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2016年，对于香港和台湾来说并不平静。香港经历了“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次立法会选举，本土派与自决派的杀入，撼动了原有的政治格局，也冲击传统的公民社会。台湾则经历了民主化之后的第三次政党轮替，有了第一位女总统，“太阳花运动”之后沉寂一时的公民社会内部暗流涌动。
这背后的脉络清晰可循。2014年，“太阳花运动”和“雨伞运动”相继爆发，释放了巨大的能量，激活了两地的公民意识，至今影响着两地公民社会的走向。
两岸学者陈健民与范云早前正基于这样的背景进行了一次公开对谈。11月1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这两位社会学教授进行了一场讲座，主题是：“太阳花运动后的台湾公民社会 VS 雨伞运动后的香港公民社会”。
来自香港的陈健民，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发起人之一，他亲历了香港公民社会在运动结束后的低落，也看到了伞落之后新的发展可能。而来自台湾的范云，是积极参与“太阳花运动”的学者，也曾是台湾九十年代“野百合学运”的学生领袖。她在运动之后参与组建的“社会民主党”，成为蓝绿之外的“第三势力”。她也参选立法委员，由此迈入政坛。
能团结台湾公民社会的，只有“中国因素”？
范云飞赴香港参加本次对谈之前，台湾立法院外的劳工团体的绝食抗议仍在进行。他们抗议的内容，是蔡英文政府拟订的“取消劳工七天国定假日”的修法。劳工团体在十月底就已效法“太阳花运动”试图冲入立法院，行动未果之后，由七名成员组成的“2016工斗”，在11月4日将抗议升级为绝食。但抗议未有结果。
在范云看来，这次抗议的失败正是“太阳花运动”之后，公民社会组织力低落的表现。运动退潮之后，公民意识已然觉醒，大小抗议不断。然而，公民社会低落的组织力，难以承受蓬勃发展的公民力量。
“太阳花运动”期间因共同诉求而凝结起来的公民社会，在运动后逐渐散落开来，当下尤为明显。抗议时有发生，但不成体系。
原住民团体今年八月在总统府外静坐，之后蔡英文主动走入抗议者中，与之沟通，寻求和解。随后更是公开向原住民道歉，成立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委员会。曾是“社会民主党”召集人的范云对此这样评价：“她见了原住民，妇女抗议就不见，劳工绝食也不见，拆迁户也不见。谁见谁不见？大家反弹很严重。”她对此表示担心，认为公民社会的力量难以如“太阳花运动”时期庞大，使蔡英文政府看不到可以威胁到自己的力量，因而“选择性沟通”。
与此同时，公民社会内部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也逐渐浮现。范云以“取消国定七天假”为例，指虽然劳工群体抗议激烈，但如果政策不推行，用人成本增加的中小企业主也会抗议。她又提及，蔡政府大力推行的年金改革，获得支持改革人士的赞赏，但也导致公务员群体的强烈不满，诱发了9月3日的军公教大游行。正在立法院中审议的同志平权法案，在立法院外亦是争议不断。今年的台北同志游行吸引了超过八万人参与，但反同团体抗议也有数次抗议集会。
如今，台湾公民社会难以找到驱动其共同行动的因素。这与“太阳花运动”时反差明显，范云开始思考，为什么“太阳花运动”可以聚集到如此大的能量。运动是由《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起，2014年3月17日，立法院在30秒内完成服贸协议的委员会审查，引发公民社会的强烈不满。在范云看来，这不只是因为程序正义的问题，“虽然表面上是一个黑箱，可是国会不是第一次黑箱，为什么人民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
“运动是因为中国的威胁而起的。”范云说。而实际上，上届国民党政府执政后期，对两岸关系以及台湾自身社会经济问题上的处理，早已积累了社会中很大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在“太阳花运动”时达到顶点。而真正的引爆点，还是公民社会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担心。
国民党就是“中国因素”的一个投射。“公民社会，过去八年中，好像跟民进党站在同一条战线的，因为共同敌人是国民党。”而如今，国民党不再执政，在立法院中成了少数党，党产也面临被清查的风险，“公民社会没有共同敌人了”。
“任何跟中国有关的东西就会触动台湾的公民社会，让意见不一样的团体站在一起。”范云这样总结。
伞落之后，香港公民社会的分裂
