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由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活化而成的“PMQ元创方”，约翰百德（John Batten）立刻紧皱双眉。“这里跟原来的保育项目差天共地，变得不堪入目。”他对端传媒记者叹息。
57岁的约翰在1992年初从澳洲移居香港，英语已听不出半点浓重的澳洲口音，反倒偶尔会以广东话说出地名和人名。居港24年，他自言“香港是我家”，熟悉中西区街头巷尾的旧社区，更有份成立“中西区关注组”，致力保育本港历史建筑包括“PMQ元创方”，比不少本地人更关注这个地方的过去与将来。
在约翰来港的90年代，这个小城曾被誉为“东方之珠”。但他发现，近年香港陷入急速变化——2014年雨伞运动、2015年政改争议、2016年旺角骚乱。2016年11月7日，新一波变动汹涌而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立法会宣誓风波，通过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释法，厘定宣誓形式和态度等，引起社会对香港前景的激烈讨论。
约翰一直留意有关释法的新闻，说到近年政治争拗愈趋炽热，原本滔滔不绝的他突然迟疑起来：“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一片混乱。”
在他看来，香港过去的活力和生机，已变成今日的“戾气和悲观”。
十年多，政府摧毁了许多香港可爱之处
一次又一次，政府都没有好好正视这些警号，然后导致了什么？我们进入了一个很愚蠢的讨论，人们干脆要求独立。
约翰现时是国际艺评人协会香港分会主席，并创办了全港最大艺术慈善活动Hong Kong ArtWalk。
他忆述1992年初来港时，正值1989年民运过后，部分香港市民看淡回归，形成一股移民潮。纵然如此，当年的香港，在约翰眼中仍然充满活力和生机：“当时乘巴士经过弥敦道，车窗外满街挂着霓虹灯，霓虹灯就在巴士顶上悬挂，整个城市规划让我感受到活力！”
“政府这十年来摧毁许多我们珍而重之的东西，香港可爱之处。”从霓虹灯到旧建筑、从自由民主到政制法治，约翰看来，香港政府总是对市民的诉求视而不见，终于将社会一步步推往极端：“2003年7月1日大游行，人们表达对自由限制的不满；2006年拆毁旧天星码头，人们表达对过度发展的不满；直到前年雨伞运动，人们要求真普选、反对中国意识形态渗入。但一次又一次，政府都没有好好正视这些警号，然后导致了什么？我们进入了一个很愚蠢的讨论，人们干脆要求独立。”
但约翰始终认为，港独主张不切实际，也难以引起具思考性的辩论。他精准地指出：“人大释法的结果，不是单单要针对两位议员，而是要向所有香港人发出明确讯息，表明独立的底线碰不得！”
那在他看来，释法是否反映香港失去高度自治？约翰认为，人大释法的法律理据含糊，现时应先观察香港法院如何面对风波，不能就此定论“香港司法已死”。
对司法制度仍有信心，但对于文化及艺术界，约翰倒是觉得前路灰暗。“如果社会接收到的讯息，是港独的议题不能碰，文化及艺术界或会陷入更严重的自我审查。”
2016年4月，构想香港前景、包括独立和自决等政治敏感议题的独立电影《十年》，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名单，内地因而封杀电影颁奖礼；当《十年》夺下“最佳电影”一奖后，香港业界部分人士不满，要求改革评选机制。
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原定近日放映两伞运动纪录片《撑伞》（Raise the Umbrellas），协会却在11月初、纪录片放映前两周临时取消活动。协会表示，考虑到映后分享会只邀请到泛民主派讲者出席，有违协会无党无派的背景，才取消放映。
约翰认为，文化及艺术界顾虑到声誉、资金、市场和跟政府的关系，往往在政治议题上选择沉默。饱览艺术展览的他，对雨伞运动中的旺角“民主墙”难以忘怀：“旺角民主墙上，你看到人们写下不同的社会问题，旺角街头巷尾也有激烈的辩论。”但这些“艺术”，业界却没有参与，“本地文化及艺术界必须更敢于表态，更敢于表达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生意如常，静观其变
北京必然理解到，香港凭着国际化制度才得以成为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所以才一直赋予香港较其他城市更为特别的管治权，所以不会轻易动摇香港市场。
根据政府数字，2015年有约62万名外籍人士居港，其中在2011年最新一次统计人口资料里，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人总共有55797人。
本港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一直在亚洲首屈一指，曾跟伦敦与纽约并称“纽伦港”。不少外籍人士正是看准香港既可作为进入内地市场的跳板，同时又有独立商业和司法制度而来港发展的，英国人Paul Gardner就是其中之一。
Paul Gardner今年41岁，2014年初从伦敦来港成立会计师楼，短短两年多，生意已快速从香港发展至新加坡。站在位于中环的会计师楼，眺望窗外的旧中区警署历史建筑群，Paul坦言他不完全熟悉香港殖民地历史，但香港司法跟从英国，拥有完善而国际化的商业制度，正是吸引他来港的原因。
而早在决定来港时，Paul Gardner已知道香港有“50年限期”，预料到制度会循序渐进改变。正因早有心理准备，即使得悉人大释法，他也选择“静观其变”，认为不会因一次释法，香港国际金融基石就尽毁。
