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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时代》──苏联解体后的苏维埃灵魂

“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不会和其他人类混淆。在芸芸众生中,你会立刻发现我们这类人。”

端传媒编辑 钟耀华

刊登于 2016-12-30

#读书时间

【编者按】俄罗斯人常被“誉为”“战斗民族”,但其实“战斗民族”所为何事?一个被战争思维笼罩的血肉生命,也许并不容易。阿列克谢耶维奇(亚历塞维奇)透过长期采访,试图还原包括白俄罗斯人、土库曼、乌克兰人、哈萨克人……更广义“苏维埃人”的实在历史──“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不会和其他人类混淆。在芸芸众生中,你会立刻发现我们这类人。”他们有共同的善恶观,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与死亡有特殊的关系──枪毙、屠杀、消灭、抹去、逮捕、剥夺十年通信权、放逐……在战争面前,每个人的苦难都同样平等。从战争之中,他们“解放”世界,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带来一种“西方以外”、抵住市场至上、进步平等的生活模式。这曾是生活在那个被称为社会主义帝国的苏维埃人生命的核心信仰。

然而这些曾经的固有在1991年都变得烟消云散。1985年戈巴卓夫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开启了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的政策,诱发部份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脱离运动,而使得苏共内保守势力不满,策划政变。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软禁了正在黑海畔度假的戈巴卓夫,以其生病无能履行总统职责为由另立苏联代理总统,宣布成立“国家紧急委员会”,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经济改革。然而民众在时任总统叶利钦的呼吁下聚集在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政府大楼外抗议政变,要求独立与民主,与军方对峙。在人民、军队和大多数苏共党员的联合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三天便宣告失败。及此之后,13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于12月25日,戈巴卓夫宣布辞职,当天晚上,代表苏联的镰刀斧头旗徐徐降下,克里姆林宫升上了继承国俄罗斯的三色旗,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苏联正式解体。

曾经的社会主义帝国开展了经济自由化的进程──解除价格管制,市场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原属于“国有”的产业在1992年开始拍卖给私人企业,结果经济效率与繁荣并没有到临,具有资讯优势的旧官僚,很快就透过侵吞国产成为新富阶级,掠夺式的经济转轨不仅造成俄罗斯社会的两极分化,政治界也被经济寡头所操纵。社会的反对情绪于1993年10月爆发,民众再次聚集到政府大楼外,与1991年的那次抗议不同,这次已经是挥舞苏联国旗、呼唤列宁,史达林名字,要求恢复苏联体制的游行了。原来以为会作出让步的叶利钦总统,在10月4日下令军队对广场上的群众开火,非官方渠道称死亡人数高达2000人。

苏联解体,但经历两次震荡的苏维埃灵魂却无法解体。这一时期,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说:“今天的所有想法和所有语言全都来自别人,仿佛是昨天被人穿过的衣服……我们全都在使用别人以前所知、以前所做和以前的经验,所以说是二手时代。”

活在曾经苏联的人们,从要求民主到重回苏联,也许都是曾经之物。1991年要求的民主,是西方的二手历史视野──“戈巴卓夫年代……人人洋溢普幸福的笑脸。自由啦!大家都呼吸到自由的气息。民主是个我们不认识的野兽。”“我痛恨戈巴卓夫,他偷走了我的祖国。我一直把苏联护照作为最珍贵的物品珍藏着。”;其后的经济自由化,是二手的资本主义生活──“爸爸妈妈本来都是热心的改革支持者:写海报,发传单,然而结局却是被裁员……他倒无法相信,自由竟然是这样的。”“你想要什么样的伏特加都有,标准牌、戈巴卓夫牌、普丁牌、还有散装香肠、乳酪和鱼,香蕉就在那儿摆着、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我们有这一点就足够了。”;1993年及至今天的苏联帝国怀昔,是二手的历史──“我想回到过去。我不需要苏联香肠,我需要一个可以做正常人的国家。以前我们都说『普通人』,而现在改成了『平民』。你感受到其中的区别吗?”“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没有苏联了。如果我不喜欢某样东西,我就出去抗议,而不是睡觉之前在厨房里讨论。”

