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只有一个深植民间的，真正以多元多样作为原则的，充分体现民众参与的，创造的民主传统，才可最终堵截由人民动员迈向以人民之名行独裁之实的可怕道路”——1991年香港出版《天安门评论》发刊词
哈维尔是捷克作家及剧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天鹅绒革命思想者之一。他的创作斟酌时弊，呼吁人们在（后）极权制度之下活出真诚，受捷克共产党当局持续迫害。1977年起他陆续被指“危害共和国利益”、“颠覆共和国”而锒铛入狱。1989年6月4日起，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公开选举中击败共产党取得超过99％议席，同年及后柏林围墙倒塌，东德政权垮台，在匈牙利民主化和立陶宛宣布独立的鼓舞下，捷克人民走向街头要求司法独立和举行公开的自由选举，最终在1989年12月，出狱仅42天的哈维尔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
“无权势者的力量”是哈维尔的代表作，写于1978年，剖释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极权如何改造人民生活而使得两者相互构成。
在这篇代表作中，哈维尔认为现今的极权制度已不像过去有明确的制宰源头，社会不存在可以透过破坏特定群体或阶级而得到解放。在今天的极权体制下，权力正如巨大绵延的蜘蛛网，这个网是为体制，限定了每个人生活的模式、形态、思想规矩。也许大家都不明白，也无意深究规矩的意义，但只要大众都服从，就能从这张网之间获取利益，得到“安逸稳定”的生活。假若人们要反抗，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自主意识，在权力网泥足深陷的人们就会告发攻击那些心有异想的人，因为他们恐惧，恐惧在现存权力网下的既得利益会因体制被推翻而烟消云散。
在哈维尔看来，这正是后极权体制的特质：不如过去的极权体制有明确制宰阶级，现在每个人都是权力制宰的源头，沉默不作声的顺服人群，在共同支撑起后极权的制宰结构——“大家都是体制要控制的对象，但大家同时都是体制的主人；大家是体制的牺牲品，也是体制的工具。”
也正是在这样的后极权社会中，哈维尔才提倡，要“living in truth”，活出真诚，过光明磊落的生活。当人们开始探问规矩，不再活于谎言假意的体制规限之内，后极权体制就失去默从的支柱，制宰才能够从根本地被消解。
“活出真诚”的想法，对同样经历八九年国际政局风起云涌，却惨遭中共屠城的思想者影响很深。当手无寸铁的学生遇到军警的残酷镇压，在这样极端悬殊的权力对比中，被压迫的人们是否束手无策？“判断一种活动的是非功过，能否以有无眼前可见的实效为标准？”这是刘宾雁在《哈维尔选集》撰写的前言中所说，而“人人都应自省”，是其中的回答：我们每个人为自由所作的事，足够了吗？群众活得真诚磊落了吗？
《哈维尔选集》出版于1992年，收录了哈维尔不同时段的论政文章与剧作，是中文世界第一本哈维尔译著，它的策划和编译者的联合署名是“天安门民主大学”，由“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民主基金”赞助，“基进出版社”正式出版。
“天安门民主大学”诞生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据刘健芝在《游走于体制内外》一书内的分享，1989年学生占领广场，5月19日政府宣布戒严令，学生估计快要清场，但市民动员支援未到，军队也未达清场，于是学生们就构想了“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使得广场不至无所事事，也期在思考之间酿出进一步行动。当时一批香港学生接到北京学生的请求，希望他们买扩音器到北京支援广场办学。至6月3号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接到军队会来压镇的消息，广场上的学生决定，虽压镇将至，但立此存照，宣布“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正式成立。几个小时后，便成血的历史。
后来有人提议，既然广场大学未能实现，就在广场以外的地方延续。中国大陆以外的不少地方，如法国巴黎、美国东部都有复校尝试，而在香港成立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海外复校计划香港筹备处”，简称“天安门民主大学”，成了延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当时顾问有Stuart Hall，Marshall Sahlins，Terence Turner，John Comaroff，Mark Sheldon，武藤一羊等。
1990年起，“天安门民主大学”在香港运作了超过一年半，其间举办过不少公开课程，每个课程大概八课，每周同一时段上课，星期一至五每晚有两门课程，星期六日则每晚有三门课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核心分子自资自办，还出版过不少对应时局的思想刊物，《哈维尔选集》便是其中之一。
