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端”之前，我曾经为台湾一家报社工作，其间有一次短暂驻点北京的采访经历。在两个星期一次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或者那时一周两次的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每当发言人声色俱厉地批评“台独”时，我脑子里就会跳出这个问题：
“可以告诉我，你口中的‘台独’是什么意思吗？”
以中国政府机构发言人批评“台独”的力度之大、频率之高，问这个问题的机会可以说多得不得了，但我一次也没问过。毫无疑问地，这是种不怎么称职的自我检查。因为我默认了在中国土地上，对于“台独”的定义和诠释权力，长久以来就属于官方。在这里提这个问题，形同挑战中共政权的权威，在台湾叫“白目”，在普通话叫“不长眼”。
“台湾独立”有没有严谨的定义？是有的。从二战后世界各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的独立运动的历史，到近年魁北克、苏格兰、加泰隆尼亚等地区的独立运动，都可以为“独立”归纳出一个简单的操作型定义：一个拥有“固定居民”、“有界线的领土”、“有效运行的政府”和“与它国交往能力”的群体，自我宣告成立一个新的主权国家。
如果参考这个普遍认知来定义“台独”，目前积极地主张“立即宣布独立”的台湾住民，在陆委会超过十年的长期民调趋势中显示：符合的人不到百分之十。
至于现在执政的民进党，从被称为“台独党纲”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来看，它是这么写的：“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
如果撇开上头这段文字是民进党提出的，它几乎可以说是台湾主流政治力量对于现阶段国家定位的共同想法。不管“依宪法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以及最重要的“现状的更动必须经台湾人民公投”等等说法，也完全可以在马英九、连战、宋楚瑜或者任何一位位列主流的政治领袖口中听到，而且不只一次。
今年以来，中国“反台独”潮流又起，网上举报、官媒护航，抵制风起，好不热闹。
他们认定并追打的“台独”，又是哪些人呢？
在陈水扁主政第一年双十典礼上唱国歌的张惠妹； 在酒吧里唱歌拿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张悬； 同样拿著中华民国国旗拍照的周子瑜； 受聘于中国航空公司，在个人脸书上批评了少部分中国旅客的台湾籍空服员许少苹； 反服贸、反课纲，甚至反对某位台商媒体大亨的社运参与者 ......
名单少不了最近的新闻主角戴立忍，他的女友桂纶镁看来也岌岌可危；知名导演、剧场创作人吴念真索性提前一步宣告中止大陆巡演计划；莫名其妙被陈冠希臭骂一顿的名模林志玲被点名要求她表态说出：“我是中国人”。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列下去......
政治！让你或哭或笑，或者哭笑不得的，一直都是政治。撩拨这些情绪的，不论是哪个掌权集团、哪个个人、哪个政党在选举中的胜败，重点在于，公众一次一次发现，在两岸关系里的政治，距离文明这条基准线的距离，远到让人不敢直视。
端传媒成立一年来，台湾组的报导时时离不开政治：“反课纲学生冲进教育部”拉开了台湾频道的序幕，一位未成年的反课纲学生领袖之死，严厉考验了我们对报导伦理的实践；太阳花运动一周年的报导和呈现方式同样引来了两极评价。紧跟著是总统大选就位起跑，大党争夺总统，小党力保在立法院的存在感。十一月初是在新加坡登场的习近平与马英九会面，但这六十年来两岸领导人第一握，没能救回国民党的大选选情。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让台湾走进第三次政党轮替，而与之连动的两岸关系，则走进了一个新阶段：有评论者说这是“倒退”，我却宁愿用“盘整”或者“反省”来总结。
如何谈论两岸关系，我一直认为，一方面考验对历史脉络与现实博弈的掌握，同时，也是政治文明的一帖试剂。这原本、也应该是可以平心静气对话、理性辩论的课题。可惜在现实舆论中，对这话题调动的肾上腺素往往多过脑细胞。这样的气氛，让人忍不住想起中国1957年的“反右”运动。
这运动的历史不必再多谈，但那时对于“何为右派”定义的随性、模糊；“谁是右派”的认定漫无标准：不负责任地捕风捉影，一知半解地盲目指控，品德低劣者公报私仇等恶劣情况，和今天在官方护航之下的网民“猎杀台独”，如此相似。只差1957年没有网际网络。台、港两地面向北京的对抗情绪，乃至于走向“独立”的呼声，相当一部分恐怕来自于对如此现状的厌恶，对良善政治制度的追求和确保。
面对这些讨论，一个政权最坏的应对方式就是将它视为“罪行”：“台独”是罪行和“右派”是罪行的逻辑结构完全相同。而这种“罪行”缺少现代刑法下的明确界定，罪行的定义权力牢牢抓在有权力者手上，说谁是右派谁就是右派，说谁台独谁就是台独。权力的扈从者也跟著享受著“定人生死”的快感，“举报台独”于是大行其道。
1957年全中国被揪出了55万“右派”，“甄别”到最后不满百人，这55万人何辜？这不足百人“真右派”又何辜？如果当年他们都能好好地留在岗位上，中国的大步发展何需等到1979年？最后留著右派帽子摘不掉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主张和寄望，难道不也是一个更政治文明、制度良善的中国吗？
今时今日，我为戴立忍、林志玲、吴念真或者曾任职春秋航空的空服员许少苹抱屈，但真正不忍者，是那个与台湾多数住民祖先所来、同文同种的中国大地。台湾、香港虽在中国境外，但这样盲目攻击“台独”、“港独”风潮背后的政治逻辑难道完全没有，让中国再次陷入漫天烽火的政治运动的风险吗？
有权力者，要发动政治运动清算异己，一时之间很容易，但最终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是这股运动最终将挟持掌权者自己，同时重创国家的发展。这样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在过去近七十年理应领受得比谁都要深刻，既是如此，何必再一次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巨大风险里？历史，除了重演，果真没有其它道路吗？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可以重新布局的线上游戏，交给当今的中国人，你愿摆回“右派份子”章伯钧、储安平，还是文革大将姚文元、张春桥？而今天在台湾，我们期待的是戴立忍，还是黄安？
我不知道在自己剩下的记者生涯里，还有没有再到北京驻点采访的机会，如果有，我希望自己可以壮起胆子提出开篇的这个问题。如果机会不再，或许我们还有可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问一声：
“可以告诉我，那时的‘右派’是什么意思吗？”
当我们向历史追问，因而探知这些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及对当今中国的伤害时，或许会让人对不假思索、不问定义地向异议者抛出“台独”、“港独”的政治攻击时，更敬谨慎重一些。
“漩涡里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的样子”。要说清漩涡样子的第一步，或许就是问出一个对的问题。
新的一年，从新闻信、社交网络、APP，继续关注我们。
订阅端newsletter
下载端APP
关注端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