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换一个特首，香港就会多一点信任？

编者按：9月9日，端传媒香港组刊出《专访票站主任：港人对政府的不信任已深入骨髓》一文，从票站工作人员的角度报导选举工作，收到许多回应。端传媒登出其中一位读者的来信，希望一些观点的补充，能促进相关议题的进一步讨论。

信任二字，是近年香港很多问题之精要所在。端传媒近日一篇《专访票站主任：港人对政府的不信任已深入骨髓》，由一位制度内的公务员把问题道出。我从此文中仔细观察与思考，加上近日各式的政治人物之言论等，得出以下几点观察分析，算是稍作回应。

有关信任的问题

对于社会制度的信任，是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简而言之，是由于现代城市人口稠密，我们无法认识每一个人，因此必须依赖制度去维系信任。香港过往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公共事务的制度，深受英国的制度所影响，并因各种历史政治因素而完善，成为了一套港人引以为傲的制度。这套制度支撑了香港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区内以至全球的金融市场中重要的一员，亦使香港䌓荣。

对于这套制度的信任，源自过往英国殖民政府的怀柔政策所影响下的政府改革，以及廉政公署的成立，使得香港得以以一个廉洁、高效的公共事务制度，取得市民的基本信任。这个信任，在一般市民而言，是印象式的：大部份市民也许像我一样，其实对于公务员体制、公共事务的行政、法律规定的详情认识不深。然而从平日所见的事务，以及各式相关新闻报导中可见，那套公务员及公共事务的制度，是可靠、有效并公平的。至少，这在回归前以至回归初期，这种公信力依然存在。

直至近年，或如很多人所指出，自今届特首上任后，这种对公共体制信任的观感急剧消失。其实自 2003 年起，香港人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已大不如回归初期。其后也许有过回升的趋势，只是本届特首的作风，加上传媒的报导取向，使得这种信任几近荡然无存。

我理解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然而，我希望提出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决定是否信任一个制度，到底是建基于何种理据？

就如笔者前面写道，市民对制度的信任，是一种印象式的信任。如果当下市民对于制度的信任，亦是源于一种观感与印象，而非确切理解制度运作本身，并从事件处理的方式中推论出制度不再可靠，那么这种不信任本身，亦是受到同等的质疑。

端传媒的专访前半段中，就指出了有关废票、点票等的事情上，有很大程度的不信任源于观感与印象。而该种观感与印象，又是源自何处？是传媒的报导偏颇促成这种不信任，抑或是出于市民对制度的无知？对公共事务详细情形的关注提高，可以说是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社会发展的表现，代表著市民成为了公民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亦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石。

不过，假如那些对制度的怀疑，是源自一种情绪化的观感印象，又或是源自传媒的渲染，那么这种怀疑反而成为建立公民社会的障碍。因为没有理据的怀疑或偏见，会严重妨碍了公共事务的讨论与执行。

以专访内容为例，票站因大量谣言——指缺角选票等同废票，而使得比正常多的选民“认为”自己的选票有可能被作废而须更换。在公共行政角度而言，这种没有根据的怀疑，将造成行政工作大幅增加的后果（访问中指的，是多了三倍之废票）。除了效率下降这个明显的影响外，这亦增加了行政人员与市民之间的磨擦。这些磨擦，又相应增加彼此之间的不信任。

有关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笔者想指出，作为公民，必须清楚理解自身对于公共事务的质疑，到底是源于印象，抑或是有确实的理据去支持。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必须时刻以理据去对公共事务提出最强烈的质疑，方可推动公民社会发展；基于观感印象提出强烈的质疑，会造成严重的反效果。

有关制度的崩坏

香港的公共事务制度，亦的确有开始教人不信任的情形。就以端的专访为例，有候选人因受争议的政治提倡而未能出选，做法上是否符合制度仍众说纷纭。这是一个良好的制度不应出现的情况，建基于这种理据下的不信任，理应受到认真的对待，以及严谨的辩论。相类似的情况，在近年多次出现，从结果来看，现任特首可以说是责无旁贷。

然而，这并不是换一个特首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制度依赖人去执行。现任特首对制度的最大伤害，并不在于其改变了制度的种种规定与细节，而是在于其不断的开了很多坏的先例，使得执行制度的人找到了各式毫无说服力的理由，去把那些有问题的做法“合理化”。

这些先例一开，将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而慢慢形成一种文化：是否符合制度并不是从一种客观的角度去判断，而是按当权者的意愿与解读去判断。这种情形，过往常见于内地的政府部门，而今却见于素以制度完善有公信力的香港。这也许亦可能就是越益多香港人倾向与内地划清界线的原因。

往后的去路

是次立法会选举受到重视，某程度上因为这种不信任与政治斗争的氛围越演越烈。在此，笔者只以很短的篇幅，略为说说笔者认为应该走的方向，以及我认为不应该走的方向，往有有机会会再详细的写。

香港现时的问题的症结，是过往累积而成的公信力在近年不断消失。笔者认为，香港绝不能以建立另一套“个人权威”来建立公信力，即便是那个权威具有何等的能力，或备受市民所接受认同。以个人权威建立公信力并非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

由此看来，香港未来十年至二十年，实在应该透过客观持平的公共辩论，以及更透明的公共事务管理，重新累积公信力。在此刻，笔者认为，香港正处于一个分岔口，作为公民，笔者以为香港人必须自行决定，到底香港社会要走向以理性讨论为基础的公民社会，抑或是以观感印象为基础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