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萨依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提到，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不断创造“危机”的人，他们远离权力，位处边缘，是思想上当的“流亡者”——“知识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不被驯化，就得要有不同于寻常的回应：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
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依德曾说傅柯太过着重权力宰制，却不够关心人们的反抗。傅柯是谁？他是法国学术界明星、是备受折磨的同性恋者、是憎恨社会的毒品吸食者、是死于爱滋病的性史研究人……他这样回应：“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希求我坚守自己、保持不变……让官僚和警察们去费心保存好我们的身份证件吧。”
权力宰制是傅柯研究关心的主题。对他来说，权力指的不仅是统治阶级把其合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的权力，他指出权力存在于种种关系之间，例如家庭关系、工作关系、行政与立法关系、媒体与群众关系、各式各样。换言之，我们无法说消除一个宰制群体后就再没有权力压迫——权力散布、不定、动态流变。在关于权力关系的分析之中，《规训与惩罚》可以说是其最重要的作品。福柯在书中开篇引了1757年罗贝尔·达米安（Robert Damien）刺杀国王路易十五未果后被行刑的历史，然后只字未评即转引一份1837年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规章，傅柯说：“我们看到了一次公开行刑和一份作息时间表。”这句话意味深长，从18世纪中期以前欧洲（肉体）惩罚囚犯的典型方法转到较为“温和”的（监禁与教育）惩罚方法，傅柯把后者称之为“规训”，也就是他眼中现代惩罚系统的完善。
对傅柯来说——“惩罚的权力从本质上来说与治疗和教育的权力无异。”现代的惩罚系统不再以隔绝，消灭犯罪者作惩罚方法，他们宣称惩罚的目的不再是报复，而是使罪犯接受（思想上）改造，重新做人。在监管所的例子当中，惩罚系统就是透过监控偏离规训（作息时间表），去使少年犯日渐“习惯”规律的作息，使得心灵不再毫无节制，有所纪律。在这里傅柯所透视的，是更广泛现代社会的规训，对傅柯来说，监狱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教育，医疗，工作，社会文化，他们对人生的意义作出定义，诊断生活型态各异的人为有病，透过舆论压力去改造我们的思想——我们每天都是被施加权力的对象，也许我们在同时规训他者。傅柯呈现的这种现代权力图像挑战了大多数革命运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前提，这里并没有特定的群体或阶级是宰制的源头，我们无法透过破坏或改造他们就得到最后的解放。权力存于日常关系之间。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引入《傅柯／危险哲学家》这本书。这本书是Alan Brossat对傅柯思想的想法，其中最引我入胜的是书中第八章“鄙民、政治与事件”。在上述的引介当中，权力是个绵密的规训网，透过各种方式掌控我们的心灵，从此控制我们的日常行动；相对于可由政党、商业品牌、社会贤达所驱使或代表的“人民”，傅柯则称那些不受驯化、不从社会主流、难以被治理的群众为“鄙民”（the plebs）。鄙民属于边缘，不受社会主流认可，甚至被排斥，歧视。作者在文中举到傅柯用过的例子，1961年10月17日，为抗议权力当局强迫性的宵禁，住在巴黎郊区的数千名阿尔及利亚人走上巴黎街头抗议，后来他们成了被镇压的对象，二百多人被警察杀害。当时的法国没有人谈论他们的死亡，相反地大家却每天在谈论1962年2月8日，造成九人死亡的反『秘密军事组织』（Organisation Armée Secrète，简称l’OAS）的夏洪（Charonne）抗争。
