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只有一个深植民间的，真正以多元多样作为原则的，充分体现民众参与的，创造的民主传统，才可最终堵截由人民动员迈向以人民之名行独裁之实的可怕道路”——1991年香港出版《天安门评论》发刊词
哈维尔是捷克作家及剧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天鹅绒革命思想者之一。他的创作斟酌时弊，呼吁人们在（后）极权制度之下活出真诚，受捷克共产党当局持续迫害。1977年起他陆续被指“危害共和国利益”、“颠覆共和国”而锒铛入狱。1989年6月4日起，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公开选举中击败共产党取得超过99％议席，同年及后柏林围墙倒塌，东德政权垮台，在匈牙利民主化和立陶宛宣布独立的鼓舞下，捷克人民走向街头要求司法独立和举行公开的自由选举，最终在1989年12月，出狱仅42天的哈维尔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
“无权势者的力量”是哈维尔的代表作，写于1978年，剖释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极权如何改造人民生活而使得两者相互构成。
在这篇代表作中，哈维尔认为现今的极权制度已不像过去有明确的制宰源头，社会不存在可以透过破坏特定群体或阶级而得到解放。在今天的极权体制下，权力正如巨大绵延的蜘蛛网，这个网是为体制，限定了每个人生活的模式、形态、思想规矩。也许大家都不明白，也无意深究规矩的意义，但只要大众都服从，就能从这张网之间获取利益，得到“安逸稳定”的生活。假若人们要反抗，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自主意识，在权力网泥足深陷的人们就会告发攻击那些心有异想的人，因为他们恐惧，恐惧在现存权力网下的既得利益会因体制被推翻而烟消云散。
在哈维尔看来，这正是后极权体制的特质：不如过去的极权体制有明确制宰阶级，现在每个人都是权力制宰的源头，沉默不作声的顺服人群，在共同支撑起后极权的制宰结构——“大家都是体制要控制的对象，但大家同时都是体制的主人；大家是体制的牺牲品，也是体制的工具。”
也正是在这样的后极权社会中，哈维尔才提倡，要“living in truth”，活出真诚，过光明磊落的生活。当人们开始探问规矩，不再活于谎言假意的体制规限之内，后极权体制就失去默从的支柱，制宰才能够从根本地被消解。
“活出真诚”的想法，对同样经历八九年国际政局风起云涌，却惨遭中共屠城的思想者影响很深。当手无寸铁的学生遇到军警的残酷镇压，在这样极端悬殊的权力对比中，被压迫的人们是否束手无策？“判断一种活动的是非功过，能否以有无眼前可见的实效为标准？”这是刘宾雁在《哈维尔选集》撰写的前言中所说，而“人人都应自省”，是其中的回答：我们每个人为自由所作的事，足够了吗？群众活得真诚磊落了吗？
《哈维尔选集》出版于1992年，收录了哈维尔不同时段的论政文章与剧作，是中文世界第一本哈维尔译著，它的策划和编译者的联合署名是“天安门民主大学”，由“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民主基金”赞助，“基进出版社”正式出版。
“天安门民主大学”诞生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据刘健芝在《游走于体制内外》一书内的分享，1989年学生占领广场，5月19日政府宣布戒严令，学生估计快要清场，但市民动员支援未到，军队也未达清场，于是学生们就构想了“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使得广场不至无所事事，也期在思考之间酿出进一步行动。当时一批香港学生接到北京学生的请求，希望他们买扩音器到北京支援广场办学。至6月3号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接到军队会来压镇的消息，广场上的学生决定，虽压镇将至，但立此存照，宣布“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正式成立。几个小时后，便成血的历史。
后来有人提议，既然广场大学未能实现，就在广场以外的地方延续。中国大陆以外的不少地方，如法国巴黎、美国东部都有复校尝试，而在香港成立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海外复校计划香港筹备处”，简称“天安门民主大学”，成了延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当时顾问有Stuart Hall，Marshall Sahlins，Terence Turner，John Comaroff，Mark Sheldon，武藤一羊等。
1990年起，“天安门民主大学”在香港运作了超过一年半，其间举办过不少公开课程，每个课程大概八课，每周同一时段上课，星期一至五每晚有两门课程，星期六日则每晚有三门课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核心分子自资自办，还出版过不少对应时局的思想刊物，《哈维尔选集》便是其中之一。
在他们出版的另一份刊物《天安门评论》的发刊词里，我们读到了这群人在八九民运后的思考：“在震撼全球的力量，化为在漫长历史中细心建设的时候，各地冒起的地区主动性（local initiative）就更称珍贵。因为只有一个深植民间的，真正以多元多样作为原则的，充分体现民众参与的，创造的民主传统，才可最终堵截由人民动员迈向以人民之名行独裁之实的可怕道路”，“在现时这个运动退潮的时候，正需要加强理论、思想上的探讨，以作为运动高潮来临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承继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抗争精神，承继了历史长河上那忽明忽灭的灯，刻下自由真诚的思想实践。
在思想的角度来看，历史并不过时。二十六年前人们立足香港思考中国，对于今天的香港来说，这段历史同样蕴含思想资源。二三十年过去，我们的社会有变得更好吗？我们也许都该自省，反问己身是否已做足够，是否能在（后）极权笼罩之时，活出真诚磊落？
端传媒将陆续刊出由罗永生翻译，收录在《哈维尔选集》中的“无权势者的力量”一文，此版本是华文最早之翻译。由于时间久远，文本并无电子版，以下摘文为逐字键入，希望致敬前辈，也将前人曾经的努力散布开去，并与此时此刻意志消沉的同侪前辈后辈互勉。