在他们出版的另一份刊物《天安门评论》的发刊词里，我们读到了这群人在八九民运后的思考：“在震撼全球的力量，化为在漫长历史中细心建设的时候，各地冒起的地区主动性（local initiative）就更称珍贵。因为只有一个深植民间的，真正以多元多样作为原则的，充分体现民众参与的，创造的民主传统，才可最终堵截由人民动员迈向以人民之名行独裁之实的可怕道路”，“在现时这个运动退潮的时候，正需要加强理论、思想上的探讨，以作为运动高潮来临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承继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抗争精神，承继了历史长河上那忽明忽灭的灯，刻下自由真诚的思想实践。
在思想的角度来看，历史并不过时。二十六年前人们立足香港思考中国，对于今天的香港来说，这段历史同样蕴含思想资源。二三十年过去，我们的社会有变得更好吗？我们也许都该自省，反问己身是否已做足够，是否能在（后）极权笼罩之时，活出真诚磊落？
端传媒将陆续刊出由罗永生翻译，收录在《哈维尔选集》中的“无权势者的力量”一文，此版本是华文最早之翻译。由于时间久远，文本并无电子版，以下摘文为逐字键入，希望致敬前辈，也将前人曾经的努力散布开去，并与此时此刻意志消沉的同侪前辈后辈互勉。
此次系列书摘主题是“知识分子”，刊载几篇至此，原意是希望打破对知识“专业化”的想象。知识，也如权力，不属于任何特定群体，也存于日常生活之间。只要愿意思考生命与社群以至世界之关系，愿意活出真诚，就足以称得上是“思想者”。会思想的人，未必自由，因为他有所求，有所求则有所限制，有限制则觉无处不是枷锁；然而他们都是最自由的，也许吧！
在我有限的资料之中，曾经被文本记载参与贡献“天安门民主大学”包括讲学出版等等的前辈包括：刘宾雁，罗永生、马嶽、徐昌明、奕雯、阮志雄、刘健芝、许兆麟、古苍梧、钟祖康、岑淑群、黄奇智、陈炳钊、李金凤、陈清侨、郑毓盛、陈文鸿、刘健青、罗树基、李焯桃、梁秉钧、许宝强、卢斯蒙、陆德泉、丘延亮、姿亚飞、金超、潘永忠、言谅、马国明、杜良谋、怀秋、陈国梁、关庆、赵飞、周国强、秦永敏、许应祈、杨淑贞、苏耀昌、楚湘、胡美莲、梁汉柱、姚传礼、夏铸九、陶飞、罗宾士、梁志远、杭之、叶荫聪、斯图、鱼思华、斐文昆、稽士、吴萱人、陈的曼、林光沁、Catherine K. Lin.、卜永坚、谭翼飞、阮勋、丁一、求雾子、陆萍、亦农、武藤一羊、韦思……还有众多名不见传或有所遗漏的义工志士，不管他们今天路往何方，但他们曾在历史退潮之时点下思想的灯，我在此向他们一一致意。
天安门民主大学——海外复校计划香港筹备处： http://tiananmenuhk.wixsite.com/online
《哈维尔选集》
出版时间：1992年
出版社：基进出版社
作者：Václav Havel
编译：天安门民主大学
无权势者的力量
I
一个幽灵正在东欧徘徊，那就是西方称之为“不同政见”的东西。这个不息的幽灵并非从天而降，而是那里实行的一套制度必然会出现的东西。它出现的时候，那制度已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再滥用暴力去消灭一切不循规矩的行为。实际上，那制度已僵化得甚至根本无力切实铲除那种种异样的举动。
那些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们的思想渊深自什么地方？有什么大不了？“持不同政见者”共同推动的所谓“独立组织”又有什么意义？这些做法真的可以成功吗？可以把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叫做“反对派”吗？如果可以的话，这种制度下的反对派又可以起什么作用呢？他们做些什么事？他们在社会上有什么角色？他们期望什么？他们的根基在哪里？这些身处建制之外当其二等公民的“持不同政见者”，真有能力去改变社会的现状和制度吗？他们其实又可以改变些什么呢？
我认为，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弄通在这些无权势者活动的环境中权力的性质，才能了解他们的力量有多大。
II
我们这个制度，很多时候被称为独裁制度，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个在社会及经济各方面都受到齐一的压制，并且受政治官僚统治的社会。但我怀疑，虽然“独裁”这个字在别的地方很容易明白，但在试图搞清楚我们这制度的性质之前，它可能只会带来更多的误解。我们通常将独裁这概念指称一小撮以武力夺取政权，公然运用各种手段显示威势的人，人们很容易将他们和被统治的大多数区别开来。这种传统或古典的有关独裁的定义，最重要之处是假定了独裁只是暂时和表面的现象，只会在独裁者有生之年存在，它并没有牢固的历史根基，它的影响只局限在特定地方，力量的最终来源是军警和武装力量之多寡，而与它以什么意识形态理据去为自己的统治建立认授性无关。对这种独裁制度最大的威胁，就仅来自另一些武备更佳的人起来推翻它而已。
单从这个表面的考察，我们更清楚的看到，我们这个制度，和古典的独裁并没有很多共同点。首先，我们的制度已不局限于一个地方，而是在两大超级霸权其中一个所控制的庞大权力集团中横行。而且虽然集团内部也存在一些地域差异，但这些差异和变化基本上都受制于同一个框框。这种形式的独裁不单在任何地方都建立在同一原理上，以同一个方式（亦即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超级大国所展示的方式）来建构，而且，每一个国家更堕进受超级大国的中央操纵摆弄的罗网，完全臣服在中央的利益底下。全球的核子均势，更令这个制度具有古典独裁前所未见的表面稳定。很多地区性危机若在别的国家爆发，也许会使社会制度改变，但在这个集团内，却会以别国军队直接干预的方式告终。