傅柯借此对比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人民”的政治观点与“鄙民”的政治观点极具张力。“人民”是政治与历史的实体，因为它们合符权力的预想，有叙事与书写记忆的语言及工具。我们可以换个贴近一点的例子，2014年香港的雨伞运动，就我而言，会认为在金钟的群众，能在媒体上发言的反抗者都是属于“人民”——他们温和、有理有节，合符传统规训底下的生活形象，于是他们能被写入历史，他们的声音与牺牲得到正视；相反的，那些在旺角的“社会边缘人”，他们不善辞令，通是纹身，从事体力劳动，大多出没在晚上，没权没势，他们在权力规训下也许是当“不太光彩或正当”的职业，再浅白一点来说，就是“形象不好”。结果他们的牺牲与热血，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也没有得到反抗运动的权力正视，他们被视为“鬼”（奸细），“破坏运动”，也被宰制阶级利用去分化反抗者：“这些人随时会转过头来对你们动刀动枪，跟这种人结盟，对你们绝对不利！”。这个意义底下，他们都是不被理解的“鄙民”。
傅柯对我们说，“来自边缘”的鄙民却可能藏有真正的颠覆力量。他们面目模糊且出其不意的制造混乱骚动，这些爆发式行动却一直为我们的日常刻下不可忽视的记号——有些东西出了问题，有些说话被消音了——“没有人能证明这些嘈杂声响所唱出来的歌会比其他人唱的更优美，同时能说出什么真理。但只要这些嘈杂的声响存在就够了；它们对所有的消音进行反抗，以便能有个倾听这些杂音的方向，并寻求这些杂音真正所要说的。”
我们不必完全认同鄙民的行动与主张，但我们要理解他们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在抵抗整个城市的规训，而鄙民存在于每个权力关系之间，我们可以是宰制者，也同时可以是鄙民。透过理解鄙民，我们得以置换政治思考的视角，获得行动的自由。“这是道德的问题吗？也许吧！”
以下接续昨天，摘载本书第八章“鄙民、政治与事件”下半部份，获“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刊出。
《傅柯／危险哲学家》
出版日期：2013年02月
出版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Alain Brossat
译者：罗惠珍
鄙民、政治与事件（续）
鄙民的特性正是他们的那不确定的姓名与脸孔；它们时而相互改变、时而若隐若现——意即总是与那些严谨地认同其领导人、英雄或烈士的形式化的（formel）民众相反。换言之，在傅柯致力于定义另一种政治的可能性的年代中，列宁（léniniste）模式在极左派的阵营里仍居主导性地位——即对军事、规训和层级组织感到不屑并进行挑战的模式；极左派反对列宁模式在1970年代对激进的政治文化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反对代议政治（使政党遵循国家与国家主义之条件的政治），并孕育了自由思想的经验：反威权（“没有领袖，没有指令”）、人人平等（“自由发言权”） 和分子式的（moléculaire）（没有组织）。
就算形式化的极左派至今仍未承认他们的皈依，但自从傅柯提倡这些“煽动言论”后，形式化的极左派中的列宁模式就土崩瓦解，并很快地转向代议政治的路途了。此后，傅柯的提议便越来越清晰地指向了许许多多的实践、行动和行动者。换句话说，便是以一个新的激进政治基调来拒绝政治仪式，那些将我们重新带回议会政治及其重要象征（民主）的政治仪式。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明显地看到代议民主的衰退了，不是吗？