此次系列书摘主题是“知识分子”，刊载几篇至此，原意是希望打破对知识“专业化”的想象。知识，也如权力，不属于任何特定群体，也存于日常生活之间。只要愿意思考生命与社群以至世界之关系，愿意活出真诚，就足以称得上是“思想者”。会思想的人，未必自由，因为他有所求，有所求则有所限制，有限制则觉无处不是枷锁；然而他们都是最自由的，也许吧！
在我有限的资料之中，曾经被文本记载参与贡献“天安门民主大学”包括讲学出版等等的前辈包括：刘宾雁，罗永生、马嶽、徐昌明、奕雯、阮志雄、刘健芝、许兆麟、古苍梧、钟祖康、岑淑群、黄奇智、陈炳钊、李金凤、陈清侨、郑毓盛、陈文鸿、刘健青、罗树基、李焯桃、梁秉钧、许宝强、卢斯蒙、陆德泉、丘延亮、姿亚飞、金超、潘永忠、言谅、马国明、杜良谋、怀秋、陈国梁、关庆、赵飞、周国强、秦永敏、许应祈、杨淑贞、苏耀昌、楚湘、胡美莲、梁汉柱、姚传礼、夏铸九、陶飞、罗宾士、梁志远、杭之、叶荫聪、斯图、鱼思华、斐文昆、稽士、吴萱人、陈的曼、林光沁、Catherine K. Lin.、卜永坚、谭翼飞、阮勋、丁一、求雾子、陆萍、亦农、武藤一羊、韦思……还有众多名不见传或有所遗漏的义工志士，不管他们今天路往何方，但他们曾在历史退潮之时点下思想的灯，我在此向他们一一致意。
天安门民主大学——海外复校计划香港筹备处： [http://tiananmenuhk.wixsite.com/online][2]
《哈维尔选集》
出版时间：1992年
出版社：基进出版社
作者：Václav Havel
编译：天安门民主大学
VIII
人可以异化出来只是因为在人当中，的确有些东西可以异化。发生这种乖离现象的领域，正是人的至真至诚的存在状态。所以磊落真诚的生活和谎瞒骗隐的生活是交织在一起的。磊落真诚的生活是受压抑的选择，目标是达致真诚境界。而谎瞒骗隐的生活，却是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虚与委蛇的回应。只有联系这点才容易理解谎瞒骗隐的生活，因为它正是由于这点才得以存在。深植在人性秩序中的谎瞒骗隐的生活，有着歉疚和虚幻的性质，它回应人对真理之向往。在谎瞒骗隐的生活井井有条的表面背后，隐伏着人生的真正目标，和对磊落真诚的渴求。
追求活得磊落真诚是一股独一无二的，具爆炸性，而且威力无穷的政治力量，因为活得磊落真诚者，必定有一个不见经传但又无处不在的盟友相伴，那就是一个隐蔽空间。安然地过磊落真诚生活者，其生命在这空间成长，生命在此细诉款曲，并在此觅得知音。沟通了解的可能性也在此中寻得。但由于这是一块隐蔽之地，所以从权力的角度看，那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当在此中暗地滋长的东西冒出头来的时候，往往出人意表，使体制大为吃惊，难以如常的掩饰补救，政权亦变得惊惶失措。
在后极权制度下，广义的反对派之温床就是磊落真诚的生活。当然，反对力量和当政者的冲突形式跟开放社会和古典独裁制都极为不同。初始的时候，这种冲突并不在以权力手段高下的实际组织力量层次发生，而是在人的意识、良知和存在的层次上发生。这特殊力量的影响幅度不是用跟从者的数目，投票人数、兵员实力来量度，因为它散布在社会意识的第五度空间，在那份生命的默默冀盼，在对人权和尊严的那份备受压抑的渴求，在实现自身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的愿望中。因此，它的力量不在于特定社会政治团体的实力，而主要在于一种布满整个社会，包括官方权力结构内的潜在力量。这力量并不依靠自己的一兵一卒，反而是靠敌人供养的百万雄师——那即是说，在于所有过谎瞒骗隐生活的人，终会（至少在理论上）在某一个时刻，为真诚的力量感召而揭竿而起（又或者有人出于自保本能而与这种力量妥协）。它可说形同一种细菌武器，在条件成熟时运用，就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力量不会参与任何直接的权力斗争，反而是要使人在存有的暗角体验到其影响力。不过，随之出现的隐蔽运动有时也带来一些可见的影响，例如一些政治事件、社会运动、突然而来的社会不安、权力结构内尖锐的斗争，或干脆地就是社会和文化气候上一些不可逆转的变化（至于何时何地，以何种程度，在何种条件下发生则难以预料）。而正因为所有真正的问题和至关紧要的事，都给收藏在一层层厚厚的谎言底下，人们永不会知道何时会出现致命的一击，以及这一击是什么。这也正是政权为何总是要防患未然，像条件反射一样将最不足道的追求活得磊落真诚生活的异动，都要消灭于萌芽状态。
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为什么会被流放国外？肯定并非因为他代表一股实在的力量；即是说，没有任何当权者真的以为他可以推翻他们取代他们的位置。他的被流放其实另有文章：就是要堵住那个可以带来人们意识上翻天覆地转变的真诚态度之泉，因为它可以在某一日拖垮政权。后极权主义的体制要严守的，就是以保卫假象世界的整合来保护自己。因为谎瞒骗隐的生活所依傍的，只是由一些古怪的物料做成的空壳。在它能将整个社会密封与外界隔绝时，它就如磐石，但一但有人在某处打开一个缺口，有一个人喊出了“皇帝没穿衣！”，有一个人破坏了游戏规则，将游戏的实质揭露，每件事物就像会完全改观，整个外壳就会形如败絮，一碰就分崩离析。
我说的活得磊落真诚，并不是单纯关乎概念思考的事，如知识分子的抗议或写公开信等。它可以指任人人或团体反抗操纵的行动：由知识分子的公开信到工人罢工，由一场摇摆音乐会到学生示威，由拒绝在闹剧般的选举中投票，到在官方安排的大会上公开发言，甚或绝食抗议等都是。如果对生命目标的压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是要在多方面控制每一种生命的表达的话，依据同样道理，每一个生命的自由表达都会间接地对后极权制度产生威胁，虽然一些这类的表达方式，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下根本微不足道，遑论有什么爆炸威力。
布拉格之春往往被理解为在实际力量层次上，两大阵营的对立：一边是想维护现有制度的保守派，另一边是想改革它的改革派。但人们常忘记了这场对垒，只是心灵和社会良知战场上漫长斗争的最后一幕。而在这幕戏剧的开端，总是有某些在艰苦困顿中仍然力图活得磊落真诚的人。这些人无权无势，更没有这方面的欲求。他们要活得磊落真诚的空间也不必是政治主张上的空间。他们可以是诗人、画家、音乐家，又或者是那些能够坚持人性尊严的普通百姓。今日，我们已难于指认出一个行动或态度，可以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隐蔽和迂回地产生什么特定的影响，使我们可以追索磊落真诚的细菌，如何慢慢传染到谎瞒骗隐生活的机体去，令它解体。不过很清楚的一点是，政治改革并非使社会觉醒的成因，反而是这种觉醒所造成的后果。