其次，如果说古典独裁制的特征是缺乏历史根基（它们往往是出人意表的历史事件，由偶然的人，偶然的事带来的偶然的结果），我们这个制度就绝非如此简单了。因为虽然我们的独裁制很早以前已完全和那些促成它诞生的社会运动断绝了关系，但这些运动（我指十九世纪那些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确给予它无可置疑的历史基础。这些来源为它的成长提供了强固的基石，直到今天，它已完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现实，更成为当今世界结构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其中一个历史来源是，在那些运动兴起的时候，它对社会矛盾具备了“正确的认识”。在这种所谓“正确认识”的核心，其实已内含了其后发生钜大转变的种子，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心。因为不管怎样，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气候萌芽的，所以可以说，我们的确可以从这段历史找到这制度的起源。
第三，那些“正确认识”留下的一项遗产就是，它令得这制度一定会依据一种无比精确、容易理解、条理清晰，本质上又极其灵活的思想来指挥，使得它和其他现代的独裁制不同。它的精致全面之处，已差不多使它成为一种世俗宗教，对任何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你很难只接受它的一部份而不接受其他，而接受了它就会对人的生活有莫大的影响。在我们这个已经无法对各种形而上学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正确答案的危机年代，人们感到无根、失落、把握不住世界的意义，这种意识形态无疑是具有醉人魅力的。对于前路茫茫的人类，它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归宿，人们只需要接受它，转瞬间，一切事情都变得清楚明白，生命有了新的意义，一切神秘、疑难、焦虑和孤独都会一扫而空。当然，人们为这所廉价的归宿，要付上高昂的代价，那就是要人放弃独立思考、良知和责任。因为这套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要将理性和良知付托更高的权威。它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就是要将权力的中心体认为是真理的中心。（我们这里的情况，和拜占庭时期神权政治有直接的关联：世俗最高的权威也就是神灵的最高权威）。要说在我们的集团内，意识形态已再不能感召人，相信无人会反对（可能俄罗斯是一例外，那里农奴心态当道，对统治者盲目崇拜和附和的情况仍然流行，混合著超级大国臣民的爱国主义，将帝国的利益看成高于人的利益）。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意识形态在我们的制度内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这是我下面会讨论到的）。
第四，在传统的独裁制度中，运用权力的技术含有必需的即兴因素。运用权力的机制大部份并非固定不变，意外的变数。任意和不受约束的力量，完全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各种社会、心理和物质条件仍然存在着，使到某些形式的反对仍可存在。简单来说，整个权力结构充满缺陷，在能够稳定之前便会破裂。但在我们的制度在苏联已建立了超过六十年，在东欧建立了近三十年，这个制度的很多特征更源自沙皇时期的专制主义。在物质权力方面，它建立了一个全面而复杂的机制，对全体人民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操纵。事实上它是一股全新的物质力量。同时不应忘记，这个制度质行国家所有制，生产工具由中央控制，所以更为强大，权力结构有着前所未有的、不受驾驭的力量去自我扩张（例如在官僚架构和保安力量上）。作为唯一的雇主，它更可以容易地操纵人民的日常生活。
最后，如果说古典的独裁制度总还有一点革命兴奋的气息，英雄主义的气慨，奉献的精神，及夹杂着汹涌狂热的暴力，那么，在苏联集团内，这些气氛已一扫而空。这个集团早已不再孤立于其他发展了的世界，作为一个不受外界影响的闭关之国，相反地，它已是世界的一部份，共同担负并塑造未来的世界。具体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在我们的社会存在（长期与西方共存只会令这变化更快）。换句话说，我们这里只是消费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另一种形式，有着各种伴随而来的社会、心理和思想上的问题。不明暸这一点就不可能明白我们制度下权力的性质。
