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街站：由香港众志到青年新政
七月一日下午四时，民阵七一游行，“香港众志”街站。
香港众志标榜自己为年轻政党，以“民主自决”作最高纲领。秘书长黄之锋在街站谓自己四年前参与反国教运动，两年前九二六冲入公民广场，并因此被检控，案件于七月判刑，最高刑罚为监禁五年。同学在暑假外游，而自己可能要入狱，但他从没后悔。
“我们把民主赢回来好不好？”
“好！”游行人士反应热烈。一名坐轮椅的伯伯几经努力，终于靠近捐款箱，将一百元纸钞投进去。目测众志数个筹款箱全满，当中不乏一百、五百元。
事后众志表示，在七一游行街站共筹得50万元。
同为年轻人政党，“青年新政”就没有如此优待了。在游行队伍中，有婆婆步近青年新政义工身旁说：“明明不认同游行，但又在这里，我觉得你们很‘丑怪’，要在此‘乞食’。”也有伯伯上前挑衅，拨开义工高举售卖的T-shirt，另一义工急忙调停。
派发单张、手捧筹款箱的义工默默面对指骂。召集人梁颂恒“嗌咪”（用米高峰）宣传“香港民族，前途自决”的组织理念，站在一旁的成员游蕙祯神情木然。同行友人事后跟我说，听不到梁颂恒在说什么，因他的声音被旁边的社民连街站盖过。
如此反应不难理解，梁颂恒在游行前表示，不反对民阵“决战689、团结一致、守护香港”的主题，但认为存在主次问题。他认为目前要求中联办“交人”或退出香港较重要，因此不参与民阵游行，但会摆街站，并与其他本土派团体于中联办外举行晚会。
如此立场造成青年新政在民阵游行的尴尬位置，在“非主场”出现，不受欢迎不难估计，所谓“左胶”其实没你想像中寛容。
雷声大雨声小的行动
回到主场又如何？“本土民主前线”（本民前）、青年新政和“香港民族党”于当晚七时，在中联办外举行“保法治反暴力要独立集会”，事前估计人数达500至1000人。
晚上七时，中联办外，警方布防严密，由港铁西营盘站步行至中联办途中，每个街口均有警察巡逻，警车处处可见，警察动辄截停在现场出现的“可疑人士”搜身。中联办外的记者人数三十左右，并且陆续抵达，记者笑言行家和警察比示威者还要多。众人见警方布防难以聚集群众，开始猜想一切是否主办团体的“空城计”，旨在声东击西。
记者和警方的反应合理。尽管主办团体之一青年新政的梁颂恒事前表明，有关行动不会主动攻击建筑物及防线，但若然有人强行冲击群众，“我哋唔会举起双手畀佢打”（我们不会举起双手让他打），这一句说话引人联想；而中大学生会、树仁大学学生会亦在facebook宣布会参与游行，建议参与人士穿著全黑衣物（Black bloc）、戴上面罩、带备后备电源、避免使用八达通、避免于现场使用自己的通讯装置等，如此呼吁似有所动作；加上本民前发言人梁天琦、黄台仰在年初一晚涉及旺角骚乱，众人自然预料可能会有大规模冲突，甚至是复制旺角骚乱。
可是，有关行动以失败告终，三个主办组织为此道歉。
本土派位置愈趋尴尬
我无意对是次本土派行动的结果多加嘲弄，亦相信三个主办的本土派组织当晚希望有所作为。不过，其计划不够周详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他们公布太多行动有关资讯，使警方得以预先严密布防，群众无法聚集、武器无法抵达；而泛民主派并没他们想像中寛容，是次行动的失败，引来不少对主办组织的批评和讪笑，除了“蓝丝”，还有不少来自泛民主派。
可见的是，本土派处于愈趋尴尬的位置，被很多人视为“抽水”、无所作为。例如青年新政等在民阵游行的街站中筹款和派发单张、没能在中联办集会的中大学生会长周竖峰在礼宾府质问泛民组织为何阻示威者堵路，以及一连串社会事件被嘲讽“本土派去咗边？”（本土派去了哪里？）加上今次行动的失败，将落人口实，受到的攻击其实也可以预料，包括：没想过警方布防？没有后备方案？还以为你会声东击西，原来仅此而已？假如本土派参选立法会，在选战中将要面对泛民主派的质疑，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
需要指出的是，驱使本土派处于尴尬位置的，正是“成效”二字。“欠缺成效”是本土派对泛民主派行动的一大批评，即游行、示威、“和理非”的抗争模式力度不足，导致民主进程“无寸进”。有关质疑既有助本土派吸纳同样不满泛民主派抗争模式的人士支持，借此累积取而代之、跻身立法会等政治资本。然而，这同时也成为本土派的紧箍咒，若然他们的抗争行动除了表态之外，无法取得实际成果，则与他们批评的泛民主派分别不大，同样落人口实。
因此我倾向相信，本土派在新界东北、张德江访港等社会事件的缺席，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本土派的抗争其实进退失据，他们并不能退回泛民主派风险较低的抗争行动。
不过，我不认为一次失败等同本土派以后不会再组织行动。不论为选票或向支持者交代“本土派去咗边”也好，他们也会再有行动，只差时机。
不能退，但如何进？
可是，进一步该怎样前进？若然要公布行动资讯以聚集群众，警方就会严密布防；倘若不公布，注定人数有限。不过，人数少其实不必然是问题，要与警力抗衡，可以出其不意，杀警方一个措手不及，令警方未及布防，而人少走漏风声机会亦相对较少，行动资讯也较易保密。但若然行动人数少较有利，而又要引起社会广大回响，以本民前旺角骚乱的往绩看来，可以预料本土派只要能力所及，将来的抗争都会是倾向这类升级武力的行动。
升级可以升到什么程度？这尚属未知之数，而且问题又来了：
第一，旺角骚乱尽管震慑全港，是一次不惜任何代价反抗的表态，但若然如本民前所言，旺角骚乱缘由是帮助小贩，事件后未见小贩政策有明显松动，而事件除了造就梁天琦和本民前的崛起外，亦没有取得震慑政权逼使其在政制方面让步的政治成果。换句话说，那只是一场有别泛民主派抗争模式的行动，但没有带来成效。
第二是可持续性。若然维持以升级为主轴的抗争，姑勿论其成效，最基本的问题是，到底这种形式是否能够持续？旺角骚乱的抗争者被控“暴动罪”，梁天琦、黄台仰被加控控罪及转介至高等法院审理，意味控方预期判刑以七年起计算。在如此刑责面前，是否能够一直有人前仆后继，愿意付上沉重代价如此不断抗争？这点亦令人难以释疑。
迷信“成效”，已成为本土派抗争行动的紧箍咒。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如此政权面前，抗争行动要取得实际成果，其实绝非易事。
退不容易，但要进的话又该怎样前进？这是本土派要考虑的。
（钟嘉莹，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