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立法会选举是前年占领运动之后第一次，选举结果某程度上会展示过去几年反抗运动的成效，也会间接决定来年特首竞逐的形势。正当各路新旧政治力量摩拳擦掌，准备在选战中一较高下的时刻，冷不防选举管理委员会祭出了新招，要求参选人签署所谓“确认书”，声明拥护《基本法》。而到了最后，又不顾参选人是否签署了“确认书”，就选择性地否决了多名被判定为“港独”参选人的资格。
连日来，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港独”。梁振英政府一意要将这次选举定性为一场“港独”与“反港独”之间的斗争，图谋昭然若揭。
如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践踏香港市民的选举权和被选权，横加“政治筛选”，并且把任务推给原本只负事务职责的选举事务主任执行，不单毁坏了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原则，也是对香港公民政治传统的嘲弄，对一国两制的公然践踏。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最近港独发展的势头过猛，中共采取了消灭“港独”于萌芽状态的非常措施。可是，任何了解近年本土主义政治的人都可以看出，这场扑杀港独行动充满双重标准。一些明明有长期鼓吹极端本土排外往绩、号召独立建国的活跃人物可以入围，另一些新面孔却被剥夺参选资格；一些屈从地肯签“确认书”的顺利过关，但另一些公然否定过去主张的，却最终仍“不被信纳”。显见被拒与没有被拒的名单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人而异，并不能总结出一套区分准则，说明哪些才是可容忍的分离主义言行，哪一些是不可容忍的。
港独有限度存在，中共得益
所以，与其说是压抑港独，整个操作不如说是对港独明踩暗捧。因为归根究柢，容许港独思潮在香港存在，只要它基本上局限在可控范围之内，对中共其实并无坏处，甚至有所得益。因为无论你是属于广阔“泛港独”光谱中的哪一派别，基本的相同原则都是“中港区隔”（“河水不犯井水”），以及以泛民为主要敌人。这两点都是实质有利于中共。你不用相信任何阴谋论，你也可以了解港独对瓦解泛民所主导的反对运动，在过去和当下的成效──虽然泛民自身的问题，并不能全然归咎于港独或本土主义。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炒作港独危险性对于巩固习近平的强硬路线，绝对百利而无一害。强调内部敌人的存在，更有利于梁振英等人，改造香港社会自英殖时期遗下的自由主义体质，逐渐渗入更多的威权主义元素。因为只有透过“打击港独”这个“大是大非”的理由，政府权力才可以深度地动员社会内部的保守本能，大玩“恐惧政治”，以深化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所以，这次立法会选举的政治筛选动作，一方面造就了严厉打击港独的声势，但结果反而为港独运动添加了悲情。到了最后，选举中仍然会有港独路线的代言人胜出，因为抱有支持港独心态的选民，依然可以在名单上找到近似理念的选择。而打压个别“明独”，只会间接拉抬了“暗独”的声势，因为“抗议票”会让这批立场相近的支持者觉得投票行为充满了“意义”。所以，那些卖相差劣的打压，显然不能压绝港独之声，而且志不在此，反而只会使港独更快地在地下蔓延。日后，以“打压港独”为名的动作和所投放的资源精力更多，建制派之间的分歧，在四处蔓延的反对“港独邪恶力量”大旗面前也不敢造次。
最害怕独立公民社会独立民智
事实上，中共从来都不会害怕港独成功，更加不会害怕今日这种规模的港独小苗头。因为，无论港独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在香港动摇“有权有法”、“有枪有炮”的中共，以及它庞大的建制力量。说穿了，中共（或者任何的威权主义政体）最害怕的“独立”，其实不是有朝香港成为“独立国家”，反而是“独立”的公民社会、“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文化教育系统、会“独立”思考的人民心智。而直至今次政治筛选之前，最令中共威权主义者无计可施的，是香港人在英治晚期已习惯了那种可以独立地、中立地运行畅顺的选举制度。这种种制度和习惯背后的运作原理是自由主义，这些正好是威权主义的绊脚石。