本文作者为了从权力的本质着眼，去诉说我们的制度和一向熟悉的那种独裁制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逼得要搜索枯肠地去找一个合适的字眼，我希望这种不同已在上面粗浅的比较中多少弄清了。我知道用“后极权主义”去指称这制度不是最精确，但我想不出另一个更好的字眼。用“后”这个前缀词，丝毫不表示它已不再极权；相反地，我是说它用与古典独裁制度不截然不同的方式去显现它的极权性质，有异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极权制度。
上面只界划出那些让后极权制度实际权力构造建立起来的条件和框架，下面我会逐点深入讨论。
III
有一天，一个蔬果店的主管在其店的窗橱中间，在一大堆胡萝白和洋葱之间，挂起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标语。究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想向全世界传达什么讯息呢？他真的这样关心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否团结起来吗？他的热情真的如此高涨，要迫不及待让公众知悉他的想法吗？他曾有花过一分一秒去想过这个团结起来的过程是怎样的吗？他知道团结起来是什么意思吗？
我想可以说，绝大部份售货员从未想过他们挂在橱窗里的口号，也不会靠它们去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那张宣传海报只是上头分发，与胡萝白和洋葱一起送来给我们的卖菜大叔而已。他将他们放进橱窗，只因为他多年来都这样做，人人都这样做，以及他一定要这样做。如果他不做，就会有麻烦。他会被指摘没有在橱窗放上适当的“装饰”，甚至会有人说他不忠于人民和国家。他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你要过活，有些事就一定要完成。这只是保证他过安居乐业，“与世无争”的生活时，万千小节的其中一项而已。
明显地，卖菜大叔不会理会标语的内容：他不是为了使口号的想法被大众认识而把它张贴在窗橱内。当然，这也不是说他的行为就全然没有意义，没有动机，或者它的口号没有传递任何讯息。口号的而且确是个符号。作为一个符号，它包含了一种超凡但又特定的意义。简单可以这样说：“我某某卖菜大叔，住在这里，我懂得做我应做的事。我已按照人们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实人，我是好人一个。我听话，所以我有权平平静静的在这里过活。”当然，这个讯息是有一个收讯人的，那就是卖菜大叔的上头。同时，这是一个保护卖菜大叔不受打小报告的人所害的安全罩。因此，口号的真正意义，深植于卖菜大叔整个人的存在。它反映了他生死攸关的利益所在。不过，那又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利益呢？
我们试想：如果卖菜大叔被指示要挂起这句口号，说“我怕得要死，所以不敢多问，绝对服从”，他就不会对内容漠不关心了，虽然这句话反而说出了实情。如卖菜大叔真要把这样一句说出他堕落苦况的率直话展示出来，他就会非常尴尬和羞耻。这样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毕竟是人，人总有自己的尊严。为了克服这种困扰，他惟有借助一种标记，至少借著文字表面，以求展示某种程度的冷淡信念。这方式一定要容许卖菜大叔说：“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也不是坏事啊！”，因此，那符号就让卖菜大叔忍藏了自己忠顺的最根本动机，同时亦将权力最深层的根基埋藏起来。它将这些都掩盖在一些更高更大东西的外壳底下，而这些更高更大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就是人与世界关联起来时，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式。它给人提供了一种有关身份、尊严、道德的幻觉，但又同时令人更容易远离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装载“超于过人”的客观事物的百宝袋，它使人不断欺骗世界，欺骗自己，收藏自己的良知，掩饰真正的立场，以及厚颜无耻的妥协。那便是最便捷的也是最有面子的做法，使上天下地各方面的东西看起来都合理，对人如是；对神也如是。它是一块面纱，人人可以用来遮掩其“堕落的存在”，及庸碌苟且，安于现状的心态。下至那位害怕失去工作而呼吁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卖菜大叔，上至恋栈权位，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高干部都可以借用。因此，意识形态首要的辩解功能就是为同时作为这个极权制度的牺牲者及支持者的们提供幻想，令他们以为这制度和人性的秩序及宇宙的秩序和谐一致。
独裁制度愈小规模，而社会因现代化过程而形成的层级化程度愈低，独裁者就愈容易直接行使其意志。换句话说，独裁者可以直接运用差不多是赤裸裸的纪律和控制手段，而毋需由宇宙的大道理到如何为自己辩护都要繁琐啰嗦地搞一遍——不过这却是意识形态要做的功夫。当权力的机制愈趋复杂，它所驾驭的社会愈庞大，更多层级，制度运作的历史愈长，那人就更需要从外面来和权力机制打交道，而诉诸意识形态的借口亦更为重要了。它好像成了人民和政权的桥梁，政权透过它靠近人民，而人民亦以此靠近政权。这解释了为何意识形态在后极权制度中有这么重要的角色：；由各个单位、层级、传送带、间接的操纵工具，以千百种形式去保证政权的整合。这套庞大机器不容有任何差池。如没有意识形态去为全体开脱，为各部分找借口，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IV
