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香港的问题在于梁振英。所以选举中，很多泛民都提出了反梁是第一要务。可是，最早在选举中提出 ABC 的王维基却大热倒灶。这位认真地写了99页政纲的参选人，居然还比不过雷动计划的一声号令，不啻为香港电视之后的又一次神话破灭。当然这次，不但是他的损失，更是香港的损失。这一点会很快显露出来。
王维基在倒梁运动中是无可替代的，这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王维基是 ABC（Anyone but CY）的一个象征。倒梁不是王维基的发明，但王维基第一个提出这次选举的主题是 ABC 的时候，立即成为传媒的焦点。在大众看来，他就是倒梁运动的一个符号。之后其他人再怎么说反梁，都取代不了这个“首倡者”的地位。他的落败，可以被梁营解释为倒梁不受选民支持。实际上，在选举结果宣布之后，梁振英第一时间已经用了这个借口。泛民不管如何反驳，都落了下风，因为事实就在眼前：最高调反梁的王维基落选了。可以说，倒梁运动还没有开始，已经输了一半。
第二，王维基的能力没有人能否认。他既有财，又有才，有身份地位有人脉。其能量绝非一般议员可比，在同区候选人中即便是陈淑庄也难望其项背，更不提被泛民力捧的弱冠少年。倒梁运动涉及巨大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是整个倒梁参与者必须全力以赴的事。它当然应该充分发挥王维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非以议员的身份不能发挥到最大效用。
第三，王维基的独立身份是倒梁运动的最佳牵头人。倒梁运动牵涉到跨党派的联合，主持者的党派色彩越浅越好。王维基在大多选举分析网站中，都被归入“难以分类”的一员，是党派色彩最浅的一位。他有自由党关系的背景，但早就不是党员，较少朋党的嫌疑，也容易取信中央。加上他本身的能量，本来以他担纲牵头的角色最合适不过。
第四，王维基与梁振英的私怨众所周知，反而成为一个优势。有人或会质疑，他反梁振英是出于私心而不是公义。我不认为王维基办香港电视纯属私心，而没有半分公共利益。香港电视曾是很多香港人破除 TVB 一台独大的希望。但更重要的是，如果能让中央相信王维基出于私心，在中国政治术中，反而是一种优势。
中国虽然实行党国制度，但思想内核和皇朝传统仍然有很强的继承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害怕的是僭越，是夺权，而不是小小的私心。王翦要灭楚，不断向秦始皇索要美田，始皇帝反而对他放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众将军忙不迭地花天酒地，赵匡胤哈哈大笑。相反，如果中央觉得反梁行动有政治野心，涉及管治权问题，这是最难以容忍的事。
香港2014年政改，被定为管治权之争，被上升到中央“不能退让”的程度。梁振英炒作港独，也不过是力图要中央相信，有人要动你的管治权了。所以，如果王维基有私心，在中共看来，不过是有冤情告状，恳请中央主持公道的一套行为模式，这反而不会被转移到否定中央管治权的高度。
第五，王维基的政纲经过精心推敲，在两个关键的问题上都符合中央的愿望：支持23条立法，支持人大常委8·31决定。有人认为，王维基因此不是同路人，输了也不可惜，其实不然。一旦在这两个问题上满足了中央的胃口，其他政纲都是小节。这样，王维基再怎么反梁，也就只能被定位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会被演绎成否定中央管治权了。王维基的99页政纲，看似是“目标不止是议员”，但其实，放在倒梁的框架下考虑，就知道这是为倒梁的准备。
雷动计划苦主
王维基的落选，让倒梁运动失去了一个可能的旗手，为倒梁运动蒙上阴影。更可惜的是，王维基的落选，未必因为他没有资格，未必因为他不够努力，未必因为没人要选他，而更大可能是被戴耀廷的“雷动计划”给害了。
王维基在选举中的表现路人皆知，每一个论坛上，他都说，大家不选我不要紧，可以选谁谁谁，帮泛民的朋友帮到出面（明显帮助泛民）。王维基的民意调查一直位于前列，如果这些民意调查是正确的，选情又按照正路，他就会顺利当选。可是，戴耀廷的雷动计划没有把王维基当做泛民同路人，反而一再为众志告急，毫不顾及同路人的安危（同时也有其他泛民支持者在媒体发文，公开鼓动王维基的支持者，分王维基的票给众志）。到头来，所谓告急的众志，居然高票拿了第二，哪里有半分告急的样子？反而原先民意都领先的王维基和陈淑庄，就不得不为最后一席而两人只能活一个，最后最有能力成为倒梁旗手的王维基只能黯然出局。可以说，王维基是被“同路人”背后插刀子了。
雷动苦主不只王维基一个，人民力量主席袁弥明诉苦，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到头来都不及戴耀廷的一个指令；辛辛苦苦为民主打拼几十年的李卓人，因为这个计划失去议席，让工党陷于亡党的边缘；黄毓民居然会荒谬地输给一个竞选表现极为差劲的后生女。难怪事后对雷动行动劣评如潮，有人甚至预言，“雷动苦主大联盟”势出现。
但这些，都不如王维基的出局可惜。如果梁振英真的能连任，不要忘记这一刻，它可能就是断送香港人再一个五年，甚至遗祸更长时间的关键节点。
（李芄紫，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