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奥运期间，体操运动员商春松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引起热议。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的商春松，7岁就开始了艰苦的体操训练，在各类国际赛事中成绩优异。
媒体除了赞美商春松的努力付出与优秀成绩，还有她的“懂事”：省吃俭用、银行卡交给母亲保管，并攒钱为天生眼疾的哥哥买房、治病，这些在传统意义上的赞美，却意外引燃了不少女权主义者的愤怒，他们认为，商春松承担了过多的家庭责任，有被压榨、“吸血”之嫌；省吃俭用与为哥哥买房之间的对比，也让其家庭背上了“重男轻女”的罪名。在这种愤怒情绪下，网上甚至出现了对商春松哥哥直接的指责和攻击，讨论的话题重心也有所泛化，转向了批判所有受传统男权思维影响、经济条件艰难的农村家庭对女性的压榨和对儿女的区别对待。
无独有偶，当围绕商春松的讨论热度渐退，演员徐婷的病逝又再次吸引公众的注意。与商春松相似，徐婷用极端的努力帮衬着自己的家庭，为父母买房，为弟妹提供经济支持，承担起远超其他兄弟姐妹的责任。在得知罹患癌症后，她甚至表示“居然有一丝轻松，感觉要解脱了”，因为多年来辛苦拍戏，赚钱全部给了家里，自己从不舍得花，压力和辛劳大概都到达了她能承受的极限。在公众眼中，徐婷的悲剧并非单纯的不幸──父母无节制生育了七个子女、弟弟在经济上对这位三姐长期的依赖，都为徐婷的早逝埋下伏笔。这又是一个被原生家庭压榨到无力透气的女儿。
商春松和徐婷都会渐渐淡出公众视线，但是“被压榨的女儿”似乎还是会不断出现。
“凤凰男绝不能嫁”：从呼吁女权到底层歧视
中国女性在原生家庭和婚后家庭中的地位，是近年来热度始终不减的话题。一方面，公众，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接受传统的“乖女”、“贤妻”、“慈母”模板，对“懂事、贤惠、慈爱、奉献”等一系列自我压抑和牺牲女性的叙事不再买帐，转而呼吁女性在家庭中获得应有的经济保障、自由发展权利，以及与男性家庭成员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这种女权呼吁却有着走向歧视底层的巨大危险。
“凤凰男”、“屌丝”、“穷屌”等一系列针对社会底层的歧视标签，在公共讨论中逐渐流行。来自底层的女性也常常不能幸免，或被视为帮凶，或被同样视为主谋。
有些时候，这种指责根本不分性别，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像商春松和徐婷的案例那样，贫穷家庭如何选择生育、如何决定家庭内部分工、家庭资源如何分配等等，都会成为审视和批判对象。即使那些得到公众同情的“被压榨的女儿”，有时也并不能完全免于责备。她们得到的问题解决之道往往相当个人化──要么更加自立自强，要么与原生家庭决裂。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和能力，她们又会被抱怨“过于软弱”、“不够争气”。
贫穷往往让性别问题更尖锐地凸显出来。资源和机会有限，使得在此情境下的女性遭到更为严重的剥夺。例如女性相较于男性，继承财产更少，甚至无法获得财产；在家庭财力不足时，女孩常常被牺牲，得不到教育；女性的婚姻常常被视为家庭换取经济收益的机会……同时，贫穷伴随着教育匮乏，让针对女性的歧视、剥削、压迫更加肆无忌惮。各种仇恨言论以粗暴直白的方式传播，毫无修饰。同时也让传统性别模式少为现代话语挑战和突破。性别不平等与性别压迫借“传统”之名，得以光明正大地延续。一些地方农村地区女性不得上桌吃饭的习惯，正是以“传统”为护盾，在2016年春节前后的网络讨论中得到了各种形式的辩护。
在社会的底层，对女性的压榨不仅存在，而且往往比社会中上层更为严重。但从这一事实，我们能否认为，底层更加应当受到责备？我们能否认为，底层民众的愚昧、保守、落后才是性别不平等的罪魁祸首？