在后极权制度的目标和生命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云泥之别：当生命本质上已迈向多元、多样、自主和自管，简单地说就是迈向实现自身的自由时，后极权制度却要求顺从、齐一和纪律。生命努力去创造崭新的和“不常见”的制度，后极权制度却设法将生命变得刻板无味。制度的目标展示了它内倾的本性，不断全面和毫无保留地为自身而运转，也就是使制度的影响范围不断膨胀。制度只有在保证人民为制度服务的范围内才为人民服务，而任何和过这个范围的东西，也即是那些使人越出预定角色的，就会被视为对体制的攻击，因而每一个僭越的行为实质上是对体制的唾弃。因此可以说，后极权制度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像表面看来的要将权力保留在一帮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集团手里。相反地，死抱权力不放的现象，实乃从属于更为广泛全面的那套盲目推动整个制度运转的自动机制。对体制来说，无论一个人在权力的阶序中占有什么位置，他们都不是因为本身具有何德何能，他们其实只是那些用来为这体制添火加热的东西而已。因此，个人的权力欲望，只能在不违反制度的自动机制运作，以机制的方向为马首是瞻时才可以存在。
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和个人之间一道由借口组成的桥梁，衔接了体制目标和生命目标之间的鸿沟。它使制度的需要假装成源自生命的需要。那是一个假象力求冒充成真实的世界。
后极权制度在每个方面都触及人，但每次都带上了意识形态的手套。这就是为什么在体制中的生命总是渗透着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名义下被奴役，人的堕落被说成是人的最终解放，隐瞒事实叫做令真相大白，操弄权力去卡压人民叫做权力掌在人民手里，滥权无度叫做依法查办，压抑文化发展叫做百花齐放，扩张势力范围叫做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变成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变成民主的最高阶段，扼杀独立思考变成最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兄弟友邦施加的援手。因为政权本身也受自己的谎言所困，所以它一定要伪造一切。它伪造过去，伪造现在，伪造未来。它也伪造统计数字。它假装没拥有无孔不入，胡作非为的军警力量，假装尊重人权，假装没有逼害任可人，假装不怕一切，它也假装从没有假装任何东西。
人们不需要相信所有这些玄妙，但就一定要表现得好像他们相信一样，或至少一定要默许它们，和那些干这些勾当的人保持良好关系。无论如何，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一定要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不用接受谎言，但他们接受了以谎暪骗隐来生活，接受生活在谎言中，并且心满意足。而正因为这样，他们巩固了这制度，充实了这制度，构成了这制度，以至就是制度本身。
V
我们说过，卖菜大叔那句口号的真正意义和口号的本文怎样说并没有关系。虽然如此，它的真正意义是很清楚易明的，因为那表达的方式实乃司空见惯：卖菜大叔要以政权可以听到的方式去表白自己的忠顺（如要这表白被接纳，他根本别无他法），那就是接受规定下来的仪式，接受将假象当作真实，接受游戏规则。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自己也变成游戏中的一员，使游戏能够得以存在。
如果说意识形态是联系整个制度与个别个人之间的桥梁，那当人踏上这道桥的一刻，它同时也就成为制度与制度成员之间的桥梁。就是说，意识形态原初只充当心理借口，（从旁）协助构成权力，但一旦借口被人接纳，它就成为权力内部的活跃因素，从内部起着权力体系主要的仪式性沟通工具的作用。
我们已讨论过整个权力结构在物质上的相互扣连，但整个结构如无某种“形而上”的秩序将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使他们联络起来，用同一解释事物的方法，使不同部分以相同的游戏规则运作，即提供若干规条，限制和法理根据，它是根本无法存在的。而这种形而上的秩序是权力结构的根本，它提供了整个结构的标准，整合了它的沟通体系，促成内部交往，传递讯息和指令。它好像一堆交通指挥灯号，为事物的发展构成形状和结构。这套形而上的秩序保证极权权力结构内部的聚合力，它是黏合整个结构的黏合剂，维系结构的原理，和执行纪律的工具。没有这种黏合剂，这个极权结构就会瓦解，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混乱地互相碰撞，各为其是。整个极权权力的金字塔若果没有这些把它黏合起来的东西，就会像发生原子内爆一样，自行崩溃。