我想以下的经验可以更好地说明这点。捷克七七宪章运动的一千位成员和后极权制度的对峙，如果我们用开放政治系统下的传统眼光去看，它在政治上是完全无望的。这当然是实情。在别的地方，每一种政治力量的大小都以实力来衡量，从这种角度看，好像宪章运动这样一个小党派，根本就毫无取胜之道。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后极权制度的背景去看，那就全然不同。目前我们不能准确估量七七宪章运动的存在和工作，对开拓那个隐蔽空间，以及对重燃公民自觉和信心的影响。各种努力会否、何时及怎样产生成果，例如政治上的转变，就更言之尚早。但这已是磊落真诚生活的一部份。作为一个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它将个人带回一己本性最深层的地方去；而作为政治，那就等于将他们投进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因此，只有那些为了前者而宁可去冒后一种危险的人才会参与，另外就是那些认定今日捷克政治，舍此已别无救药的人。其实两者是同一回事：因为作出这种结论的人，正是那些不愿为了政治而牺牲掉一己本性的人，又或者是那些如参与政治就一定要作此种牺牲，他就宁可不相信政治的人。
后极权制度在实力的层次上愈彻底地将各种异己力量压下去，将任何独立于其他自动机制的政治活动消灭，潜伏着的政治威胁就愈会把重心向存有的领域及先于政治的领域转移。这每每是不用着意做的，因为所有反抗体制自动机制的活动，都自然地以追求活得磊落真诚作为它的出发点。而且，即使这些活动最后超越了追求活得磊落真诚的范围（即意味它们已转化成各种平行结构、运动、组织，开始被视为政治活动，对官方结构产生一定压力，在实际权力的层次上有影响），它也会刻着其原来的印记。因此我认为，若果忽视了这个他们出现的特定背景，我们对甚至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是难以正确理解的。
IX
谎瞒骗隐的生活带来深刻的人性危机，而这危机亦反过来为那种生活造就了条件。这个中同时是一个道德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其他，定还是社会上一个深刻道德危机的问题。一个为消费社会的价值体系所引诱，将一己的个性消磨在大众文明的各种配备，在存有的秩序中找不到根，感受不到任何高于一己生存责任的人，正是一个完全非道德化了的人。体制正需要这种非道德化，并且在深化这个过程。而体制本身也正是这个过程向社会各处伸延的产物。
相反地，活得磊落真诚就是一种重拾责任感的尝试，一种人性对强加安排的反抗。换句话说，那明显地是一项道德行动。不仅因为人们要为此付出高昂代价，最重要的还是那是只能问耕耘，不能问收获的事。有时这种冒险会有一些补偿，但也可能一无所获，一如我上面说过，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很难想像一个理智的人真会以为，今天的牺牲在明日一定会带来酬报，那怕仅是一点安慰（说起来，权力场中的人毫无例外地会不断以利欲动机，例如为名，求利，渴望权力等来丑化那些过磊落真诚生活的人，意图将他们也卷进自己的世界，即那全面非道德化的世界里去）。
如果在后极权制度中磊落真诚的生活已成为独立政治思想的温床，那么任何就这些思想的性质和发展前景作的估量，都必须深入反思，把这道德领域视为政治现象（若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道德仅视为“上层建筑”产物，妨碍了他们充分明白这事的意义，那将是我们这些朋友自己的损失。他们要恪守的世界观，常令他们不能明白自己产生政治影响的途径，使自己虽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成为“虚假意识”的奴隶，而这倒是他们对别人常有的疑虑）。道德在后极权制度下特有的政治意义，是现代政治历史非常罕有的现象——下面会谈到——可能有深远影响。
X
1969年胡萨克上台后捷克最重要的政治事年，无疑是七七宪章运动。但促使这个运动出现的精神和思想气候，却不是政治事件的直接结果。那气候是由审讯名为“宇宙胶人”的年青摇摆乐家开始的。这场审讯并不是不同政治信念和力量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理解生命的方式之间的移突。一方面是后极权主义建制无能落伍的清教主义，另一方面是寂寂无闻的年青人，他们玩他们喜欢的音乐，唱与他们生活有关的歌，自由自在，追求自尊友爱的生活。这些人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不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反对派活躣分子，也不是给权力结构清洗出来的前度政客。们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去适应现状，接受谎瞒骗隐的生活，不惹麻烦，安乐地过日子。他们走上了另一条路。或者正因如此，他们的事对每个未曾完全放弃希望的人都有特别的震撼。而且，在审讯进行的时候，一种新气息浮现了，一洗多年来枯萎冷漠的气氛，及人们对各种反抗形式的疑虑。人们因“讨厌沉闷”，不能再忍受停滞、没有生气、游手好闲、守株待兔的生活。从某些方面看，那场审讯是致命一击。很多不同流派的人，突然强烈地感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而在这之前，很多人彼此老死不相往还，不愿合作，各自为政。但当时每一个人都知道，攻击捷克地下音乐就等如对一件很基本很重要的事，亦即对“磊落真诚生活”，对生命的真正目标的攻击。而那的确是将每个人都凝聚到一起的事。爱摇摆音乐的自由被视为一项人的自由，本质上和参与哲学、政治思考的自由、写作自由、表达和保卫各种社会的政治利益的自由一样。人们感到一种与青年音乐家患难与共的团结气氛，他们知道无论彼此间找寻创造力的方式，以及对生命的态度有多大差异，但如果他们不站起来为他人的自由出力，那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在法律面前没有平等就等如没有自由，而没有自由也就是在法律面前没有平等；七七宪章运动为这个古老的格言赋予新的和特别的意义，对现代捷克历史有重要影响）。《六八》的作者斯莱布切克（Slabecek）在一篇精采的文章中提出一个“排挤原理”，认为那是现代道德和政治悲剧的根源。这个原理在第二次大战末期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间的怪异联盟中诞生，后来愈发走向极端，但七七宪章运动在几十年来首次克服了它。所有团结在宪章运动周围的人，首次成为平等的成员。七七宪章不单是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结合——这结合其实没有任何新意，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丝毫没有革命性——而是一个先天地向所有人开放的社群，没有人先天地处于次等位置，那就是七七宪章运动诞生的气候。有谁又会估计到控诉一两个借借无名的摇摆乐手会引起这样深远的影响呢？
