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的台北已经有了凉意，寇延丁才坐进室内，就忙着脱下外套，再解开里头的“背心”。
之所以要替“背心”加上引号，是因为这其实是一件她手做的工作服，拿剪开的尼龙购物袋缝制成背心，袋子是青绿色，背心就跟着是这个颜色。左右胸前有几个或横或直，大小不一的口袋。一显一隐的粗黑车缝线说明了这些口袋的强度很高。里头通常装着摄影机、记忆卡、电池或者笔记本。最特别的是这件背心没有拉链，而是一左一右两条带子，穿的时候紧紧地系在胸前。
问她为什么不干脆去买件现成的摄影或者旅行用的背心？她回答，那些现成的背心在她需要快走或者跑起来时“不够贴身”，口袋的设计也不一定合用，“还是自己做的好”。
民主，做就是了
寇延丁很有理由计较她的工作背心贴不贴身，因为过去一整年，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大地上走着，甚至跑着，这是她向中国政府表态、抗争的方式。她不怎么愿意顶上“异议人士”的光环，而更愿意被称为“毅行者”。
寇延丁让人比较容易理解的身份是纪录片摄制者、自由作家和NGO工作者。她曾经创办“北京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泰安爱艺文化发展中心”等公益组织。“爱艺”的重点在于倡导、推广残障艺术家作品。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爱艺”挺进震区青川县，设立了关注地震致残青少年的组织，这个组织至今仍正常运作，即使她被北京当局关押拘禁，组织也完全不受影响，她认为不靠个人光环也能运作的，才叫成功的组织，讲起这一点格外自豪。
在当今的中国，一部分被笼统归为“异议人士”的抗争者，并不是一开始就不见容于官方的，他们之中很多人，甚至得到过体制的肯定；寇延丁也是如此。她的著作《可操作的民主》，谈的是在中国最基层的农村推广议事规则的实践成果，书名看起来敏感，但却于2012年在中国公开出版。
“民主，做就是了。”藉着推广议事规则，寇延丁看到了目不识丁的乡村农民也能有秩序地开会议事，这是自下而上地推动中国民主的基础，更可以破除“民主素质论”——也就是位居官方主流的学者总是主张，中国人民目前的素质，不足以推动民主。
但另外一方面，寇延丁也经常遇上“共产党没有垮台，怎么实现民主”，这样的“民主前提论”。持这样立场的，大多是台面上知名的异议人士。但寇延丁也不这么认为，只是多数时候，她选择回避这类辩论，“你们读得书多，我说不过你们”，她不愿把精力花在争论上，而宁愿把这些时间投注在落实基层民主的推广上。在她而言，“民主，去做就是了。”
“可操作的民主”是个成系列的写作计划，接下来她还打算写一本《一个个人的民主化进程》，论述“民主不该有前提”；最后是《没有老大的江湖》，强调一旦民众都以公民自许，并且能应用议事规则，让民主内化成习惯和意识，这样的“江湖”自然不再需要“老大”，没有人享有绝对的权力。
2014年9月26日雨伞运动在香港爆发，曾经声援伞运，并且和发动伞运主要社运工作者熟识的寇延丁，10月10日在前往山西五台山的路上被警方半途拦下，开始了之后128天的关押、审讯。
像这样一位NGO工作者，“非典型”异议人士，为什么也难逃中国国安机构的逮捕？原因在于香港雨伞运动。
2014年9月26日雨伞运动在香港爆发，曾经声援伞运，并且和发动伞运主要社运工作者熟识的寇延丁，10月10日在前往山西五台山的路上被警方半途拦下，开始了之后128天的关押、审讯。事后她知道，前前后后和她同时被关押的，还有包括郭玉闪等多位中国知名的维权人士和NGO工作者。在12月11日金钟清场后，除了她和郭玉闪外，其他被关押者陆续获释。她自己则在2015年2月14日获得“取保候审”的处分，她回到了山东泰安老家，表面上行动自由，但仍遭到监控的“半自由”生活。
2015年10月10日起，她开始了一段毅行，一方面呼应同一时间在香港的毅行运动；另外一方面，她要从10月10日走到2016年2月14日，纪念整整一年前她被关押的那128天。
同时在2015年间，她写下了《敌人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凭着自己的记忆，回忆了关押期间，她记忆所及的所有审讯过程。对照日后逐渐披露的资讯，当时抓捕、审讯她的是个国家层级、跨部门联合执法的单位，三位审讯者来自不同单位，她戏称他们“三个代表”。这是中共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倡议的执政思想理论，寇延丁把这名词移用到审讯者身上。