持有类似观点的女权主义者并非少数。贫穷状态的一系列选择——放弃教育、多子女家庭、偏爱男孩等等，皆成为底层的“罪状”，他们要为被剥夺财产、教育机会、平等关爱的女孩们负责。解决性别不平等的方式之一，是抨击乃至消灭这种底层的生存方式──“穷还生什么孩子？”；是与这样的原生家庭抗争到底──“绝不供养哥哥弟弟”；是与底层保持距离以免被压榨──“凤凰男──底层拼搏进入城市的男生──绝不能嫁”。简而言之，底层有着最高浓度的“直男癌”（异性恋男权主义者）思维和实践。这样的思路之下，所谓的性别平等，难以避免要以敌视底层的代价实现，正如学者李思磐所说的那样，“多少对穷人的羞辱，假性别平等之名而行”。
个人层面而言，一些底层民众确实需要为性别不平等承担道德责任，他们的一些做法确实相当程度地侵害了家庭内部女性成员或身边其他女性的正当权利。问题在于，当下他们所受到的指责，并不完全针对行为，而有相当一部分针对他们的身份、针对他们所遭遇的贫穷本身。
同样的行为放在社会中上层身上，大多不会引起同样烈度的反应。较富裕阶层对男孩的偏爱不会受到同样程度的责备，因为即使关爱和财富不能在男女之间公平分配，女孩能获得的绝对数量，也让不公平看起来没有那么严重了；较富裕阶层推崇“男主外，女主内”，相比之下也引起较少争议，如此家庭背景的全职主妇，甚至还会被塑造为某种幸福典型，忽视了其中可能包含的女性经济独立与自我实现问题。
同样，来自较高阶层，对女性的歧视与仇恨言论，也经常被原谅。在微博、知乎这样的平台，如果歧视或侮辱女性言论的案例主角是“凤凰男”，其引发的吐槽、嘲笑、批判不仅更为激烈，也更集中于他们的出身和经济背景。
然而另一方面，社会名流身份却能帮助同样的歧视言论获得谅解。中国首富之子王思聪，曾在微博公开对范冰冰、张馨予、张子萱等演员进行荡妇羞辱，虽也引起争议，但事件也迅速翻篇，“不尊重女性”从未成为他的标签。类似地，作家贾平凹认为女性是资源和财产的看法，与相当一部分社会底层民众观点相似。他尽管饱受批评，却也同样收获辩护声音。
最重要的是，无论王思聪还是贾平凹，他们得到的批评、责备与骂名，鲜少和他们的身份相联系，他们对女性的歧视被认为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非与出身紧密相关。“绝不能嫁富二代”并不会像“绝对不能嫁凤凰男”那样流行。女权讨论中的双重标准，正将穷人变成女权的直接敌人，底层本身被塑造成社会的病症。
走不出“优秀、独立、自强”的中产阶级女性的想象
积极参与女权讨论的女性群体，大多属于中产及以上阶层，家境殷实、教育良好、见识宽广、经济独立。她们的生活背景使她们能够借助传播效率更高的平台表达自己观点，能够依靠充分教育和更广阔的见识谈论女权，也能够对性别问题拥有更为敏感的直觉。
但是，生活背景帮助她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性别议题启蒙的同时，也局限着她们对性别压迫和不同生活方式的想象力。这种局限有时表现为她们错误将自己的境况代入那些底层女性的生活，有时表现为对性别压迫之外的其它压迫和不平等缺乏足够敏感。正是这样的局限，造成了对底层的敌视，使一些自称女权主义者的人最终走向了女权的反面。
在微信公众平台曾出现过一篇题为《做垃圾女人还是极品女人，你想好了吗？》的文章，其中提到：年过四十的女人分为垃圾与极品：垃圾女人没有好奇心与求知欲，而极品女人依然在探索未知。
这篇文章中举出三位女性楷模，但她们皆来自精英阶层──或是高级官员的妻子、或是才名兼备、或是早已拥有足够深厚的资本积累，她们背后成功的因素固然包含个人努力，但是更离不开运气——良好的出身与天赋。而更多的底层女性和普通女性，不仅没有这样的好运，还往往遭遇坏运气。好奇心、求知欲、上进心的缺乏不是她们的错误，而恰恰是她们的不幸，因为这些都是艰难生活中的奢侈品。精英阶层女性当然可以追求更高级的自我实现，但也需要同时注意到：她们的生活方式不是女性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也未见得更具有道德优越。那些还为基本生活烦恼的女性，需要的是尊重与理解、切实的权利保障和社会支持，而不是一碗“极品女人”的鸡汤，更不该被高高在上地指点和审视。