西欧社会中生活政治（超出代议政治）的问题：无居留证者（sans-papiers）、寻求政治庇护者、长期失业者、郊区（banlieues）国宅的年轻人、无固定收入的演出者（intermittents du spectacle）、爱滋病患、被遗弃者等不都已逐渐扩大并结晶到出现了鄙民式的行动者以及鄙民行动的关键了吗？因此，战斗的画布已彻头彻尾地全然改变了：从“终极考验”（l’épreuve finale）的观点看来，不再有许许多多后设主体所掌控的单一斗争阵线，或针对大型主题的战斗（普劳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由他们各自的政党所“代表”的战斗）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多样且分散的战场；在此，堡垒不但到处林立，不再集中，且抵挡反抗也在刹那间爆发，反抗行动要不如昙花一现，要不如长期抗战。
在这些迅速繁殖增生的抵抗行动中，那些只看到实体消失，看到宰制配件一个个失去作用与力量的人就是无法理解，其实是时代的转变把我们牢牢地拴住了：这点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会少于从克劳塞维兹式的政治体制走向高密度且繁殖迅速的体制的过渡（阶级战争的讽刺在此也对国家进行了戏谑模仿——在民族战争的颠峰总是出现了某场大型战役，即所谓的关键战役，但至少在我们所处的空间中，从没有这种所谓的大型战役出现）。在高密度且增生频繁的体制里，行动不断地产生了分裂，且置身于诸多异质的对峙形式中——所有行动的交集并非朝着“改善”制度的观点，而是对其全面的放弃。所谓的无居留证者的抗争也并非源于各国的内政部长们比较少在国际会议上对此进行讨论，而成了某种较为开放的“欧洲堡垒”（forteresse Europe），某种款待（l’hospitalité）问题的重返：这个重返早已历经了多次被贬抑的抗争运动，历经了多次的暴力性的置换，历经了如此地将我们自身遗忘的种种事件。
……
事实上，在诸多政治实践的更新与各种背叛的形态仍频繁出现的此刻，鄙民循环也突然间重返眼前；这种鄙民的重返不但像个瓦解分裂的行动者，或动荡混乱的制造者，更如同诸多位移与发明的媒介（资本主义在此并非是我们要毁灭或移除的东西。根据维内对于从古典生活过渡到基督教生活的教诲，我们应学习“以其他方式为之”，并用“决定性的步伐”解开我们的钮扣，并借此将资本主义抛在脑后或遗忘）一般现身。鄙民的运动和政治行动的样态不是辩证，不是由一个取代另一个的样态（这乃是对作为所有辩证法之母的那著名的“扬弃”〔Aufhebung〕的可能翻译），而是提出差异的样态，傅柯这么说。对政治鄙民的研究实与那丰富无比的对黑格尔图式的扬弃运动密不可分（这就是傅柯的口令——“再也不是黑格尔的门徒了”）。傅柯认为，对此必须进行可怕的试炼与痛苦的遗弃、置换或拔除。面对一系列现代政治的伟大象征——人类，当然是，但还有那人文主义或人道论述，同时还有共识民 主论述下的公民（citoyen），以及人道主义的“司法维权者”（juridiciste）—经验显示，这些都不过是“第一世界”的大都会里化名的中产阶级。鄙民强力返回，以某种毫不诗情画意的样态（宾拉登与他的同伙都有某种愤怒、无所不在、全球化 或这些鄙民所具备的形形色色的特征）出现在这个民主的经验的废墟上。西方的民主曾全力建构的共和制、普选、政党竞争、代议制与媒体权力（通常与具装饰效果的“言论自由”混淆）
……
傅柯的研究所呈现的是到底有多少的鄙民事件不断地穿透了我们的身体——在其中，我们将被引领至“高峰”，被引领至那些在档案记载中清晰可见的、光荣的或灾难的鄙民事件的诸众那一边，那些组成文化遗产或呈现出些许位移的那一边，并对历史或那些得以“创造时代”（faire l’époque）之物进行研究：
“我们的无意识是这数百万、数十亿个小事件（petit événements）；它们一点一滴如雨水般浇淋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维方式，从而画出一道道水痕波纹，然后，偶然地使这些微事件（micro-événements）的其中之一留下了痕迹，并由 此可能变成了一部古迹、一本书或一部电影。”