阿列克谢耶维奇透过无数的访问,在二手的时代中,重新发掘一手的血肉生命。一如她其他的创作,《二手时代》中几乎没有作者的评论,解释,只有无数受访者的自白。在一个主题之间,无数立场想法迥异的声音不断交错,甚至在同一个受访者的自述里,我们也会发现他们几把矛盾碰撞的声音。在历史的霸道论述间,透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录,我们得以聆听被消音的生命之歌,间或昂扬,更多是低沉、无声静默。这是一本极度沉重的纪录,阅读间我每每停顿,因为无法承担那在承平时代生活的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的生命自述。然而我们必需面对历史这样的真实重量,因为我们实在太了解美丽的政治理想可以对人们的生命做成多大的摧残。在政治理念笼罩一切的年代,我们更需要聆听来自人们的低吟自述,拒绝对一切政治运动对世间的消音。

端传媒将会一连两天摘载《二手时代──追求自由的乌托邦之路》,以下摘自本书“参与者笔记”,获“猫头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刊出。

《二手时代──追求自由的乌托邦之路》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出版社:猫头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
译者:吕宁思

参与者笔记

告别了苏联时代,我们也告别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我试图听到这出社会主义大戏所有参与者的真实讲述。

我们的共产主义,本来有个疯狂的计划:要把亚当以来的旧人类改造为新人类,而且也付诸行动了,这算是它唯一做成的事情。七十多年间,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验室里,制造出了另一类人种:苏维埃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悲剧人物,另一些人把他们称为“老苏维埃”。我觉得我懂得这种人、熟悉这种人,我和他们共同生活了多年。他们就是我自己,是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父母。几年来,我为此游历了整个前苏联地区,因为苏维埃人不仅是俄罗斯人,还有白俄罗斯人、土库曼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不会和其他人类混淆。在芸芸众生中,你会立刻发现我们这一类人!我们这类人,全都有社会主义基因,彼此相同,与其他人类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语汇,有自己的善恶观,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我们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在我记录过的故事中,这些语汇常常萦绕于耳:枪毙、屠杀、消灭、抹去,或者一些苏联特有的消失方式:逮捕、剥夺十年通信权、放逐。如果我们还记得,不久前有几百万人惨遭杀戮,人的生命又价值几何?我们是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种族,一切都来自于那个被称为古拉格的地方和那场恐怖的战争,还有集体化、没收剥夺、大迁徙……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曾经是我们的全部生活,但那时我们很少谈论。而今,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开始被所有人关切,它曾经是怎样一回事并不重要,只因为它曾是我们的生活。我写这本书,是希望透过一点一滴,透过一鳞半爪,发现家的故事,寻找社会主义的内核,比如社会主义在人的灵魂中究竟是怎样的。我总是被狭小的空间所吸引,一个人的空间,只有一个人。实际上,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发生所有一切。

为什么书中有这么多自杀者的故事,而不是普通苏联人民和平凡的苏维埃人物传记?其实说到底,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要么是出于爱,要么是因为年老,甚至只是为了兴趣,想要解开死亡之谜。我找到了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执着于理想,将理想深深根植于自己内心,绝对不妥协—国家成了他们的宇宙,取代了他们的一切,甚至生命。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无法和那段历史告别,无法接受另外一种幸福,不能像今天的其他人这样,完全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把渺小看成巨大。人类其实都愿意单纯地过日子,哪怕没有伟大的思想;但这在俄罗斯人的生命中却从来没有过,俄罗斯文学也从来不是这样的。举世皆知我们是战斗民族,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的生活。我们的战争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战争的思维。听到密集的鼓点,看到挥舞的旗帜,心脏就快要跳出胸口……人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会钟爱自己的奴性。我还记得我读书时,放学后全班同学一起去开垦荒地,我们鄙 视那些不去的同学。我们会为了自己没有参加过革命、没有经历过战争,而难过得哭出来。回首往事,难道我们真的曾经这样?我真的曾是这样的人?我和我的主人翁一起回忆。他们当中有些人说:“只有苏联人能够理解苏联人。”我们就是这样一群有着共产主义记忆的人,因为同样的记忆而惺惺相惜。

父亲曾经回忆,说他自己是在加加林飞上太空之后信仰共产主义的。我们是第一个进入宇宙的国家!我们无所不能!爸爸和妈妈也是这样培养我们的。我也曾经是十月党人,佩带着一个十月革命徽章,先是少年先锋队(以下简称少先队)的一员,然后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共青团)的成员。而绝望,是后来才出现的。