在帮助权力结构去解释世界时，意识形态往往要从属于体制的利益。因此，它很自然的会和现实脱节，建造一个假象世界，变成纯粹是一种仪式。在那些公众可以竞争权力和监督权力的社会，公众同时也可以监视着意识形态如何去为权力辩护，因而在这些社会，会有一些改正的机制令意识形态不致完全和现实脱节。但在极权体制下，这些改正机制消失了，根本就没有东西去防止意识形态愈来愈变得天马行空，蜕变成一个假象世界，纯粹的仪式以及一套不切实际的语言，和一个由仪式性符号组成的体系，用假的现实去取代现实本身。但后极权体制却确已变成这个样子。
不过，正如我们见到，意识形态同时也愈来愈成为权力的构成因素，它可以成为提供借口，获取合法性，取得内聚力的支柱。当另方面愈来愈明显，也就是，当它愈来愈脱离现实时，它却获得了一股奇特但又真实的力量。它自己已成了现实本身。只不过，那是一个完全自足的现实，而在一些地方（主要是权力结构内），甚至比现实更有分量。慢慢地，进行这仪式的那套技巧要比背后的现实更为重要。现象的重要性已无法由现象本身引伸出来，重要的是看那些概念处身在意识形态脉络的什么位置。现实不再塑造理论，理论毋宁在塑造现实。权力渐渐与意识形态靠近，而非向现实靠近。它从理论中获取力量，甚至完全依赖理论。自然地，这带来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不是理论，也不是意识形态去为权力服务，权力反而开始为意识形态服务，就好像意识形态由权力那里获取了力量，它好像已变成独裁者本身。因而好像是理论、仪式、和意识形态本身，作出一些决定去影响人们，而不是人们作出的决定影响理论。
意识形态成为权力内部一贯性和延续性的重要保证。在古典独裁制度下，权力的继承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觊觎王位者没法为自己的认授性取得合理依据，因而往往要诉诸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但在后极权体制中，权力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人，由一个帮派传到另一个帮派，由一代人传到另一代，基本上都是例行公事。在选择承继人时，新型的拥立新君方法，就是要在仪式中取得合法地位，显示他可以运用仪式，满足仪式的需求，利用仪式，令自己在仪式中变得斗志昂扬，威风凛凛。当然，在后极权体制中也存在着权力斗争，很多时比起开放社会要惨烈百倍，因为斗争是在幕后进行，不受公众和民主程序监督（执政共党更换第一书记时，有哪一次不至少将军警力量处于戒备状态）。但是这些权力斗争并不会危害体制的延续性和本质（如古典的独裁制度那样）。它最多可以使权力结构换班，但很快就会复原过来，因为黏合制度的东西——意识形态——丝毫没有被动摇。不管谁代替了谁，都只能在一套共通仪式的框架和背景中改朝换代，但不可以否定那套仪式。
然而因为这种独裁是仪式性的，所以权力已变得没有个性特征。个人已几乎在仪式中消失掉。他们由得自己随风转转，有时甚至好像是仪式把人由昏黑混浊之境，带去看见权力之光。在后极权体制中，在各级权力阶梯之上，人们不是愈来愈为那些没有个性、面貌的木偶，那些一唱百和，默守仪式和常规的奴才所推拥而随波逐流吗？
那个自然而然就会将人非人化，将人变得没有面貌、没有个性的权力结构，是那个自动机制的特殊产物，它已成为体制的根本。看来正是这套自动机制的强制要求，选择那些缺乏个人意志的人来跻身权力结构。正是强制要求所需的空洞言辞，令只有空谈的人才能掌握权力，以保证制度的自动机制可以继续运转。
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往往过分强调个人在后极权体制的角色，忽视了执政者虽然具备中央集权制赋予的无比力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制度内部规矩的盲目执行者而已。他们从不会也不能质疑那些规矩。无论如何，经验再三告诉我们，这套自动机制，远比个人意志强大。如果有谁具有更为独立的意志，他就要好好地收藏起来，加以掩饰，以便有机会在权力的阶梯上往上爬。而当有一个人抓着了一官半职，试图开展自己的抱负，这个自动机制迟早都会以其巨大的惯性将他征服。他要不是被权力结构视为外星人而被排斥，就会被迫放弃一己之个性，向这个自动机制俯首贴耳，成为奴隶，跟前人和后人都没有分别（例如我们可以想起胡萨克（Husak）和哥穆尔卡（Gomulka））。为了要装蒜和遵守仪式，权力结构中最开明的人也要和意识形态打滚。他们从不可以将真相坦坦白白地公诸于世，他们往往最终也会将真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假现实混淆起来（我认为1968年杜布切克（Dubcek）的领导层对当时局势失控，就是由于这班人在极端的情况和最终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将自己从假象世界中抽脱出来而导致的）。
因此，作为内部沟通工具的那种意识形态，保证了权力结构的内聚力。在后极权体制下，它超过了权力的物质性，在一定程度甚至主宰着权力结构，保障其延续性。它是支持体制外部稳定性的重要支柱，建立在非常虚弱的基础之上，它以谎言为本。它只有在人们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发挥作用。
VI