傅柯常说自己是一个“喜欢尘埃”（aimant la poussière）的人。他说自己要写的乃是人类“尘埃”的“故事”，并鼓励我们站在那些极其微小，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或无法描述的事件那一边，重新调整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感知方式。
……
构成鄙民行动特征的究竟是如此尖锐、与世隔绝的姿态，或恰好相反，是集体的行动，这鄙民向当下砍上一刀（balafrer le présent），这鄙民得以把当下砍得扭曲变形的能力——或是另一种可以在倾刻间就使得事态变得敏感重要的方法；它甚至很少是长期、无法支撑的，甚或是丑陋的。
……
事件就发生在鄙民的那愤怒的行动（如呐喊）中；这些行动创造了某种崭新且令人难以忍受的可见性。冲击是由被一连串论述与事件的“逻辑”打断的行动所产生的，而正是这些冲击支持着那些没有能见度的人，没有权力的人与被征服者。冲击乃因行动与发言或沟通的努力间缺乏连结所致。鄙民总是沉默的；他们总是缺乏话语，不可能有办法“环扣”在一个李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说的措句（une phrase）中的。换言之，论述的欠缺总是位于呐喊或声音的所在之处。
傅柯说：“是的，我很希望书写被征服者的历史。这是许多人共同的梦想：终于让那些因历史因素，因所有的宰制与剥削制度到现在都不能发言的人，与一直受到约束而不得不沉默的人能够发言了。”
而许多鄙民的事件也见证了傅柯式“梦想”的幻灭：事实上，我们的时代所呈现出的首先是“许多人分享着”那些沉默的被征服者，将其埋进历史，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阻挡着被征服者的发言管道的意愿。从媒体的角度来说，电视正是权力的部署（垄断传播），其首要目的便是阻挡所有鄙民式的发言——因此，当无固定工作的演员抗争多时，争取应有的权益未果后，他们便会集体冲进摄影棚，扰乱节目进行与新闻播报，而这正是凸显鄙民的重要性与正当性的行动。
然而，另一方面，人们似乎也认定，因为鄙民没有专属的语言，因为鄙民在语言方面有所欠缺，所以鄙民总是和事件连在一起。从很长时间以来，语言大师们（政治人物、神职人员、记者……）已经将语言的土地沙漠化了，那些演讲者、抨击性的文章、宣道者乃将论述扣在了某种转化的行动上。他们的论述心态是悬置事件、警治，但对一般性事务却非常关注。警察要驱除所有的暴力，而无论如何，事件总会造成暴力（fait violence），所以势必要让所有的事物合于秩序，合乎规范，并有效率地完成例行公事。受过教育或有知识水平的人与统治者所熟稔的那些侦测与描绘“野蛮”迹象的技术，已用各种方法将鄙民的运动导向了其根本无法被涵括的语言与传播的网络，而这些网络都是得以清除密集暴力的那最完美的部署。哑口无言或单纯的鄙民非但不会进入沟通，也不考虑这么作。他们会直接付诸行动（例如911）——而正是在此还保存着那些完好的标记，那些恐怖、可怕、不可忍受的标记。
而我们说，从政治人物、大学教授、电视评论节目员、神职宣道者等人的嘴巴里所吐出来的话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避免人们起义。然而，摆脱束缚、争取自由的政治行动却不是从高贵的选举，而是从造反暴动出发的。这就是傅柯在他一系列针对1970年代末期伊朗革命导致巴勒维政权垮台的文章中所再三提及的：
“我不同意人家说『造反是没用的，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这句话。面对权力得冒生命的危险，我们从不制订这样的法律。造反有理吗？让这个问题开放讨论吧。造反是个行动；透过这个行动，主体性（不是大人物的主体性，而是 “无名小卒”〔n’impor te qui〕的主体性）进入了历史，也将他的活力带进了历史。鄙民虞犯拿他的生命作赌注以反抗过度的刑罚；疯子不再能忍受被监禁且丧失权利；人民抵抗压制他们的政权。革命起义不能保证过失犯无罪，不能治愈精神病，也不能给被压迫人民种种未来愿景承诺的保证……，没有人能证明这些嘈杂声响所唱出来的歌会比其他人唱的更优美，同时能说出什么真理。但只要这些嘈杂的声响存在就够了；它们对所有的消音进行反抗，以便能有个倾听这些杂音的方向，并寻求这些杂音真正所要说的。这是道德的问题吗？也许吧！”