我认为七七宪章运动的起源很好地说明了我上面讨论过的那点：在后极权制度里，那些渐渐取得政治影响的运动，其背景多不是一些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力量或思想互相对峙的政治事件。大部份这类运动源自另外更广阔的先于政治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谎瞒骗隐的生活”跟“磊落真诚的生活”发生冲突，后极权制度的要求和生命的目标产生矛盾。真实的生命目标自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出现。有时候它们是一些人或群体基本的物质或社会需要，在别的时候就是一些理性或精神上的利益；甚或是一些更基本的存在要求，例如对生活尊严的渴望。这些冲突之具有政治色彩并不因为那些要表达的要求具有政治性，而仅因为后极权制度是建基于，并有赖于对每一个行为和表达进行复杂的控制。因此每一次的自由行动，自由表达，也就是磊落真诚的生活，一定会变成对制度的威胁，成为百分百的政治行动。任何期后自这些“先于政治”的领域发展出来的政治运动，都只是派生的。它们只是在与制度不期然产生冲突后才得以壮大和成熟，而不是开始时就有一套政治纲领或野心。
1968年的事件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那些试图改革制度的共党官员并不是一朝醒觉而提出改革计划，而是因为不少社会生活范围产生了持续增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按传统理解是与政治无关的。事实上，他们只是以政治的方法去解决一些存在于社会各领域，每日生活都接触到，很多人苦思良久，愈来愈表面化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即是体制的目标和生命目标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在全社会都引起共呜，学者和艺术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去探讨这个问题，而学生就急切要找出解决办法。
七七宪章运动的源起又证明了我刚才说，事物的道德方面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如果没有不同群体之间那种强烈的团结意识，没有那种不能再让事情如此下去的意觉，不感受到再不能害怕迫害，不计较在当下有没有可见成果，也要公开地以集体方式发出真诚的呼声，七七宪章运动的兴起是难以想像的。帕托加（Jan Patocka）在临终前写道：“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受苦受难的”。我想这句说话并不只被视为帕托加的遗言，也是宪章运动支持者所以择善固执的最好解释。
在外间看来，特别是从体制和权力结构看来，七七宪章是晴天霹雳般的意外。当然这不是什么晴天霹雳的事，但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滋生这事的地方，是在那个事物难以追踪、分析，晦明晦暗的“隐蔽空间”。当时要预测宪章运动的出现，其困难一如今日要预测它在未来的发展一样。那种由隐蔽空间走出来冲破“谎言生活”衰残外壳时常见的那种震荡力再出现了。一个人愈是为假象的世界所困囿，自然愈会大惊小怪。
XI
在后极权制度的社会，所有传统意义下的政治生活都被取缔掉。人们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见，遑论搞政治组织。腾出来的空间，全由意识形态的仪式填补。在这个情况下，人们对政治事物的兴趣自然消减。独立的政治思考就算存在也被多数人视为不切实际，天马行空，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无关的，让人自我沉迷的游戏，又或者是虽然可敬可畏但并没有用的事，一来因为这全然是空想，二来也非常危险，因为政权对于任何朝这个方向的发展都会绝不手软。
但就算在这些社会，那些不放弃以政治为抱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力图独立思考，发表意见，甚至组织起来的人还是有的，因为那是他们一种过磊落真诚生活的尝试。
有这些人存在并努力奋斗是很重要，很有价值的。就算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都坚持进行政治思考。如果在那些“先于政治”的冲突中有这样或那样的实际政治动力出现，而又能及早适当地表述出来，增加其成功机会的话，往往都是多得这些“无兵司令”们，在艰苦困顿的时刻，仍然坚持进行政治思考的努力。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可以以其思考的成果丰富这些力量。在捷克也可以找到大量这些例证。在七十年代早期那个全然冷漠和士气低落的社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进行政治活动，因而白白受苦的人，后来几乎都成为宪章运动的活跃分子。在七七宪章运动里头，这些先行者在精神道德上的典范是受高度赞扬的。他们以其经验和政治思考的成果丰富了这个运动。