为什么我们的卖菜大叔会在商店橱窗公开展示他的忠诚呢？在在很多内部和半公开的场合不已展示足够了吗？在职工大会上，他不也按应做的投了票吗？他也曾经参与过各种劳动竞赛啊。他就像任何一个良好公民一样去投票，他甚至在“反七七宪章运动”上签过名。为什么在这些之外，还要公开地展示他们忠顺呢？而且，每日行经窗橱的人，也断不会驻足细读，知道原来卖菜大叔认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应团结起来。事实上，他们从不会细阅口号，也可以坦白说，他们根本视而不见。如果你问一个在店前停下来的妇人，她在橱窗里看见什么，她肯定会告诉你她今天有没有见到鲜红柿，但大概不会说她有没有留意到有一句口号，更遑论口号说些什么了。
看来卖菜大叔公开展示他的忠顺并没有意思，但毕竟这仍是有其意义的。人们虽然不理会口号，但因为这句口号也在其他商店的窗橱、电灯柱、布告板、住宅的窗口和建筑物出现，可说是无处不在，所以他们也会跟着做。当然，人们不会理会那些细节，但人们是很留意这整个景观的。卖菜大叔的口号只不过是这个日常生活大布景下的小摆设而已，除此之外它又会是什么吗？
因此，卖菜大叔一定要将口号放进橱窗去，他不是希望别人读它或被这句话说服，而是要和其他千百句口号，合组成这个人人都留意的景观。当然，这个景观有其不凡的意义：它提醒人们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期望他们做什么，它告诉人们，别的人在干什么。而如果他不想被排斥而陷于孤立，与社会隔绝，破坏游戏规则，冒着丧失平静、安稳生活的危险，他们自己也要做些什么。
那个对卖菜大叔的口号视而不见的妇人，很可能早在一个钟头前在她办公室的走廊上挂出一句类似的标语。她也多多少少是不假思索地就做，正如卖菜大叔一样。她这样做也正因为她活在这大景观下，也留意这个景观，而卖菜大叔也是这个景观的其中一分子。
当卖菜大叔走到她的办事处时，他也不会注意那句口号，正如她会对他的视而不见一样。然而，他们的口号是互相依靠的：二人都显示出对此个大景观的意觉，甚或可以说都在其规条的控制下。不过，两者也同时有助于构成这个大景观，因此他们也同时缔造着那些强制要求，那些一定要做的事。他们做那些一向做的事，那些将要做的事，那些一定要做的事。但同时——正因如此——他们首肯了那些事情是一定要做的。他们服从某些特定要求，同时也就使这些要求延续下去。形象地说，没有卖菜大叔的口号，办事处职员的口号不会存在，相反也一样。每一个人都提议其他人重复做一些事，每个人也都接受别人的提议。他们对彼此口号的漠不关心其实只是幻像。实际上，每个人在展示自己的口号时，都在催迫着其他人去接受游戏规则，因而巩固了先前那要求人们展示口号的权力。每个人都帮助其他人服从，这是简单不过的。大家都是体制要控制的对象，但大家同时都是体制的主人。大家是体制的牺牲品，也是体制的工具。
整个街道都张贴了那些没有人看的标语，这一方面是街道党委书记向地区党委书记发出的一项讯息，另方面更是这个社会自动总体机制操作的示范。后极权制度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将每个人都吸纳到权力的范围下，不是要他们意觉自己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要他们在体制的身分面前，放弃作为人的身分，成为体制自动机制的螺丝钉，为它自定的目标卖命，把他们拉来，诱来，为体制分担责任，一如浮士德和魔鬼靡菲斯特一样。他们更会因此而形成群体压力，迫使其他人民遵守这种规范。他们也会因此学懂习惯参与这制度而依然心情畅快，甚至认同了它，就好像那是自然和无可避免的一样。最终，他们会——在没有外力催迫的情况下——自动监察其他不参与的行为，把它们看作离经叛道、狂妄自大、颠覆破坏、与社会为敌的行为。后极权制度就箊着将每个人都拉进其权力结构内，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相互构成总体中的器具，而这总体已成社会的自驱总体。
事实上，下至卖菜大叔，上至总理大人都参与其事，亦同受其奴役。不同级别的人只不过以不同程度参与：卖菜大叔的参与程度低，因而掌权较少，总理大人具有更大权力，自然泥足深陷。两者同样是不自由的，只不过方式不同已。真正的始作俑者不是某个人，而是制度。在权力阶梯上，在不同位置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责任和罪咎，但没有人要负全部责任，也没有人可以将责任完全推诿。因而，生命目标和体制目标的冲突，并不是两个分隔着的社会群体间的冲突。将社会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阵营，只是一种非常粗枝大叶的观点（并且只是近似而已）。要搞清楚的是，这里正显现了后极权制度和古典独裁制的最根本区别。在古典独裁制下总还可以在社会阶级之间划出冲突的界线，但在后极权制度中，这条界线实际上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因为每一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同时成为体制的支持者和牺牲者。因此，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制度，并不是一个由某一班人强加于另一班人头上的秩序，而是一些渗透着整个社会，塑造着社会却又无以名状，难以把握的东西（因为它性质上只是一些原理而已）。整个社会体现了它，使它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人类创造了，并正每日创造着这样一个最深入地剥夺人的个性，一个会自我推动的制度。