人大释法两日后，《纽约时报》11月9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欺凌香港》（China Bullies Hong Kong）的社评，提出香港22年来首屈一指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全靠其独立法治体系和自由市场，而中国进一步约束香港，会冲击香港经济体系。评论继而提出，中国市场经济不稳，一旦连香港市场也失去国际投资信心，中国将承受不起这个后果。
身处中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Paul Gardner却这样形容释法后的情况：“生意如常。”他指在现实生活里，释法既无影响金融市场，也未有为香港商业制度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北京必然理解到，香港凭着国际化制度才得以成为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所以才一直赋予香港较其他城市更为特别的管治权，所以不会轻易动摇香港市场。”他这样观望。
最近，Paul Gardner也有留意，香港有人发起“归英运动”，他却显得有点困惑：“这对英国而言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英国怎么会愿意再次拿回香港？”
在他看来，当下的政治风波其实只会为将来增添变数：“假如有人坚持以羞辱北京的手段提出诉求，只会加快北京管束香港。”当本港真正失去“一国两制”保障的时候，难以排除国际企业迁册、或激发到持有外国护照的香港专业人士移居海外，香港将会完全失去国际优势。
离开，还是留下？
香港是我家。香港的前路，不是只有政府要负全责，也不仅仅是泛民主派议员的工作，因为我们才是人民！我们有责任。
2016年3月，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自1998年以来，首次将香港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根据报告，穆迪考虑到香港跟内地的政治、经济和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加上2017年特首选举临近等压力，损害到港府政策有效性，担心香港体制长远失去独立性。
同年4月，另一间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忧虑到中国信贷增长过快，基于中港经济金融有高度联系，因此将香港的展望评级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主权风险部高级副总裁Marie Diron早前接受报刊访问，透露中国风险、施政效率及法制独立受损为香港致命伤，将观察1至2年，若有关风险未减，香港势再被调低评级。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法制独立受损的忧虑言犹在耳，香港已再一次经历人大释法。
释法翌日，2016年11月8日，香港司法界发起第4次静默大游行，抗议人大释法，破坏香港司法制度，大会声称有2000至3000人出席。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的名誉资深大律师陈文敏，亦现身游行队伍中，显得忧心忡忡。
陈文敏对端传媒表示，这次释法影响极为深远，人大在本港法院未判案时就释法，担心这种做法会成为先例，日后一旦本港有司法案件影响到中方眼中的重大利益，即使只是商业诉讼，人大都会以释法来解决。“到时香港法制将会名存实亡，香港将无法维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文敏说。
独立公共政策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今年6月发表亚洲福祉指标研究报告，访问超过1500名香港市民，发现超过7成受访者认为香港在房屋、政治氛围等公共政策，变得越来越差；42%受访者表示假如能够自由选择，会迁离香港。
不过对于居港外籍人士而言，1997年回归至今，美国籍、加拿大籍、澳洲籍的居港人口波幅变动不大。最大一次的变动是：居港英国人在回归前后曾显著减少九成。
经历近来的种种变动，却未有影响会计师Paul Gardner在港的将来计划。他指出，既在香港投资前，已具备心理准备面对回归后的动荡，亦未见现时风波动摇到香港市场。
来港24年，在文化界工作的约翰则说，他感受到社会弥漫着无力而悲观的情绪，人大宣布释法后，他一些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朋友更决定移民。这时约翰神色显得沉重，承认居港以来，内心首次感到不安定（unsettled）。
“香港也不是一个适合老人的地方。”他缓缓地吐出这句话。
那他会返回澳洲吗？他却又坚定地回答：“不，香港是我家。”然后快速从沮丧中振作起来，他彷徘在提醒自己那样说：“悲观、无力只是情绪作崇，每个人都有权选择移民。即使是本地人，也可以只图这里的利益，是否留下，终究取决于人们有多少承担。”
“中国不是本来就有圆桌？为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对话？香港的前路，不是只有政府要负全责，也不仅仅是泛民主派议员的工作，因为我们才是人民！我们有责任。”约翰以此总结。
（实习同学陈绮雯对本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