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 的出现，象征着新的香港媒体生态的降临，既然如此，在作为笔者在“端”的第一篇文章，我们亦不妨从一个较大胆的角度，来分析香港当前的形势和面对的问题。自1997年以来，香港已经回归了18年，距离2047年的“50年不变”的大限越来越近，这也是一个适当的时刻，从一个较长远和宏观的层次，去总结和分析香港在回归后所出现的根本问题，从而思考香港的出路。
由于以上的目标相当有野心，而香港目前所处于的形势及面对的问题亦相当复杂和独特，绝对不可能在一两篇一二千字的文章中，可以有一个较完整的分析和详细的交代。幸好，笔者在“端”的文章将以一个专栏的形式推出，所以可以用一个较长的篇幅，以较有系统性和连贯性的方式，来分析问题的所在，及探讨香港的何去何从。而今篇及接着的几篇文章，将会较着重于分析香港当前的问题及建立分析框架，较后的文章则会主力去探索香港的出路及解决问题的方向。
在开始之前，最后要提的一点是，学术研究及讨论都具有越辩越明的特质，所以，以下及接着数篇文章的论点，都不应被视为必然正确的真理，而是刺激思考及引发讨论的工具。
思索香港的第一步，是先替香港把脉，笔者得到的结论是香港的管治已经出现了一个全面倒退，正面临瓦解的局面。这个现象并非新鲜，因为香港在很多有关良好管治因素的国际排名及评价，包括了人权、新闻自由、财富分配及法治等，在回归后均出现了倒退。但是，对于香港人来说，最贴身及最明显的，莫过于是在政改失败，特区政府声称要把施政的重点放回民生议题后，所出现的一连串失败事件。这些事件均清楚说明，特区政府已经失去了正常及完整的管治能力，连为基层及一般市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的能力亦已逐渐消失，整个香港也在倒退中。
当中最明显及引起全城关注的，当然是“食水含铅”的问题（以下简称为“铅水”事件）。铅水事件的震撼性，并非在于铅对健康的伤害，而是它打破了特区政府一直自我吹嘘，用以催眠市民有关自己管治能力的神话，反映政府已跌穿了可以接受的基本管治能力的底线，及粉碎和破灭了过往用以分析香港管治的惯性思维。
对于香港的管治能力的倒退和瓦解，铅水事件给予了我们至少以下五大启示。
新增了行政危机
第一，我们一向理解的特区政府的管治危机，只是在政治（politics）及政策（policy）层面发生，但现在连行政（administration）的层面也出现了危机，政府在为市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 delivery）上，也出现了重大问题，这显示政府管治能力的不足已到达了一个危险的地步。
政治上出现管治危机，源于制度不民主，使政权欠缺了程序上的认受性（procedural legitimacy）。政策上的能力不足，往往是基于利益团体的左右，甚至整个政策制订过程被财雄势大的既得利益胁持（captured），使到有利公众利益的政策不能落实，很多现有的政策就向利益团体及权贵倾斜。恐怖的地方在于，现在的香港在没有消除以上的政治及政策危机之余，还加添了行政危机，失去了有效落实政策的能力。这三个危机加上来，对任何政府均构成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
第二，在管治能力下降的问题上，除了下降的趋势使人担忧外，下降的幅度之大亦使人相当震惊。正如在铅水事件上，已有评论指出连为市民提供安全的食水也办不到，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正急速往第三世界的水平迈向。铅水事件也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面对高铁工程超资及延误，整个项目变成一个了不断烧公帑而又深不见底的黑洞，全港不时也有塌树、沉船，甚至塌楼出现，贫穷及㓥房等问题，政府一直显得束手无策等情况下，香港特特区政府的管治水平确实和国际级的世界城市有相当的距离。
第三，铅水事件也为香港的市民带来了沉重的教训，使所有人，无论是社会的上层或下层，均开始明白争取制度改革，包括了民主化，对确保管治质素的重要。香港的民主运动一向被视为以中产及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运动，而争取的亦只是政治权利的扩大。但今次的事件却说明，没有一个有广泛参与的问责制度，有可能连基本的公共服务也会倒退，而做顺民及不理政治也是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就是忍受一个管治能力不断倒退的政府。
再不能以泛民作代罪羊
第四，铅水事件也清楚显示，政府的管治质素的倒退并非来自泛民或反对派的阻挠或冲击。和高铁超资及延误一样，铅水问题是出自政府的行政，监察及执行能力的下降。这更进一步说明政府再不能用泛民作为代罪羔羊及推卸责任的借口，一切施政失误的矛头将直指特区政府。
用建制及泛民的对抗作为理解香港政治的时代亦早已过去。
用建制及泛民的对抗作为理解香港政治的时代亦早已过去，建制派的内讧及权斗，特区管治团队的崩溃及内部不和，反而成为理解香港管治倒退的重要角度。
先民生后政治本末倒置
第五，政府一直提倡的政治与民生的二分化，根本是脱离现实及不可行。正正因为第一点所提及的政治，政策及行政的三大管治危机未得到正视及解决，使到政府在民生议题上路路不通，有心无力。因此，“只谈民生，不说政治”，或“先民生，后政治”，均是本末倒置，对解决香港的管治问题没有帮助。
根据美国的两位学者Weaver 和Rockman的研究（注一），政府表现是管治制度（institution）的质素及运作的结果。换句话说，在香港的瓦解中所看到的管治表现的全面倒退，反映的就是香港管治制度的崩坏。在随后的文章中，笔者将会讨论香港过往的管治制度如何在回归后一一倒退，及新的管治制度又迟迟未建立，因而带来香港今天逐渐瓦解的败局。
（香港瓦解论系列之一）
参考资料
注一： Weaver, R. Kent and Bert A. Rockman, eds. (1993) Do Institutions Matter: Government Capa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oar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