这并非出于人们对一些邪恶力量，为了未知的原因，用来惩罚世人的方法。它之能够出现，以及存在下去，正是因为在现代人性中，明显地存在着某些令这制度产生，或至少容忍它产生的趋向。在人类中间，肯定有些东西是和这制度相呼应的。那是一些在这制度容纳了并得到反映的东西，一些存在于人心中，麻痺人的良知反抗力的东西。人们迫于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之能被迫，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可以用这方式生活下去的。因此，不能单说制度使人性疏离，相反，是疏离的人性在支持这个制度，作为自己不由自主地要献身的伟业。它成为人性堕落的写照，充作人们不能忠于自己的见证。
生命必不可少的目标自然地在每个人身上存在，人心中也总渴望有人性尊严、道德良知、自由表达自己，以及追求超越当下存在的愿望，但同时，每个人亦可以或多或少地与谎言的生活妥协。每个人多少都会亵渎自己内在的人性，让利欲薰心，混在群众背后，随虚伪的生活浊浪同流。那并不单是两种人性的争战，更严重的是它动摇了人有属人本性的这个看法。
非常简单来的来说，后极权制度建基于独裁制与消费社会的历史交遇。人们广泛适应谎瞒骗隐的生活、那个社会自动总体机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赖行，难道不正是与以消费为取向的人们，不愿以牺牲安稳物质生活，来换取精神和道德良知的态度相关吗？不正是与他们宁可放弃高尚情操，屈服于庸俗的现代文明，与他们受到大众冷漠风气的感染相关吗？归根结柢，难道后极权制度下生命的灰暗、空洞，不正是一幅现代生活的百态图吗？（虽然从文明的外表去比较，我们远远落后于西方）难道我们事实上不正好成为西方人的一种警号，把它们自身埋藏着的倾向暴露了出来吗？
VII
我们试想在这么一天，卖菜大叔突然变了，他不再为了讨好自己而张贴那张标语，他又不去投票，因为他知道那是一场闹剧，他在政治集会上说出了心里的话，他甚至有足够勇气去支援那些他的良知告诉他要去支援的人。在这一连串反叛当中，他由谎言的世界中走出来，他拒绝仪式，违反游戏规则。他重新发现他被压抑了的人性和尊严，他使自己的自由有了具体的意义。他的反叛就是试图过磊落真诚的生活。
不用多久，他就会为此而付出代价。他会被革除商店主管的职务，被调往货仓工作。他的薪金会被削减，他往保加利亚度假的愿望也要落空。他的上司会折磨他，他的工友也会猜疑他。不过，大部份施加这种压力的人都不是因为内心的什么呼召，相反只是基于环境压力而迫不得已，这些环境曾迫使卖菜大叔张贴标语。他们逼迫卖菜大叔，是因为职责所在，又或者要显示自己的忠顺，甚或仅是要成为大景观的一部分，这景观提醒人们要怎样处理这些事，特别如果不想自己也成为嫌疑分子的话。因此，惩罚卖菜大叔的执行者行为多少与常人无异，他们只是后极权制度的螺丝钉，这个自动机制的代理人和社会自驱总体中的小工具。
因此权力结构就可以透过这些不见经传的代理人和体制的螺丝钉去执行这些制裁，将卖菜大叔流放。制度透过一种异化于人的存在，惩罚那些对制度的叛逆行为。这是制度的自动机制和自卫机能决定了的。
卖菜大叔并没有犯任何特别的一项罪，不过他的罪咎更为严重，因为他破坏了游戏规则，以及游戏本身。他揭露了那只是一场游戏，他粉碎了假象世界，也就破坏了制度最重要的支柱。他拆开了将制度凝聚在一起的东西，从而搞坏了这个制度，他打破了制度体面的外表，暴露了权力的真正基础。他喊出了皇帝并没有新衣，只是赤条条的一个。正因为皇帝的确是赤条条的，事情就变得非常危险：卖菜大叔以他的行动各世人诉说，令每个人都往幕后张望。他向每一个人证明了，人是可以活得磊落真诚的。
那个需要人生活在谎言底下的制度，如不能令谎言四处泛滥，它根本无法维持。谎瞒骗隐的原则一定要渗透和贯彻到所有地方去，它绝不可能和磊落真诚的生活和平共处。因此每个违反指示的人都在彻底地否定这原则，危害到整个制度的存在。
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只要当假象碰上了真实就会打回原形。当谎瞒骗隐的生活还未遇上磊落真诚的生活，揭露其欺骗性的眼界就不会出现。当另一种选择出现了，它就会危及假象的存在，以及谎言生活的一切。同时，究竟这选择占有多大空间是不重要的：它的力量不在乎实质的东西，而在乎它对制度支持者以及其虚浮基础的影响。简言之，卖菜大叔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实质力量，只因为他的行动超出了自身，照亮了周围，带来无可估量的后果，他才成为制度的威胁。因此在后极权制度中，磊落真诚的生活不单有存在的意义（返回人性深处），或知性的意义（揭露事情原来的真相），甚至道德意义（成为他人的典范），它更有毫不含糊的政治意义。如果制度的支持者都生活在谎瞒骗隐，磊落真诚的生活就自然成为威胁，所以它一定要被狠狠地压下来。
在后极权制度中，广义的磊落真诚有很特别的意义，那在其他地方是匪夷所思的。磊落真诚扮演着不同的（总是更大的）角色，成为构成力量，或干脆叫政治力量的要素。磊落真诚的力量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呢？作为众多力量的一分子，磊落真诚如何运作呢？磊落真诚的力量，如何可以以一种力量显现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