改革开始后,所有人都在等待历史档案开放。直到后来真的开放了,我们才了解历史,那段一直对我们隐瞒的历史……

“生活在苏维埃俄国的一亿人口中,我们必须吸引九千万人追随我们。剩下那些无法沟通的,必须被消灭。”(季诺维也夫,一九一八年)

“吊死不下于一千个顽固不化的富农和有钱人(必须的,而且要公开示众)……要没收他们所有的粮食,并扣押人质……这样做是要让方圆几百里的人都看到,震慑他们。”(列宁,一九一八年)

“莫斯科正在死于饥饿。”库兹涅佐夫对托洛斯基说。“这不是饥饿。当年提图斯夺取耶路撒冷时,犹太母亲还吃自己的孩子呢。所以,要是哪天我强迫母亲吃自己的孩子,你们才能过来跟我说:我们好饿。”(托洛斯基,一九一九年)

人民看报纸读杂志,沉默不语。扑面而来的,是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怎么能如此生活?许多人把真相视为敌人,也把自由视为敌人。我的一位朋友说:“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不了解大多数人的想法。虽然我们每天看到他们,但哪怕天天见面,对于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对于他们想要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我们鼓起勇气教导他们,不过当我们知道了一切,却感到害怕退缩。”我们经常坐在我家厨房讨论,还跟他争论。这是在一九九一年……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我们都寄望明天,深信明天自由一定会到来。一切都是从虚无开始,从我们的愿望开始。

沙拉莫夫在《科雷马笔记本》中写道:“我参与了那一场为了生活彻底翻新而进行的壮观、最终却告失败的战役。”这是一位在史达林劳改营里蹲了十七年的人所写的话,他跟理想主义谈了一场苦恋。我想可以把苏联人划分为四代人:史达林时代、赫鲁雪夫时代、布里兹涅夫时代,以及戈巴契夫时代。我属于最后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比较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瓦解,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理想主义生机勃勃、实力雄厚的时代,那个时候,要命的浪漫主义魔法和乌托邦愿望方兴未艾。我们是在克里姆林宫的“长老”监督下长大的,那是一个清教徒加素食主义的时代。共产主义的血脉已被遗忘,伤感和悲情主义高涨,保留下来的认知就是:乌托邦不可能变成现实。

那是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我在莫斯科火车站认识了一个女人,她是从坦波夫州来的,正准备去车臣,想把儿子从车臣战争中带回家。“我不希望他死;但也不想要他杀人。”国家已经不能够再控制这个女人的心了,她是一个自由人了。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多数人还是对自由感到恼火:“我买了三份报纸,每份报纸都在说自己写的是真相。但真正的真相到底在哪儿?以前,只要早上看了《真理报》,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了!”直到如今,众人从各种思想的麻醉中醒转过来的速度还是太缓慢了。如果我开始谈起懊悔,听到的回应就是:“我为什么要懊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个人说“我也坐过牢”,那个人说“我打过仗”,而第三个说的是:“我曾经在一片废墟上建设起一座城市,没日没夜地搬砖运石。”出乎意料的是,人人都因自由而陶醉,但谁也没有准备好面对自由。自由,它到底在哪儿?人民仍然只习惯于在厨房里继续痛骂政府,痛骂叶尔钦和戈巴契夫。他们咒骂叶尔钦改变了俄罗斯。那么,戈巴契夫呢?人们咒骂戈巴契夫是因为他改变了一切,改变了整个二十世纪。而现在,我们变得像其他人一样,像全球所有人一样,意识到这次是真的,一切都变了。

俄罗斯一边在变化,一边在痛恨自己的变化。我想起马克思对于俄罗斯的那句评语:“一个呆板停滞的鞑靼。”

苏联的文明是什么?我匆匆地捕捉它的遗迹,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向众人询问的不是关于社会主义,而是关于爱情、嫉妒、童年、老年,关于音乐、舞蹈、发型,关于已经消失的生活中成千上万个细节。这是把灾难驱赶到习惯思维的范围中,并且说出或猜出某些真谛的唯一方法。我总是对普通小人物的生活惊叹不已,乐此不疲地探究无边无际、数不胜数的人性真相……历史只关心事实,把情感摒除在外。人的情感是不会被纳入历史的。然而,我是以一双人道主义的眼睛去看世界的,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眼睛。我只对人感到好奇。