但在我看来，这些从不放弃进行直接政治工作，永远准备承担直接政治后果的朋友，在思想和行动上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对后极权制度这个社会政治现实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历史意义认识不足。他们很少了解这个制度内权力的特殊性质，高估了那些传统式直接政治工作的重要。而且，他们看不到那些“先于政治”的事物在政治上的意义，看不出它们是酝酿真正政治转变的土壤。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或者说具有政治抱负，但却常常偏重了人们政治生活中并不十分重要的地方。他们坚持的做事方法可能适合一些更正常的政治环境，因而不自觉地带来一些陈旧的想法、习惯、概念和印象，用来应付这个全新的环境，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东西在当下环境的意义和实质，也就是它实际的政治含义，要做什么和怎么做才有影响力和发展潜力。因为这些人被权力结构排斥，不能直接地影响它（亦因为他们仍拘泥于那些多少是在民主或古典独裁制下建立起来的传统政治观念），所以往往有一点与现实脱节。他们或会说，干吗和现实妥协呢？反正我们的意见永远不会被接纳的啊。他们因此就将自己置身于真正的空想世界之中。
但正如我所说，在后极权制度真正具有长远影响力的政治事物，其来源和方式跟民主制度的都大有不同。假如大部分人对另一套政治模式和纲领，甚至自行组织反对党等，抱着冷漠和疑虑的态度，这并非仅因为公民意识低下，失去“神圣责任”感，全面的非道德化所导致的结果。这种态度其实也包含了一种健康的社会生活本能，就好像人们凭直觉也能感受到俗语所谓“旧物换新颜”，所以做事的方式也要彻底改变一样。
近年在苏联集团国家内最重要的那些政治活动，起初——亦即在实质力量的层次上被察觉之前——都是由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普通工人发起，而不是政治家所推动。很多“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背后的推动力也来自“非政治”性的行业。这些都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自命为政治家的人更聪颖，而是他们并不那么为传统的政治思想、习惯所囿，更能意觉到真正的现实，对于在不同环境下可以和应该做什么事更加自觉。
无可避免的是，不论再提出的另一套政治模式是多么漂亮，它已不再可以呼召人心中的“隐蔽空间”，鼓动人民和社会，发挥真正的政治热情。在后极权制度，政治是在另一个空间进行的。体制给人强加了繁杂的要求，与生命目标长期而尖锐地产生冲突引起了政治上不断和残酷的张力。那些生命目标包括：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起码的安宁、不受上司和官僚的压迫、不受公安人员的监视、有权自由表达意见、发挥创造力、受法律保护等等。人民对于任何实质地触及这些领域，联系到这些四处都会碰上的现实问题的见解，都会保持雪亮的眼睛。有关政治、经济等安排的抽象理想大计，并不如这些问题之激发人们的兴趣——这不单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成功的机会渺茫，更因为今天人们已知道，愈是远离具体“当下”的人的政治，愈是将眼界放在抽象的“将来终有一日”，就愈容易蜕化为新的奴役形式。生活在后极权制度的人已太清楚知道，他们能否活得像一个人，远比一党还是多党，党派怎样界定自己，给自己封一个什么名字等问题重要。
放弃传统政治概念和习惯的包袱，全面地将自己向人的存在世界开放，仔细分析后才作政治结论，这样做不但在政治上更为现实，从“理想状态”的角度看，也是更有出路的做法。我会在另外一些地方详细讨论到，真正深远和长久改变，肯定不能由某个传统政治概念的胜利（假设它能胜利）所带来。这些概念最终都只是外在，亦即属于结构的或系统的概念。持久的改变于今更只能源自人的存在，来自彻底重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如果要创造一个更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比起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建基于人性和社会道德的深远转变。那是不能像设计一辆新车一样去设计或引进来的。假如不是要新瓶旧酒，那必定要表达出生命如何改造自己。更好的制度不能立即保证有更好的生命。实情刚好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命，才能建立更好的制度。
我要一再声明，我不是轻视政治思考和理论上的政治工作。相反地，我认为我们一向未能做好真正的政治思考和真正的政治工作。但是，当我说“真正”时，我是意想一种由传统的政治框框中解放出来的思考和理论工作。那种框框只是从一个一去不复返的世界移植过来的（就算它可以回来，也不会为最重要的问题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正如很多其他政治势力和组织一样，第二国际和第四国际自然都可以在很多方面为我们的努力提供协助，但他们任何一个都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运作，是一些在全然不同环境下的产物。他们的理论概念我们或感有趣，甚或觉得有启发性，但有一点很清楚的是，我们不能单靠认同这些组织就可解决我们的问题。将我们国家发生的问题放在民主社会政治讨论的脉络，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如，我们真的可以认真地谈什么体制革命或是改良吗？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我们现时根本没法做到任何一样。我们甚至不清楚哪里是改良的终结和革新的开始。从无数痛苦的经验，我们知道，无论革命和改良都不能保证任何东西。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的制度下，无论根据某种信条，看来是“革新了”还是“改良了”，对我们来说始终都是一样。我们关心的是能否在这制度下有尊严地过活，是制度服务人民，还是人民服务制度。我们用我们所有可用的方法，运用一切有作用的手段去奋斗。那些沉醉在自己那套政治滥调的西方媒介，或会将我们的方法说成太过墨守成规、太过冒险、修正主义、反革命、资产阶级、共产主义、或太左、或太右，然而我们对这些全部不感兴趣。
XII