在接受审讯时，寇延丁慢慢发觉，中共当局长期监控她参与的活动，不管是中国境内的NGO行动、她的写作计划和作品，乃至她在台湾和香港参加的NGO交流或培训，特别是这些在台、港的活动，被和一个更大的“阴谋”连系到了一起。例如以下这一段对话，审讯者要寇延丁交待2014年4月在台湾，亲身观察了太阳花运动尾声的“图谋”。
“回答我的问题：国民党支持太阳花还是反对？”——反对。
“民进党支持太阳花还是反对？”——支持。
“简锡阶是你的培训老师，简锡阶是什么人？”——那次培训中有很多老师，简锡阶只是其中之一……
“我问你简锡阶的身份？”——和平学推动者，非武装国防倡导者，著名社运人士，非暴力抗争培训师，民进党元老……
“民进党元老。民进党宗旨是什么？”
……
“民进党是干什么的？别扯远了，给我直接说，民进党的主张。”
审讯者层层进逼，直到寇延丁说出“台独”才罢休。
当我终于说出“台独”之后笑出声来，猪（编按：寇延丁给其中一位审讯者的代称）用颇夸张的姿态转身，背着手走开：“嘿嘿，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在三个代表（编按：寇延丁给审讯者的代称）的笑声中闭上了眼睛。受审过程中是一直被喝令“不许闭眼”、“不许打盹”，但那一次没有。他们像享受得到的成果一样，享受我的恐惧——这也是他们的成果。
但即使处在“中国的关塔那摩”，寇延丁并没有放弃对审讯者描述她看到的金钟清场和太阳花运动撤退，运动者和警察之间是怎么进行着一场“文明的表演赛”。
不管是一次社会运动还是诸多社会冲突，可以有问题、有遗憾，但没有恐惧，沒有血流成河——这种体制与民间的关系，已是台湾社会基础、不言而喻的前提。
台湾社运者，做为自己
不管同不同意她的立场，都不可能不看到寇延丁对台湾社会怀抱的温情和敬意。问她体验台湾的经验是从哪里开始，她说大概在2004年前后。从哪些人，哪些团体开始？她尴尬地笑了笑：“夏林清。”
“她真是一个让‘读书’和‘理论’有用的人。”谈起夏林清，寇延丁说自己从事社会运动的行动逻辑原本就和夏林清的套路非常接近，因此一读她的书，更觉得志同道合，“觉得她说得特别清楚”。寇延丁对夏林清的佩服和喜爱，更来自于原本身处的中国大陆里，耽溺于论述的知识分子太多，“这让人非常头痛”。
她说，更进一步认识夏林清后，观察她的生活情调、对待子弟兵的方式，可以发现这明明是一场持续20多年的工人运动，是个很“紧”的情境，但在夏林清、王芳萍等运动者身上，看到她们的生命情调却是放开的、“松”的。
“夏林清是‘松’的”、“夏晓鹃是‘松’的”、……寇延丁口里的“松”和“紧”，指的是运动者的生活状态，“他们当然介入斗争，某一个阶段他们的确是‘斗争的人’，但整个的状态，他们更接近‘生活的人’。”
寇延丁观察到，台湾的文化人参与社会运动时，在“做为自己”和“做为斗争者”之间，台湾的社运者更大程度地保有了前者，也就是“做为自己”活着，“很多人还活得很有情调”。
这一趟台湾行脚，她希望走遍全岛，完全放开自己，希望从台湾社会里看到“民主”这个大概念，体现在普通人衣食住行的细节里是什么？
回过头看中国的抗争者，寇延丁说胡佳、陈光诚、滕彪和包括自己，“我们是被运动粉碎掉的人生。”
记者问，台湾和中国社运者生活情调的差距，会不会更多来自环境的差异？台湾毕竟相对开放得多，而在中国，即使不发起运动时，国家的压迫依然无处不在？
寇延丁不否认环境会带来影响，但她说自己仍然希望探索，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还能有多大的空间？”她自问：“在这种‘无限向下’的轮回里，究竟能不能找到跳出来的可能性？”
延续着和台湾部分社运菁英的关系，寇延丁如今希望再打开自己的眼界，不再只局限台北和台北周边的机构和人，而真正能够花半年到一年时间走遍全台湾，“走台湾路，也看看台湾人走过的路。”
这一趟台湾行脚，她希望走遍全岛，完全放开自己，希望从台湾社会里看到“民主”这个大概念，体现在普通人衣食住行的细节里是什么？再者，“民主化进程”也是另一个大概念，但它和个别的人有什么关系？每一个个别人又怎么作用于这个进程？
只不过这样的计划能不能实现，取决于她即将面对的情境。寇延丁马上要结束在台湾和香港的访问行程，返回中国大陆。在出了《敌人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揭露了中国国安机构审讯异议人士的细节之后，寇延丁完全无法估量自己回国后可能的处境。但无论如何，能走过这一遭，她应该了无遗憾，如同她书里所描述的，自己最接近林义雄的那一刻：
（田秋堇）她拉我：“林先生就在这里，我带你去见他。”我谢绝了，只请她代为致意——对我来说，知道世界上还有林义雄这样的人，知道人世间还有这样的活法，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