不同个体所遭受的歧视、压迫、剥削、羞辱等等，不完全来自于性别。其它形式的不公与不义比之性别问题，通常毫不逊色。身体与精神的残障、阶级和阶层、地域、民族、宗教信仰、体态相貌等等，都能成为歧视的缘由。一定程度上，中产阶级女性距离其它形式的不平等相对遥远──例如普通劳动者遭受的剥削，落后地区社会保障的缺失，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者受到的限制，和更广泛存在的经济不平等。
越是接近底层，就越会遭遇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在批评底层社会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时，还不应该忘记底层所遭遇的其它不平等问题，它们的严重性并不逊于性别不平等。贫穷使父母必须在儿女之间做出选择，多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更为经济，使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需要承担更重的负担，使思想更为保守闭塞……而贫穷不是底层的罪状，贫穷是各式各样不平等的结果——天赋的不均、政策的倾斜、不公正的分配体系、人为的歧视和区隔。
这并非是说，只有先解决了贫困问题，我们才能去解决性别问题；也不是说，因为一个人的贫穷，他的歧视性言论和行为就应当被宽容，但性别问题更明显地凸显出来，不是歧视底层民众的理由。应当被批评和反对的，是性别歧视和压迫的言论与行为，而不是一个人的出身。
鄙视底层男性，看似是维护女性，实际上却与女权主义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这种对底层男性的歧视，也会自然而然蔓延到底层女性身上──除非她们能够变得优秀、自强、独立，像中产阶级女性那样思考和生活，否则她们就是帮凶，不值得被挽救。
可是，性别不平等，不单单是个体恶意选择的结果，更是与社会结构深深连接的系统性不平等，是与其它社会公正问题密切关联议题下的子议题。单单聚焦于某个社会群体，对他们所处的整体环境和结构毫无体察、反思，甚至寄希望于彻底排斥或者无视某一社会群体，减少和他们的交集来解决问题，恰恰走向了女权的反面，是在建立新的歧视和压迫。
少数群体，更需要命运共享
女性与其它少数群体，如少数族裔、少数宗教信仰者、社会贫困阶层等，更多的是命运共享，而非利益对抗。更何况，众多女性本身就有着多重身份，属于一个以上的少数群体。性别不平等，不是女性遭遇唯一形式的不平等。
从“你弱你有理”到“无能就不要生”，当下的网络话语，充斥着对底层和弱者不加掩饰的厌恶。若所谓的女权主义者也加入这些偏激的呼喊，他们所要维护的就不再是女性，而仅仅是女性中的一小部分，她们足够幸运，能够除女性身份之外，不再拥有其它少数身份。又或者她们足够努力，能够挣脱其它少数身份。但是，运气也好，努力和能力也好，都不是一个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前提，得到平等的尊重，不需要首先证明自己的资格。
如果忽视了女性所处境遇的多样性，如果意识不到女权与其它少数群体权利的密切关联，如果忽视了社会整体结构存在的不公正、不公平，只去“反抗”其它弱者，只针对个体做严厉批判，将底层视为敌人和病症，女权的主张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矛盾，将会成为另一套为幸运精英与权贵辩护的自私话语，它与传统男权话语几乎携手并肩，毫无差别。
（孙金昱，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理论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