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奥运期间，体操运动员商春松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引起热议。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的商春松，7岁就开始了艰苦的体操训练，在各类国际赛事中成绩优异。

媒体除了赞美商春松的努力付出与优秀成绩，还有她的“懂事”：省吃俭用、银行卡交给母亲保管，并攒钱为天生眼疾的哥哥买房、治病，这些在传统意义上的赞美，却意外引燃了不少女权主义者的愤怒，他们认为，商春松承担了过多的家庭责任，有被压榨、“吸血”之嫌；省吃俭用与为哥哥买房之间的对比，也让其家庭背上了“重男轻女”的罪名。在这种愤怒情绪下，网上甚至出现了对商春松哥哥直接的指责和攻击，讨论的话题重心也有所泛化，转向了批判所有受传统男权思维影响、经济条件艰难的农村家庭对女性的压榨和对儿女的区别对待。

无独有偶，当围绕商春松的讨论热度渐退，演员徐婷的病逝又再次吸引公众的注意。与商春松相似，徐婷用极端的努力帮衬着自己的家庭，为父母买房，为弟妹提供经济支持，承担起远超其他兄弟姐妹的责任。在得知罹患癌症后，她甚至表示“居然有一丝轻松，感觉要解脱了”，因为多年来辛苦拍戏，赚钱全部给了家里，自己从不舍得花，压力和辛劳大概都到达了她能承受的极限。在公众眼中，徐婷的悲剧并非单纯的不幸──父母无节制生育了七个子女、弟弟在经济上对这位三姐长期的依赖，都为徐婷的早逝埋下伏笔。这又是一个被原生家庭压榨到无力透气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