有一个概念经常引起混淆，因为那是由另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移植过来的，那就是反对派这个概念。在后极权制度下，究竟反对派是什么呢？
在一个拥有传统形式国会制度的民主社会，政治反对派是指那些在实际权力层次上的一股政治力量（通常是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它们不是政府的一部份。定们提出不同政治纲领，有执政的野心，而当权者亦承认并尊重其存在，视之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它运用各种政治手段去扩展自己的影响，在共同遵守的法制轨道上争逐政治权力。
除了这种形式的反对力量外，也有一种“议会外反对派”的现象，那总还是在实际权力的层次上组织起来的力量，只不过他们不依体制的规则活动，反而爱运用架构之外的手段而已。
在古典独裁制下，反对力量也意指那些有另一套政治纲领的政治力量。他们合法地，或者在法律容许的边缘活动，但却不能在某些共认的规条范围内争逐权力。反对派这字眼也可用以指称那些与统治者进行暴力对抗的力量，或者那些觉得自己已处于对抗状态的力量，例如游击队、解放运动等。
后权权制度下的反对力量显然并非以这种形式存在，那这个概念究竟又有什么用呢？
一、有时西方传媒会用反对派来指称那些身处权力结构内，但背后与最高领导人发生冲突的个人或集团。冲突可以是环绕某些观念发生（但当然不会是很尖锐的那种），但更通常只是简单地因为某些人渴望获得权力，或对掌权者不满等。
二、反对派也可以指任何具有或能够具有上述那种间接政治效果的力量，也就是使后极权制度中的一切感到威胁，也即是说实际上被威胁到的东西。从这点看，反对派其实就是任何想活得磊落真诚的企图，它可以是卖菜大叔拒绝在窗橱张贴标语的行动，以至自由地写一首诗，亦即任何令生命的目标超出了制度所设限度的东西。
三、但更常见（又是西方传媒）的说法是，反对派就是公开表白不服从立场和批评意见，不隐藏独立思想，以及或多或少自认为一股政治力量的人。在这个意义底下，“反对派”的概念大抵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观念是重叠的，虽然这个标签被接受与否的程度不一样。这不单视乎人们怎样自视为一股直接的政治力量，及他们有没有参与分享实际权力的志愿，而更需要看他们怎样理解“反对派”这个观念。
我们可以再举那个例子：起初七七宪章运动强调它不是一个反对派，因为它没有提出另一套政治纲领的企图。它认为自己有另一种使命。事实上，如果提出另一套政治纲领是界定后极权制度下反对派的性质，那宪章运动就不能被视为一个反对派。
不过，捷克政府一开始就将宪章运动打成公开地搞对抗的政治组织，并按此对付。这就证明政府是多少从我上面说的第二点去理解“反对派”这个字。它把逃避其全面控制，反对制度对个人拥有绝对权力的任何人视为反对派——这对它们而言是很自然的反应。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反对派的定义，我们就一定得和政府一样，将宪章运动看不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对派，因为它对依靠全面的谎瞒骗隐的生活而存在的后极权制权力，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不过，当我们考虑七七宪章运动的个人联署者看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反对派时，事情就会不一样。我的印象是很多人是从传统的，亦即在民主社会（或古典独裁制）基础上的意义去理解反对派这个字的，因此他们将反对派（甚至捷克的反对派）都看成一股不会拒绝参与实际权力机会的力量。尽管这股力量不是在实权的层次上，更不是在政府定下的框框内活动，但他们具备了不同的政治纲领，其支持者准备负起任何直接的政治责任。由于宪章联署者是这样去理解反对派，部分人（绝大多数）并不视自己为这类人。另外小部分人会这样想，但他们很清楚在七七宪章运动里头，根本没有这种意义的“反对派”活动的余地。但与此同时，大概每个宪章运动的支持者都会很清楚后极权制度的特殊环境，由此知道不仅人权斗争具有独特的政治力量，那些“纯正”很多的活动其实也一样。因此他们可以被视作某种形式的反对派。没有宪章运动的支持者会反对在这意义下被称为“反对派”。
有一种情况使事情更复杂。苏联集团的统治者多年来都用“反对派”去抹黑人，将它视为“敌人”的同义词。扣上“反对派分子”的帽就等如说颠覆政府，危害社会主义（自然那是受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曾经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使人不敢以这个名号自封。再说，那只是一个字而已，实干永远比叫名号重要。
最后，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字，是因为“反对派”一词有贬义。这样界定自己就要针对一个已存在的“立场”。换句话说，他们要透过当权者来界定自己，由政权的立场引伸出自己的立场。但那些一心只想活得磊落真诚的人，只想大声说出心里话，帮助同胞兄弟，想干就干，“心安理得”，平静过活，自然不想被迫从否定的角度，根据别的什么去界定自己的正面“立场”，将自己看成是反对什么的人，而不单是他现在的自己。
显然，在我们的境况下，避免误解的唯一正确方法，就是在开始使用之前说清楚“反对派”及“反对派分子”的意思。
XIII
如果说由民主社会移植往后极权制度的“反对派”这个字，在差异如此大的环境下究竟意指什么，其实还没有共识，那“持不同政见者”这个由西方传媒选用的字，却已普遍地被接受用来标志后极权制度中的一些特殊现象，这现象（至少其形式）是绝少在民主社会出现的。
究竟什么人是“持不同政见者”呢？
看来这字最初用以指那些苏联集团中一意要活得磊落真诚的人。此外，他们更须有下列条件：
一、他们在非常严峻的规限底下，公开和完整地表达其不服从的立场及批判意见，因而在西方变得知名；
二，虽然他们在自己的祖国难以出版著作，亦面临政府各种可能的清算，他们仍能以其不屈不挠的态度，在公众甚至政府那里，赢取一定的声誉。所以他们实际上享有一种程度很有限而间接，但非常奇特的实际力量。这令得他们免受那最残酷形式的清洗，如他们被镇压的话，至少保证了政府亦要承担一定的政治烦恼。
三、这些人批评的范围，以及愿意投身的事情，往往超越了自己有限的周围或特殊的兴趣，以追求更广阔更深远的目标。因此他们的工作本质上也具有政治性，虽然每人将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看成一种政治力量就并不一致。
