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早上11时，立法会大会召开，议员如常议政、讨论各种议案。当政党社区主任的冯宏亮，这时在社区中心看着电视直播议会情况。会议厅内风平浪静，但冯宏亮担忧，他选出的代议士——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颂恒，不会再出现在会议厅。
10月19日，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律政司申请司法覆核，指在议员就职宣誓时惹出“支那”风波的梁颂恒和他的党友游蕙祯，因“拒绝宣誓”失去议员资格。及至11月15日下午，高等法院裁定政府胜诉，梁颂恒和游蕙祯的议席，早在10月12日宣誓当日无效。
法庭颁布判词4小时之后，梁颂恒和游蕙祯召开记者会，称“不惜倾家荡产”也要上诉至终审法院。
“从今日起，议员的权力不再是源于民意和选举，而是源于当权者要不要告你，当权者是否容许你做议员。”这是游蕙祯最后的表态。
但是，当高等法院宣布梁颂恒和游蕙祯从立法会出局，两人所代表的58640名选民， 他们又如何自处？他们的诉求和声音如何带进议会？
青政选民：将继续用票数来表态
在9月4日的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梁颂恒以37997票当选新界东地区直选议席；出战九龙西的游蕙祯，则以20643票当选。
26岁的冯宏亮家住将军澳，属于新界东选区。他本身是一个泛民主派政党的社区主任，过往都将选票投给泛民议员，今届却将选票投给主张本土的梁颂恒，“本土派最能说中我心的，正正是港独主张质问一国两制的失败。”
在冯宏亮看来，身处今日的香港，一国两制变得越来越似梦话：“就好像前年的政改方案、白皮书，到底是一国尊重两制？还是一国压倒两制？”。他也认为，雨伞运动坚持的和平手法，已采取近廿年，但港府从没有正视这些诉求，“是时候考虑改变抗争手段”。
另一名将军澳区选民、21岁的徐梓轩，同样票投梁颂恒。不过，梁颂恒是他的“Plan B”，因为他心里早早认定的代议士梁天琦，此次并不在候选名单中。
梁天琦原本代表本土民主前线报名参选立法会，但却被选举主任以梁天琦支持港独，不相信他真心拥护《基本法》为由，指他无资格参选。本民前因而推出“Plan B”梁颂恒，在截止报名前一天紧急收集提名，并呼吁本民前的支持者转投梁颂恒。
就读大学传理系的徐梓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了梁颂恒。“无论选管会怎样取消梁天琦的资格，我都会重新投票给‘Plan B’，用票数来表态，表达选管会无法压抑我们的诉求。”徐梓轩说。
选民能做的，就是选代表进去议会拉布，拖延和反对政府施政，还有用议会内的资源，去搞议会外的抗争。
“只需要政府声音的话，为什么需要立法会选举？”
挟着部分选民对港独和自决的诉求，还有对选管会禁止梁天琦参选的不满，青政两名议员赢得议席，进军立法会。始料不及的是，两人因在10月12日的宣誓言行，令事件有了无人预料到的发展。
政府提请司法覆核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1月7日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限定宣誓者必须“真诚、庄严”宣誓，一旦违反誓言，或会面临法律责任。这是全国人大首次在香港法院未有裁决前主动释法，引起轩然大波，也引发法律界对于香港司法独立受冲击的忧虑。
在投票给游蕙祯的九龙西选民黄静看来，港府及北京处理宣誓风波的手段，是“尽毁程序公义”的做法。
25岁的黄静家住九龙城，是一名法律系学生。她指自己不是支持港独的“死硬派”，政治理念上更偏向传统泛民，但在立法会投票日前，一家四口经过仔细的分析和讨论，才达成“配票策略”——两票投给传统泛民，两票投给游蕙祯，希望青年新政能为议会带来新气象。
“我早知道他们是政治素人，经验不多，行事不太成熟。但这就好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个个都不聘请，他哪有机会？”黄静说。
当法院裁决青年新政两名议员议席无效后，修读法律的黄静还特意拿了判词仔细研读，却感到失望：“我觉得法官屈服了，判决理由写得牵强敷衍，更想不到法院会即时悬空他们的议席。”而紧接而来的，是有市民入禀法院，要求裁定刘小丽、罗冠聪、梁国雄等8名泛民主派及自决派议员宣誓无效。她激动地说：“那不如废掉立法会吧？只需要政府声音的话，为什么需要立法会选举？当初花了这么多力气考虑投票意向，又说人人要出来投票，最后却化为乌有。”
当初花了这么多力气考虑投票意向，又说人人要出来投票，最后却化为乌有。
选民冯宏亮说，其实他本来已经不太信任选举制度。过往立法会选举早有“掌心雷”事件，即过往有新闻报导，建制阵营涉疑以手掌印记来教导长者投票，但他始终坚信只是“有人滥用制度”，所以他更需要投票，防止建制派获胜，“做得几多得几多”。
但这一届选举，由参选阶段至今，他心目中的代议士一一被取消资格。他坦言：“这有如一个困局，一方面既深知制度受人操纵，选票可以变得儿戏，另一方面选民却只能投票。而当权者再进一步滥用制度，想取消谁的资格就取消，确实有时会感到无力。”
“选举制度能否完善运作，取决于当权者如何运用。如今僭建了这么多规则，别人依掌心雷或利益来投票，我以理念来投票，但偏偏我的一票，变得这样儿戏。”他叹息。
但他说，无论如何，如果梁颂恒的选席要补选，他还是会再投票，“尽公民责任”。
一方面既深知制度受人操纵，选票可以变得儿戏，另一方面选民却只能投票。而当权者再进一步滥用制度，想取消谁的资格就取消，确实有时会感到无力。
声音走不进议会内，他们的诉求如何表达？
这群投票给梁、游的选民如今仿佛被夹住了——他们的声音无法带进制度内，但在制度以外，他们又能做什么？
黄静说她这样问了自己千万遍。“你会如何继续表达诉求？”她只是重覆着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整理思路后，她试着解释：“面对高压手段，我不认同香港要后退，退回温和的手段，但激进地抗衡下去，又是否更有用？或会导致北京进一步收窄权利？这都是我这几日的内心矛盾。”
心里的忧虑一涌而至，修读法律的她，开始提出更关乎自身理念和志业的问题：这次在法庭审议期间释法会否成为先例？香港法律以后会不会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她应该怎样寻找公义、法治？法律，还能不能够相信？这样的法津，还能追求社会公义吗？
黄静说，有同学打算干脆以英国法的知识到英国执业，令她也考虑过离开香港，“好像做什么，都没太大意义了。”
相比起黄静对自身前路的忐忑，徐梓轩的答案更决绝。他说，既然政府不允许港独声音进入议会，那就干脆一点：“要像乌克兰那样，起义街头革命。”不过说完，他补充一句：“但这可能是终极幻想。”
冯宏亮则更着重整个本土派的窘境：“这是本土派的困局，冲完，对方都不理会你的诉求。即使让你抢了立法会大会的主席台，会议也可以移师到另外的房间继续。当你对准政权，站在中联办外，但你有法子吗？门，你都进不了。”但被问及这些诉求的出路，他却立即回答：“我当然想不到。想到的话，我应该做了本土派召集人。”
但他认为打压越强，诉求也只会越强：“议会里表达不到的，只会令人走上街。‘赶狗入穷巷’，逼得太尽，或许终有一日，会有示威者上街扔汽油弹。”
议会里表达不到的，只会令人走上街。‘赶狗入穷巷’，逼得太尽，或许终有一日，会有示威者上街扔汽油弹。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冯宏亮、徐梓轩、黄静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