一家工厂工人准备欢迎列昂尼德·布里兹涅夫到访。
一家工厂工人准备欢迎列昂尼德·布里兹涅夫到访。

父亲不在了,所以我无法把我们之间的对话进行到底。父亲说过,他们那一代人死于当年的战争,要比现在这些没有战争经验却要死于车臣的男孩轻松得多。在一九四○年代,他们是从一个地狱换到另一个地狱的。战前父亲是明斯克新闻学院的学生,他还记得,在他们过完假期返校时,见到的往往已经不是原来认识的那个老师了。因为老师一个接着一个被逮捕。他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感觉很害怕。就像在战争中那样害怕。

我和父亲之间很少有坦诚的对话,那是因为他爱怜我。我是不是也爱怜着他?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通常都对自己的父母很无情。我们觉得自由是非常简单的;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亲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为没有人教给我们什么是自由,我们只被教育过怎么为自由而牺牲。

这就是自由!但,我们期盼的自由真是这样的吗?我们曾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死,准备为理想而战斗。可是开始的却是“契诃夫式”的生活,一种没有历史的生活。所有价值观都崩溃了,除了生活价值。生活是最广泛的。我们有了新的梦想:建一幢房子、买一辆好车、种一些鹅莓……自由原来就是恢复小市民生活,那是以前的俄罗斯生活中羞于启齿的。消费主义就是自由之王。巨大的阴暗,欲望的阴暗,蛰伏在人类生命中的本能,而我们对于这种生活只有模糊的认识。在整个历史中,人只是熬过了,而不是活过了。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军事经验,它应该被遗忘。在现在的生活中,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新情感、新状态、新反应……不知怎的,突然之间一切都不同了:标志、事物、金钱、旗帜,还有人本身。人类变得更有色彩,也更加独立,同质性的整体被摧毁,生活散为碎片、细胞和原子。就如达里所说的:“自由意志,就是无拘无束的意志,自由的空间。”大恶已成为遥远的传说,或者只存在于政治悬疑剧之中。已经没有人还去畅谈理想,只是侃侃而谈贷款、利率、票据。钱不是挣来的,而是“做”出来和“赢”出来的。这些能够持久吗?茨维塔耶娃写道:“金钱就是欺骗,此言铭刻在俄罗斯人的心灵中。﹂可是如今,奥斯特洛夫斯基和萨尔特科夫—谢德林作品里的主人翁们好像纷纷复活了,而且在我们的大街小巷四处游荡。

不管采访谁,我都会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父与子的回答截然不同。生于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的人绝对没有共同的体验:他们犹如来自不同的星球。

父亲说:自由就是去除恐惧;八月的那三天我们战胜了政变;一个人在商店里有上百种香肠可以挑选,就比只能选择十种香肠的人更自由;不被鞭挞就是自由,可是我们永远等不到不被鞭挞的后代了;俄罗斯人不理解自由,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哥萨克和鞭子。

儿子说:自由就是爱;内心的自由就是绝对价值;当你不担心自己的欲望时,你就是自由的;当你有很多钱的时候,你就会有一切;当你不需要思考自由也能活下去时,你就是自由的;自由应该是司空见惯的。

我在寻找语言。一个人有许多语言,比如和孩子交谈时的语言、恋爱时的语言等等。其中还包括一种,那就是跟自己对话的语言,我们常常要对自己做内心独白。在大街上、在工作中、在旅途中,到处都有不同的话语。但变化中的不仅是语言,还有其他东西;甚至同一个人在早晨和晚上说的话,也会不同。而深夜里,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则完全从历史中消失了。我们只和白天的人,只和白天发生的故事打交道。至于自杀则是夜晚的主题,一个人处于生存与死亡的边界线上。那也许是一种梦境。我想以一个白昼人的追根寻柢来理解这些。但我听到的是:“要是喜欢上这个东西,您不害怕吗?”

