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总统杜特地自六月就职以来，因“反毒战”成为国际焦点，其口无遮拦的作风，更多次引起外交风波。杜特地在东盟高峰会前夕辱骂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妓女之子”，令美方取消原定的两国总统会面，惹来《经济学人》上周一改其正经论政风格，以“去他的外交！（“Fuck diplomacy!”）”为副题，撰文调侃杜特地的出格言论。但七月底的民调显示，菲律宾民众对杜特地的信任度逾九成，在中低收入以及低收入阶层间的信任度甚至高达92%，显示其民望未有随著他接连失言与反毒战引发之争议所累。
同时，外媒也分析杜特地上台预示美菲关系的转向，例如他主张与中国就南海争议谈判、要求美国特种部队撤出南部棉兰老岛的反恐前沿、单方面宣布停止参与美方主导的南海联合巡逻，甚至计划向中俄两国入口军备等。但杜特地在媒体上的“狂人”形象，除却哗众猎奇的色彩，其实更准确地体现了菲律宾以至东南亚国家对待中美争霸下的外交务实主义，同时折射菲律宾社会渴望脱离美国“后花园”宿命的民意所向。
但杜特地在媒体上的“狂人”形象，除却哗众猎奇的色彩，其实更准确地体现了菲律宾以至东南亚国家对待中美争霸下的外交务实主义，同时折射菲律宾社会渴望脱离美国“后花园”宿命的民意所向。
杜特地“狂言”背后的盘算
没有甚么比屡屡为杜特地失言打圆场的菲律宾外长雅赛（Perfecto Yasay）最近在华府的演说，更能点出这种务实主义与国族意识的交缠。雅赛公开重提美国殖民菲律宾的历史，声言“我们不能永远被美国视为‘棕色皮肤小弟’”、“菲律宾需要发展并成为国民与下一代的‘老大哥’”，并强调菲律宾需要建立自身的外交政策、以本国利益优先。如果不跳脱中美博奕正邪两立的浅薄史观，就难以理解杜特地“狂言”背后的政治盘算与历史脉络。
首先，杜特地的反美姿态有其坚实的民意支持，不能被视作是他本人独断妄言的表现。对美立场本来就是这届菲律宾大选的重要副旋律：早在去年五月、菲律宾大选投票日一年前，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大热、女参议员格蕾丝·傅（Grace Poe）就因为闹出美国国籍风波而人气大挫，更一度被选举委员会取消参选资格。时任达沃市市长的杜特地宣布参选时，曾公开表示这场风波，正是他决意参选的缘由。
杜特地为此甚至说过：“我对格蕾斯本人没有意见。但给我一个伊富高人或巴瑶族人（按：分别是菲律宾的山区原住民与海上游牧民族），给我一个水喉匠、木匠，或是会计师，只要他们都是菲律宾人。不要给我一个非我族类。(“I have nothing against Grace. But give me an Ifugao, Badjao. Give me a plumber, a carpenter, or an accountant as long as they are Filipino. Don’t give me someone who is not Filipino.”)” 如此，杜特地既强调“菲人治菲”的从政理念，亦不忘向弱势边缘社群展示团结，都与出身名门望族、亲美色彩浓厚的格蕾丝·傅构成鲜明对比。这一点，再加上他著重基建民生、反贪打毒的施政纲领，都是其竞选工程此后无往而不利，稳守新兴中产阶级、草根大众与海外移工群体支持的原因。
“美菲关系急转弯”言过其实
这亦说明，阿基诺三世执政时藉华资贪腐丑闻与南海争端做文章、出动亲美反华攻势打击政敌阿罗约夫人（Gloria Macapagal Arroyo）的策略，并未如外界想像般，引起国人的同仇敌忾。事实上，菲律宾对于美国扶植、包庇独裁者马可斯与朋党家族的殖民历史记忆犹新；时至今日，民间亦长期有反美军基地的呼声。正如反美与反华意识不相伯仲，菲律宾要与美中两国分别结盟合作，亦同样是出于历史原因与时势所迫之下的现实选择，没有绝对的正邪之分。
正如反美与反华意识不相伯仲，菲律宾要与美中两国分别结盟合作，亦同样是出于历史原因与时势所迫之下的现实选择，没有绝对的正邪之分。
因此，与其说杜特地“亲中”，倒不如说，杜特地对菲律宾之于美国和中国的特殊地缘位置，有著更务实的理解。对菲律宾来说，作为经济与军事实力俱弱的小国，在中美对奕前沿的夹缝处游走取利，总比靠边站的零和逻辑来得实际。