四、他们以知识分子的追求为职志，也就是说他们是“搞文化”的，他们将文字工作视为首要的事，以致往往是他们唯一能够掌握的政治手段。靠此引来关注，特别是来自国外的关注。这些人要活得磊落真诚的其他方式，要不是属于一些只关乎一时一地的事，就是因为比起他们的著作时，这些都相形见拙，所以被外面的观察者遗漏了。
五、不管他们实际的职业是什么，西方人谈及他们的时候，多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有牺牲精神的人，又或者在其著作中有着批判性，或政治性的内容，而非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实际上”做了些什么。从我个人的经验知道，事实上存在一条无形的分界线——你自己未必愿意，也未必察觉到，但只要你超过了这条线，他们便不会视你为一个碰巧也关心世事的作家，反而是一个偶然碰巧（大抵在余暇时）才会写剧本的“持不同政见者”。
无疑那上人都具备上述特征，但要讨论的只是我们应否用一个本质上是偶然特定的字眼去界定这一群人，以至应否称他们做“持不同政见者”。不过，反正人们都在用它，我们也无能为力。有时为了沟通方便，我们也用此来称呼自己，虽然说的时候满不是味道，充满自嘲，甚至常要用括号将它说注明。
或者这是时候去说清楚为什么“持不同政见者”不喜欢被人这样看待了。首先，从字源学的观点，这个字是有很多问题的。在我们的报刊上，“持不同政见者”就是那些类似“叛徒”、“卖国贼”的东西。但持不同政见者并不将自己视为叛徒，很简单的是因为他们主要不是要攻击或否定什么。相反地，他们只想确认自己作为人的身分，而如果他们有否定什么的话，那只是否定他们生活中异化和错误的东西，即否定谎瞒骗隐的生活。
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字通常还意味着一种特殊职业，仿佛在一般的职业以外，还有另一种职业，专门对事情唠唠叨叨。事实上，“持不同政见者”只是物理学家、社会学家、工人、诗人，他们只是做他们觉得应做的事，亦因之而与政权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对他们来说不是刻意造成的，只是由于他们有自己的思想逻辑、行为或工作而已（冲突往往来自他们多少不能控制的外在环境）。换句话说，他们并非故意成为专职的牢骚客，好像其他人立志做裁缝、金匠那样。
事实上他们往往只在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很久之后才发觉自己已经是这样的人。“不同政见”的源起与追求欲望、名衔、声誉等动机有很大的不同。简言之，他们不是立志要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就算他们每天花廿四小时于此，这也不是一种职业，毋宁是一种存在的态度。而且，这也不是一种碰巧符合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条件的人，一种有了“持不同政见”名衔的人才能独家拥有的态度。有千百个借借无名的百姓也在尝试活得磊落真诚，而更有千千万万的人希望这样做但却无能为力，因为在他们生活的环境，或许需要比那些已先行一步的人要多付十倍的勇气。只从所有这些人中间随便抽选几十个，放他们到一个特殊类别中去，就会全然扭曲了整个图像。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这会意味“持不同政见者”是一班知名人物，一些“受保护的品种”，他们容许做一些其他人不被允许的事，政府甚至可以利用他们来充作自己仁慈的证据。其二是这等如为一个假象作见证，说由于只有一小撮这些发牢骚的人，政府也不曾对他们做过些什么，因此其他人实际上是心满意足的，否则他们也应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啊。
事情到此还没完结。上述分类法也无意中强化了一个印象，谓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目的，只是为着自己一班人的既有利益，仿佛他们和政府的整个争论都只不过是两班人的明争暗斗，与社会大众无关似的。这个想法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真正意义大相迳庭。实际上他们是以其他人的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也就是所有沉默大众的利益为依归。如果说“持不同政见者”真有什么威信，又或者他们虽然死不足惜，还不曾被人像消灭害虫一样连根拔起的话，那绝非政府特别对这班人的思想敬畏三分，而是因为当权者其实很清楚植根在隐蔽角落那股追求“活得磊落真诚”的潜在政治力量，也知道“不同政见”滋长及发挥影响的地方，正就是那人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每日都有生命的目标和体制的见标在产生冲突的那个世界（难道还有比七七宪章运动出现之后政府的行动能更好的证明这一点吗？那时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强迫全国上下去声讨七七宪章，那数以百万计的签名反而倒过来说明了谁对谁错）。日常党政和公安为免使人觉得政府害怕有另一股力量，并不会花大力气去监察“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只是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不过他们大声说出了其他人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而已。我曾说，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影响力不在于他个人拥有独特的政治力量，而在于千万个集中营牺牲者的经验，他只不过是将之整理，传送给其他万千良善的人而已。