鄙民，这个“无名小卒”展现出了某种段对揭竿起义进行坚持的能耐，展现出了某种制造效应的态度，这些效应将对我们社会视为优先的“说清楚”（par ler clair）或“说真话”（dire vrai）的这件事带来强烈冲击。在鄙民的“混杂”（confusion）中所伴随着的革命暴动的声音与呐喊都具有某种强烈的陈述能力：它们向纪律与警治召唤着那些不可纪念和不可删除之物——那些不可约减的鄙民“残余”（reste）。而也正是于此，它们也召唤着那些被断定要消失的东西——鄙民的生命与能量——的无止尽的回返；正是鄙民使历史不只徒具形式而变得空虚：
“由单独一个人、一个团体、少数族群或人民全体向对他们而言不公不义且会带给他们生命危险的权力大声说『我再也不服从了！』－－这样的运动我认为是不能约减的，因为没有任何权力能让这样的运动成为不可能。所有历史的幻灭都改变不了什么：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声音，所以人类的历史才不具有演进，而只是历史的形式。”
历史是不复记忆（l’immémorial）与异质性迸发的组合，然而，打从尼采（Nietzsche）与布朗基（Blanqui）以来，我们是否真的理解这句话呢？在历史构成的这双重政体下，鄙民的确是个“化身”：这个“总是在这”（toujours là）之物被睨视与遗忘的叠层所覆盖了，而这个“总是新的”（toujours nouveau），总又总是不断地在事件的场景中被进行了制造。伊朗革命期间，穆斯林教士在每个清真寺鼓吹宣扬“不顺从”（l’insoumission）的理念，而这正是闵采尔和撒沃拿洛神父的重返，被征服者的复仇；而这不能被视为怨恨，而是一种效应，这将在运动中带来抵抗权力的纯粹能量效应。正是这种效应掀开了权力的面具；但对所有的专家们而言，在那些倡议伊朗应该“西方化”的专家们的眼里，伊朗革命不但史无前例，也是难以接受的情况。
鄙民也因此在作为反抗权力的羁绊、分散权力，并使效应沸腾的这点上与历史产生了连结。权力不但与历史的组成其实离得很远，且其最大的目标便是阻碍历史的构成。权力机器的特征是建构同质性、规律性，以对抗那不可预测的鄙 民，并使其归属认同。从本质上来说，权力的逻辑是反政治（antipolitiques），因为权力对各种区隔皆非常厌恶，也与多元和分歧的体制不相容。傅柯认为，鄙民，确切的说，是那些抵抗“透过机制”所行使的权力的一群人。因此，鄙民乃是那在权力游戏中，以作为羁绊而使政治重返的那一群人。它将化身为这种抵抗的自然权利（droit naturel），奋勇抵挡权力机制的扩展。没有这种抵抗，我们的社会就只是个警察社会。这乃是不建立规范，但却不断争取、观察、审视的自然权利。鄙民永远没有“合法性”（légitimité）；它并非作为各股势力无穷尽竞逐，并得以就此产生“生命”和法律的肌理，或者我们应该说，法律就在权力建立之处蔓生。
权力并非与生具来，也非天经地义的。在所有的形式中，最具合理性的的滥用权力的方式即为权力的制度化。而这也正凸显出了思考场域外（权力外）的激进“权利”的重要性，正是这个权利开启了抵抗权力或损坏权力的种种运动，也促使政治（la politique）本身恢复活力。上述的研究使傅柯更接近了克拉斯特。傅柯曾说：“当某个独特性造反，一旦权力违反 普世价值时绝不妥协，作个令人尊敬的人。”这里的“一旦”（dès que）便足以说明：没有一种权力天生是好（bon）到足以让哲学家与之结盟的。傅柯在此很清楚地与他当年的那些毛 派同志分道扬镳了；他拒绝了那种威权体制下英明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拒绝了人民公审与忠诚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他的批判炮火下，毛派人士的夸夸之言便被揭露了出来；如同政治上的“化身”（avatar）一般，这些毛派人士将持续降格委身于国家的种种状况下。而这与傅柯完全不同，傅柯透过对站在鄙民这边的这被置换了的政治进行描绘的动作更新了行动的自由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