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问香港期间，有香港本地艺术家设置了“2047大型倒数器”，来反映港人对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的忧虑（编按：《基本法》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于2047年届满）。虽然倒数器最终被移除，但香港人对未来的政治忧虑却从没消失。面对一个失控和强横的中国，香港人对于2047的想像已变得刻不容缓。而要在现时一片混乱当中，重新建立一套有效的管治制度，就必须跳出“中国”与“非中国”，“民主”与“非民主”等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笔者过去在《端传媒》的五篇“香港瓦解论”系列文章中，已探究了很多香港现有的正式政治制度失效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在各式各样的危机下，香港的管治制度正面临瓦解。很多社会上的诉求及声音，要透过非制度化的政治方式（non-institutional politics），包括了游行、示威及占领等手段来表达。在这情况下，中央仍然坚持对香港的民主化及政治发展采取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进一步加深了香港的社会矛盾及管治危机。既然目前中国主动为香港提出一套新的管治模式的机会渺茫，香港人唯有抱着“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自行思考在管治制度上的可行出路。
“社会服从国家”的危险
制度建设（institution building）的难处，不在于没有制度可供选择，而是在于被采用的制度能否配合社会的需要及发展。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政治制度的设计可以分为两大取向：一是“社会服从于国家”（society-in-state）；二是“国家服从于社会”（state-in-society）。前者是以国家为本，以政府或当权者的利益及目标为依归，用制度来迫使社会改变，以配合国家需要。相比之下，“国家服从于社会”是以社会为主体，透过政治制度来满足人民的要求及配合社会的需要。
很明显，“社会服从于国家”是一个不能持久的危险做法。把社会的力量及诉求，长期压抑于政府的权威之下，甚至依赖赤裸的武力来支持政府管治，只会增加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最终激化成政治不稳定及冲突。
骤耳听来，“社会服从于国家”是一个不可靠和愚蠢的做法，只有没有智慧的当权者才会采纳。可是，当大家在偷笑的时候，不幸地，香港现有的政治制度便是采用这个短视的取向。香港1997年后的政治制度，背后理念是保障既得利益者的权力，而非照顾市民的需要或彰显社会公义，这为政治不稳定埋下祸根。
香港管治发展不应再以中国为中心
要重新建立香港的管治制度，就必须逆转以国家为中心的取向，改为以社会为本。要做到社会为本，便必须了解香港当前的发展有两大挑战：一是关于中国；二是关于民主。
目前在香港对于中国和民主的讨论，往往处于过于简化及情绪化的困局，成为了思想的束缚，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思维，这只带来更多虚假的对立。例如，拒绝中国化不等于香港便一定要独立，而民主亦绝非万能，不可以解决香港面对的所有难题。面对2047的想像，香港的发展不应再依赖中国，但也非一定要完全和中国切割、只看本土，而是必须有更阔的视野和全球化思维；而除了民主外，一个团结及多元的公民社会，以及建立包容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
香港的管治及发展再不应以中国为中心，主要的理据并非港独的情意结，而是即使香港已回归多年，中国及香港的管治质素及发展水平仍然相差太远，若果继续强行融合，只会加深两者的磨擦及矛盾，反过来曲线带来了支持“港独”的情绪反弹。
中国的前途和内忧亦不容忽视。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在今年出版、广受关注的《中国的前途》（China's Future）一书（注一），便指出中国在管治上所采用的软性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在2008年便已宣布终结。自2009年起，便由更高压、更集权和更独裁的硬性威权主义（hard authoritarianism）所取代。
沈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它的政治改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软变硬的威权主义是政治改革和发展的倒退，而这倒退正正妨碍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因为中国要由工业生产国成功转型至知识型经济，必须要透过政治的自由化（political liberalization），给予人民及社会更多思想和言论自由。
沈指出，很可惜中国的领导人却相信开启政治改革，只会威胁党的领导地位。在党与国家之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仍然是宁愿牺牲国家的发展，来保住党的江山。沈认为习近平的判断是危险和错误的：放弃政治改革、加强独裁管治，不只会使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更会激化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最终反而使共产党的倒台成为无可避免的结局。
面对政治由治步入乱，经济由盛转向衰的中国，香港要继续生存及成功，必须在思考2047的制度上、在考虑中国因素的同时，也要有跨越中国的想像。但这并不等同和中国完全切割和走向独立，而是重新思考香港与中国及世界的关系。正如在九七前，香港也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中西合壁的国际城市，全凭自己的实力立足世界，而不是依赖宗主国的接济。当时香港在超越英国之余，也面向世界。
超越民主，建立公共价值解决社会分歧
2047的想像也必须要超越民主，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势所趋。在香港社会日趋多元及复杂化的时候，在很多议题上，根本很难有一个绝大多数派的形成。若只把香港的政治发展局限于建立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选举制度，只会出现一个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加深社会分化及撕裂，甚至最后出现民心渴望重回仁慈的独裁者怀抱的尴尬情况。
面对一个已发展到后现代化社会阶段的香港，除了必须建立民主外，也要有包容多元价值及尊重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化。不过，雨伞运动后的香港却有走向相反方向的趋势：值价两极化，加上世代之争，各走极端，水火不容。最新的例子莫过于今年有关悼念六四的争议：是否悼念六四应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但在年轻人间急剧冒起及升温的本土主义，却有排斥不同价值及论述的倾向。因此，建立一套可以有效及和平解决社会分歧的公共价值（public values），与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同等重要。
沈大伟《中国的前途》一书的封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相同的问号，也出现在香港的2047前途之上。沈大伟的问号所代表的意义，不是中国的前途没有出路，而是他怀疑中国的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胸襟为中国选择正确的出路。同样道理，香港的未来是一个未知数，不是因找不到适合的管治制度，而是不清楚有能力影响香港未来的人，是否愿意作出适当的选择。幸好，香港较中国幸福，权力较分散，每个香港人也有一份力量影响大家的共同命运，而不需要等待领导人的自省和发落。因此，面对2047，必须由两步开始：打破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孤立和不信任，以及驱除人们对外在世界的无力感。
（香港瓦解论之六）
（黄伟豪，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参考资料： Shambaugh, David. (2016) China’s Future. Cambridge, UK: Po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