将一班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固定地划为一种类别的做法，漠视了这类活动内在的道德性质。正如我们所见，“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发点是平等，它建基于人权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再者，“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不是在波兰的工人自卫委员会里，支援那些不见经传的工人吗？他们不正是因为此才成为“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吗？那些“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不是由于走在一起支援那些无名的音乐家之后，才团结在七七宪章运动周围吗？他们在宪章运动里，不正是和那些无名人物团结在一起吗？而他们之成为“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也是因为这样的行动吗？这是个吊诡，一些人愈站起来支援其他人，他们就愈被一个字标志着，令到他们与“其他人”分隔开来。我想，这会解释清楚为何这篇文章里把“持不同政见者”的词语上划上括号。
XIV
当捷克地区和斯洛伐克地区还是奥匈帝国一部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这个帝国的框架之外还不具备历史、政治、心理及社会因素，去找寻自己的身分。马萨力克（G. Masark）就提出过一个基于“点滴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复兴纲领。也就是在现存的社会秩序底下，在广泛的不同社会生活领域中，进行诚挚负责的工作，启发民族创造力和民族自信心。他自然将重点放在智育、德育等启蒙和培育工作，以及生活上道德和人道的面向。马萨力克相信，一个更有尊严的民族，一定要以人性作为立根点。而人性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一个更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在马萨力克看来，应该以改造人作为改造民族精神境界的开始。
这个“为民族前途而奋斗”的口号，深植在捷克社会。它在很多方面十分成功，并影响至今。虽然一些人曾利用这句口号来作为与政权勾结的借口，但甚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真诚地坚持这个理想，它至少在某些方面带来无可置疑的成就。如果没有这些努力不懈的人，竭尽全力，忍受“活在谎瞒骗隐”之辱，负上最终为社会之真正需要发挥最大努力之重，情况会变成多坏是很难估计的。这些人正确的认为任何一点善的工夫就是对恶的政治的指控；而且有不少情况是值得坚持这条路线的，尽管这意味着放弃了进行直率批判的天赋权利。
不过，就算只用六十年代的情况来相比，今日要坚持这种态度将要面对更多局限。那些试图按“点滴改良”原则工作的人，也渐渐发觉他们也要和后极权制度对着干，面对一个两难困境：要么由一贯的立场倒退，淡化其诚恳、责任和骨气，苟且偷安（这是大部分人的方式），要么勇往直前，无可避免地和政权发生冲突（这是小部分人的方式）。
如果点滴工作这个提法的意思不是说要不惜代价，都要争取在现存社会和政治结构内保存实力的话（在这情况下，那些远离了权力结构的，就好像已放弃了“为民族奋斗”的理想），那这说法就更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根本不存在一套行为通则，告诉我们清晰和普遍有效的方法，去决定点滴工作在哪一点上会由“为民族前途”奋斗变成“破坏民族利益”。但现在已愈来愈清楚，这种转化的危险已愈来愈高，点滴工作愈来愈容易触及底线，一但超过了底线，为了回避冲突就不能不出卖理想。
1974年当我受雇于一间啤酒厂的时候，我的直属上司S君是一个酿制啤酒的老手。他为自己的专业才能自豪，热切期望我们的啤酒厂酿造更多好酒。他差不多为工作贡献出自己所有的时间，不断提出改善生产的方法。他以为我们也和他一样热爱酿造啤酒，这往往令我们尴尬。在社会主义鼓励的那种懒懒散散，爱理不理的气氛下，很难想像会有一个献身工作的工人。
那间酿酒厂是被那些不在行，也不热衷此道的人打理，他们只凭在政治上有硬后台而已。他们糟蹋了这啤酒厂，不单没有对S君的提议作出反应，反而对他愈来愈敌视，浇他冷水。最后情况愈来愈坏，S君决定向管理人的上级上书陈情，解释这间厂为什么成为区内最差的一间，以及指出了谁要负责。
他的呼吁可能有人听到。那个政治上很有势力但完全外行、憎恶工人、爱搞阴谋诡计的经理，很可能会被拉下马。若采纳了S君的提议，酿酒厂的情况也会获得改善。如果这些都成为事实，那将会是点滴工作成功的好例证。不幸的是事与愿违，那个同时是区党委的酒厂经理有很硬的后台，在他的关照下，事情以对他有利的方式解决了。S君的分析被视为“进行恶毒攻击的毒草”，他自己被扣上“捣乱分子”的帽子，被开除出酒厂，调派到另一个完全不需要技术的地方工作。在这里，点滴工作碰上了后极权制度的铜墙铁壁。S君因为说了真话，越过了火位，违反了游戏规则，使自己被驱逐出来，以被贬为二等公民，被打成敌人告终。他现在可以畅所欲言了，但已不能期望有人会听得进去，他就因此成为东波希米亚酿酒厂的“持不同政见者”。
我想这个例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在上一部分谈过的：你不是因为某一天决定走上这条路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反而你会因为一些个人的责任感，再加上很多复杂的外在因素，而被驱赶出现存架构，成为他们的对头人。这件事由你想做好自己的本份开始，却以被打成社会败类告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境况不能和奥匈帝国相提并论的原因。在栢赫（Bach）专制主义最恶劣的时代，捷克民族只有侯力锡（Karel Haulicek）一个被囚在布列桑（Brixen）的“持不同政见者”。今日，每一个街角都可以找到“持不同政见者”。
非难“持不同政见者”放弃了“点滴的工作”是荒谬的。“不同政见”不是和萨马力克思想相对的另一个选择，反而往往是这些工作的唯一结局。我说“往往”是要强调并非经常如此。我也不是说只有与现存制度对着干的才是正人君子。况且，S君也有可能会胜利。反过来说，只因有人安分守己，还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而责备他们的态度，和把他们拿来作为教训“持不同政见者”的例子同样荒谬。“持不同政见者”只追求活得磊落真诚。我们是按个人的背景去判断这种追求会将人带往何种境地，而不是按某种行为的性质和好坏去判断人的行为。所以无论上列任何一种态度，都和异议分子的整个态度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