民主社会的选举，本来就是给予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通过说服、辩论，理性地选择的决策机制，让公民通过细心的沟通和反思，选择自己的领袖或代议士，并排除那些不切实际的政治主张。一个民主社会是由这些独立地思考的公民组成，不需要威权主义者代替每一个人用一张又一张选票选择。要让这种民主选举运行畅顺，我们更需要独立的传媒工作者、独立的文化教育系统、独立的司法制度、独立的公民社会去支援和配合。
港独泛滥反映公民社会崩坏
如果“港独”真是一个危险而不负责任的政治方向，我们“独立”的选举制度和“独立”的公民社会会相应地把它导正，或用选票裁决。过去数十年，港独一直不是人们的选项，正因为我们有一个日渐成熟的公民社会、人们大体上信靠的选举制度。今日，民粹主义盛行，港独等激进主张泛滥，正好反映公民社会被侵蚀，独立运作的种种社会制度日渐崩坏。威权主义者就可以乘机攫取更大的社会权力，由国家力量介入。
在原先理想化的“一国两制”底下，国家的权力是下放给原来“相对独立地”运作的特区，而特区也在过去累积下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下，容让社会权力分散，让各种社会机制大体上相对独立地运作。国家力量要伸手，也要通过种种规章和程序，并以恪守程序正义为圭臬。
今次政治筛选之所以具历史意义，就在于政府行政体系公然违反过去一直信守的程序中立，任意越权，行使司法权力，绕过立法，直接作社会和思想管控，要求参选人表态、效忠。这就是香港自由主义体制及公民文化走向彻底崩溃的恶兆。
层层表忠，监控毋用23条
过去，人们对一国两制的最大心魔是23条立法，“国家安全”的相关法例将来会成为中共管控香港的尚方宝剑。不过，这项魔咒仍需透过立法过程才会成为事实。然而，今次对候选人作政治审查的先例，正好说明，威权主义的本能兽性正在循行政官僚体系找到突破的缺口。政权不是再以“犯罪”、“刑罚”的威吓方式来管控社会，而是透过层层筛选、强迫表态效忠，以至追溯一个人的过去言行纪录，来选择性地剥夺某些人的个人权利。绕过立法、代行司法，行政权力展现了赤裸的专权性质。此后，不用23条通过，行政官僚机关都会变为威权控制社会的更便捷手段。
所以，政治筛选候选人的问题不在于某些人的被选举权受到削弱和剥夺，而是当“忠诚”成为尚方宝剑，并交由行政官僚去确保不会出现“不忠诚”的情况，那试问：公务员的考核，不需要以表态效忠查三代签确认书以策安全吗？大中小学教职人员，站在意识形态的前线，又不需要宣誓坦白、自我检讨，保证从没参与与港独相关的危险活动，才能获取职位吗？
只要无条件地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把是否忠诚于“反港独”这些所谓“大是大非”的原则变成鸡毛令箭，各个不同的行政机关都有“大条道理”去加设层层筛选的机关，把社会环节逐一监控。这种表态效忠文化一旦确立，港独和反港独之间的斗争就会全面展开。肯顺从的首先要做的是“反港独”秀，表态犹豫的就自动“被港独”，成为异端。
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哈维尔笔下蔬果店的卖菜大叔。他不加思索地在店的橱窗挂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以漫不经心的态度说了一些他自己也不一定明白的谎言，也从众地展示了他的忠诚。他成为谎言体制的一部分，虽然这个体制之所以得以维持，正是依靠谎言去招揽人去对其驯服。当日，这些在“布拉格之春”被苏军镇压之后的捷克人，已经无力去坚持什么追求独立自由自主的捷克。在苏共眼皮底下，也不存在什么捷克（从共产主义阵营）独立出来的可能性。然而对苏共来说，“捷独”并不会失去功能。因为只有祭起打击“捷独”旗帜，防止“捷独”阴魂复辟，以“国际主义”／“全世界无产者团结”之名的效忠表态，方能彻底瓦解真正具威胁性的（捷克）独立公民社会。
雨伞之春，春残梦断
这几年，有人不断争议2014年那场运动究竟是“雨伞革命”还是“雨伞运动”。然而，今日拉开了一段历史距离之后，或者更适合地称之为香港的“雨伞之春”——春残梦断，或者是时候冷静地正视威权主义，如何快速地蚕食那个还容许我们有“独立思考”空间的公民社会，以及仅存的自由制度、自主组织，起而珍惜保卫。
前车可鉴，或者这样，我们才能知道真正有价值的“独立”是什么。
（安徒，香港文化研究学者、专栏作家）
编按：原文载于2016年8月7日《明报》星期日生活，经作者授权，由《端传媒》编修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