明白，但表情很沮丧。第二天他又来了，告诉我：‘没事。我们一起面对。’我一出院，我们就去登记结婚了。他带我去见他妈妈。他妈妈是个朴实的农妇，一辈子都在田里干活。他家里一本书都没有，但我在那里感觉很好，很平静。我也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她。‘没事，宝贝。’她抱住了我，‘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沉默）
现在，我要全力以赴地活下去，因为我有热尼亚，甚至还梦想生个宝宝。医生当然反对，但是我想生。我希望能有一间房子，我毕生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家。我了解到最近推出了新法律，按照法律可以把我们的公寓还给我们。我已经递交申请书了。我听说像我这样的人数以千计，我的情况更复杂，因为我们的公寓已经转售三次了。而那些掠夺我们的强盗，早已躺在坟墓里，在火拼中被枪打死了。
我们来到妈妈的坟前。她的墓碑上有一张肖像，就像她还活着。我们把墓碑擦得干干净净，把墓地整理得整整齐齐，然后在墓前站了许久，我很不舍得离开，在那一刻，我感觉她笑了。她很幸福，又或许是因为太阳洒落的角度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