杜特地为何敢于公然反呛美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菲律宾在美国亚太战略的角色同样举足轻重，属美国在东南亚的重点盟友。日本期刊《外交家》驻华盛顿副总编辑Prashanth Parameswaran于月前曾分析指，美国重视美菲关系的战略意义，主要基于三重考量：一，美国仍然拥有菲律宾不少军事设施的使用权（当中包括美国在苏比克湾的前海军基地），而菲律宾与美国在2014年签署通过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EDCA）更加是白宫的强心针；二，较少人注意到的是，马尼拉一直有积极拓展与日本、澳洲为首的美国亚太盟友的国防合作关系，有助美国扩大区域领导实力；最后，南海仲裁案令菲律宾成为国际法规以至“普世价值”的区域代言人，有利各国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秩序（rule-based order），亦符合美国在南海的国防利益。
而上述考量，不一定会随著杜特地执政而有明显的转变。关键是，杜特地也许是借“反毒战”粉饰肃清政敌之实，但他本人一则难以全盘推翻前朝建立下来的双边关系硕果；其次，他断不会不清楚得失军方支持的政治风险。对缺乏名门家族承袭政治资本的杜特地来说，他在现阶段最不能贸然进犯的，正正是过往有多次策动政变往绩的菲律宾军方。
是故，杜特地政府在上月宣布一律削减卫生局、农业、外务部与政府常设营运公共开支的同时，却乘南海局势乘温，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达15%，以推动军队现代化及应对南部反恐的需要。这都说明了他积极巩固军方的支持，在国防政策上，亦并未有偏离前朝的轨迹。
美菲历史夙怨削人权论述之效
而今天的美菲关系展望，也离不开两国的百年历史恩怨脉络。二战爆发初期，不少菲律宾精英与知识份子曾经对日本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愿景有所期许，寄望日治能助菲国脱离被西方列强殖民宰制的宿命。到日本在1941年入侵菲律宾，美菲盟军因为错估形势，在翌年的巴丹半岛战役失守；当时的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Douglas MacArthur）丢下一句“我会回来 ('I shall return')”就撤退到澳洲。一直到两年后，麦克阿瑟才再率领盟军反攻日本，期时日治下的菲律宾早已死伤枕籍、生灵涂炭，不少幸存者在战后对此难以释怀。
二战结束后，菲律宾终以贸易协议与美军基地合同换取独立，但美国介入越南的冷战亚洲部署，造就了“美国小弟”、独裁者马可斯的崛起。学者大多相信，当时美国政府与情报单位早已知悉马可斯的战时英勇事迹为杜撰故事，却照样协助马可斯阵营操纵选举、巩固权力，以至动用亲美媒体为之歌功颂德。而在战时组织游击队奋勇抗日的左翼武装组织，却因反共之名，沦为被血腥清剿的对象。这些残余武装势力在菲律宾的山区有如不灭星火，加剧法外处决的暴力循环，直至最近杜特地上台，才终见和解契机。但南部照样动荡不已，战火最近甚至蔓延到杜特地的政治生涯起点、有全国管治模范美名的达沃市，这都令杜特地不得不延续对美国军事援助的依赖。
马可斯执政期间的反对派领袖阿基诺二世，年少时曾任驻外记者采访韩战，对美国在亚洲的政治介入有切身观察。本来出身政治世家的他，因此对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冒起，不无同情。他当年曾经写道，“对亚洲人以言，所谓‘共产主义得势会失去公民权利’的西方说词是无意义的……对他们来说，‘民主’和‘压迫’是同义词。”讽刺的是，阿基诺二世后来成为马可斯的政治宿敌，期间被打成共产主义份子下狱，又被迫流亡美国，最后在1983年回国后迅即被暗杀，敲响革命之钟。但阿基诺二世这句话，毋宁是一语成谶，道破“菲律宾式民主”的吊诡、西方人权话语的苍白疲弱。
一如任何欧洲殖民地或曾经遭遇西方挫败的第三世界国家，如果真要谈人权与公义，历史的帐又该当如何说起？杜特地讲的话，正是不少菲律宾草根大众的心声。历史固然不能合理化犬儒的道德相对主义，却能解释菲律宾人对美国爱恨交织的情感、对人权问题的不置可否，其实一体两面、互为因果。
杜特地现象，也许是呼应全球“强人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回归；但把杜特地的狂言贬为闹剧，却无疑令我们易于忽视，他其实正在收割一股更难以普世价值论述梳理导正、与菲律宾国族意识密不可分的情感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