在对谈进行前两日，香港亦有抗议发生。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104条释法。释法前夜，中联办外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示威者试图突破警方防线以图进入中联办内部抗议。警方其后释放胡椒喷雾，并在午夜时分进行清场。
这一幕，陈健民似曾相识。两年前的9月28日，同样是警民冲突。87枚催泪弹，拉开了“雨伞运动”的序幕。但对于陈健民来说，如今的社会氛围，已与当时截然不同。
香港公民社会在“雨伞运动”前曾受到“太阳花运动”的正向激励。陈健民特别忆及“622民间公投”，当时他和戴耀廷、朱耀明一起，号召香港人投票选出一个自己认可的普选方案。尽管被特区和中央政府视为违法行动，公投仍吸引了近80万人参与，这个数目远远超出了陈健民的预料。但伞落之后，面对惨淡的结果，香港公民社会陷入了低落。陈健民形容那时的氛围，“大家都很沮丧。这么大的动员，竟然没有什么结果。”
低落的公民社会的具体体现是，2014年，香港共有6818次公众游行或集会，而在2015年，这一数字一下子降到了6029次。
随之而来的，是公民社会旧结构的瓦解。在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却又饱受质疑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2015年出现退联潮，最终五间高校的学生会退出，组织力骤然跌落。学民思潮亦在不久之后停止运作。
但与此同时，新力量在酝酿。学民思潮停止运作后，转而成立主张香港前途自决的新政党“香港众志”。在陈健民看来，这是伞后新力量的体现。他将这股新力量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年轻专业人士自发组建的团体，这些专业人士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另一类，就是伞后迅速涌现的本土派政治组织。
“法政汇思”就是前一类的代表。这个由法律界专业人士成立于2015年初的组织，在人大释法前后，在社交网站上详细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普及基本法知识和香港司法的常识。医学界的“杏林觉醒”亦是一例。
而本土派的出现，则激起了公民社会内部关于民主运动路线的争拗。暴力抗争开始出现，传统公民社会受到冲击。陈健民这样理解年轻人在伞后的变化：“这么大的公民抗命运动，也没办法拿到民主。如果北京讲，一国两制下没有民主，那么学生不会放弃民主的，只会放弃一国两制。如果没有主权就没有民主，就要争取主权了。和平的方法没结果的话，就要考虑勇武了。”
由此，陈健民将“中国因素”看作是“雨伞运动”后分裂香港公民社会的因素，具体来讲，就是对香港主权问题的不同取态。
后运动时代，让公民社会走下去
运动退场之后，面对“中国因素”的不同作用，两地公民社会要如何走下去？
对此，范云和陈健民有各自的展望。
范云同样看到了选票的作用 。公民社会难以再度迸发出更大能量，那么，“决战点对我们是什么？就是用选票。”在她看来，“太阳花运动”之后，“民意基础转化成了政治上实质的席次。”
范云认为，如今的立法院“对中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台湾主权first”。在已凝聚起的共识之下，才有超越蓝绿的“第三势力” 的强势出现。
“永远不要放弃追问，社会是不是有更好的可能。”范云最后说。
永远不要放弃追问，社会是不是有更好的可能。
“雨伞运动”之后，香港法律环境和学术环境的收紧，陈健民感同身受。在这种环境下，他也认为选票重要。对谈中他不止一次提到伞运后香港的两次选举。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几位“伞兵”异军突起，成功获选为区议员。公民社会受到鼓舞，认为伞运的成果受到肯定。2016年上半年，公众游行和集会数量已有5600次，接近2015年全年的水平。随后，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本土派和自决派均有成员获选为议员。
但陈健民痛心于如今香港公民社会内部宽容对话氛围的缺失，也在思考，“主权问题引进来之后，会不会所有精力都会花在主权问题，而社会原有的公义的问题，就被边缘化了呢？”
主权问题引进来之后，会不会所有精力都会花在主权问题，而社会原有的公义的问题，就被边缘化了呢？
他依然提倡对话，因为“年轻人相对于老一辈来讲建立对话的可能性较大”。“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是大陆出生的消息传出后，本土派的血统论受到很大冲击，引发了一波关于“如何定义香港人”的讨论。陈健民对当时的讨论很欣赏，认为讨论相当负责。然而他也承认，“争论还在发展，分歧不容易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