我们行驶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到了一个村庄,在一家商店外停了下来。我多么熟悉这些美好而善良的人(我从小在农村里长大),这里的人过着如此卑贱有如乞丐般的生活。我和他们谈起了生活。“您是问自由吗?走进我们的商店看看吧。您想要什么样的伏特加都有,标准牌、戈巴契夫牌、普丁牌,还有散装香肠、乳酪和鱼,香蕉就在那儿摆着。还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我们有这一点儿就足够了。”“给你们土地了吗?”“有谁能坚守土地?有人想要的话,就拿去好了。我们这里只有瓦西卡.克鲁托伊得到了。一个才八岁大的孩子,就要出去和父亲一起犁地。要是去他那儿工作,也不能偷揩油,也不能打瞌睡。法西斯!”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中有一场关于自由的争执,说的是自由之路的艰难、痛苦和悲惨:“要付出的代价这么高,为什么还要弄清楚该死的善恶?”但是人总是面临选择:要自由,还是要生活富足安定?自由总是与痛苦相伴,幸福却往往失去自由。大多数人都是选择走第二条路。

那位大法官对重回人间的基督说:

“你为什么又要来打扰我们?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到来会打扰我们啊。”

“你是如此尊重他们(人类),但你所做的一切又似乎不再同情他们,因为你对他们的要求太多……尊重他们少些,要求他们就少些,这样才更接近于爱,因为他们的负担会轻些。人是懦弱而胆怯的……一个脆弱灵魂的罪过,不就是无力接纳如此可怕的馈赠吗?”

“对于人类,没有什么忧虑能比得上成为自由人之后,还要快快找到顶礼膜拜的对象更无止尽、更折磨人的了。把自由的礼物给了谁,随之而来就会产生不幸。”

***

是的,在一九九○年代,我们曾经十分幸福,但那时候的天真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那时觉得,选择已经做出,苏联共产主义毫无希望地完败。一切才刚刚开始……

二十年过去了。“别拿社会主义吓唬我们。”现在的孩子这样对父母亲说。

在与一个熟识的大学老师谈话时,他对我说:“在九○年代末,每当我回忆起苏联时期,学生会吃吃地笑了起来,他们都坚信一个崭新的未来已经在自己眼前开启了。但今天情况又不同了,如今学生已经领教和体验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平等、贫困、厚颜无耻地炫富。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父母是如何生活的,从一个被掠夺的国家那里,他们的父母一无所得。于是学生的情绪激进,梦想进行革命。他们穿红色T恤,上面绘有列宁和切.格瓦拉的画像。”

社会上又出现了对苏联的向往,对史达林的崇拜。十九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有半数认为史达林是“最伟大的政治人物”。在这个史达林杀掉的人不比希特勒少的国家里,居然出现了新一波的史达林崇拜?苏联的一切又都成了时尚。例如“苏维埃餐厅”,里面满满是苏联称呼和苏联菜名。还有“苏维埃糖果”和“苏维埃香肠”,从味道到口感都是我们童年起就熟悉的,更不用说“苏维埃伏特加”了。电视上有几十个节目,网路上也有几十个苏联怀旧网站。史达林时代的劳改营,从索洛夫卡到马加丹,居然都成了旅游景点。广告文案里还承诺游人将会得到充分的劳改营体验,会发送劳改犯人的服装和干活用的锄头,并向游人展示经过翻修的劳改犯居住区,最后会组织游客在劳改营钓鱼……

旧式的思想再次复活:关于伟大帝国,关于“铁腕”,关于“独特的俄罗斯路线”……苏联国歌回来了,共青团还在,只是改名为“我们的”,执政党就是复制版的苏联共产党。总统大权在握,如同当年的总书记,拥有绝对权力。而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东正教。

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前,亚历山大.格林就曾写道:“不知怎么回事,未来并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百年过去了,未来又一次没有到位。出现了一个二手时代。

对艺术家来说,街垒是个危险的地方,是一个陷阱。它会使视力恶化,瞳孔变窄,使世界失去色彩。那里只有黑与白,从那里分辨不出人形,只能看到一个黑点,一个目标。我这辈子都是在街垒上面,我也想离开那里,学会享受生活,让自己恢复正常视力。但是,数万人再次走上了街头,手携着手。他们在外套上挂着白丝带,那是复兴的符号、光明的象征。我与他们站在了一起。

在大街上,我遇到了身穿印有铁锤镰刀和列宁肖像T恤的年轻人。但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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