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瓦解论”的首篇文章中，笔者引用了Weaver及Rockman两位学者的著作（注一），指出政府表现是管治制度（institution）的质素及运作的结果。因此，在香港的瓦解中所看到的管治表现倒退，反映的就是香港管治制度的崩坏。
在众多的管治制度中，以宏观及宪制性的制度，对管治表现的影响最为深远和重要。香港的瓦解所反映的基本现实是，在中国收回香港后，“一国两制”及《基本法》根本无法真正落实。考虑到中国本身的人治及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对自己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约制，“一国两制”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幻想。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收回香港是造成今日面对的瓦解的第一步，亦是最大的一步。
收回香港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对香港来说是一个错误，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错误。因此，中国不应在九七年收回香港的说法，并不同等于把中国完全排斥于香港未来的想像之外的本土派论述，因为这并非是单方面从香港的立场及利益出发的考虑，而对双方也有利的决定。这个立场也并非是在支持港独，只是指出在中国及香港的发展水平仍然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而单纯从民族主义及革命热情下强行统一，只会带来一个两者都不欲看到的结果。
更重要的一点是，从理论及学术层面出发，认为“一国两制”可以成功，中国能有效制约自己的权力避免对香港的干预，若果并非一个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的想法，也顶多是一场非常危险的赌博。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当年收回香港的决定主要是要用香港来进行“一国两制”的实验，作出一个示范的作用，为收回台湾，统一中国作出部署。时到今日，我们已非常清楚，这个为统一台湾而作示范作用的实验是个彻底的失败，甚至对收回台湾带来了不少的反效果和负面作用。在“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阴影下，中国及台湾之间的距离不减反增，两者越走越远。提出以上的问题，并非是事后孔明，而只是想指出收回香港完全达不到当初的目的，甚至适得其反。
最近的香港及中国的发展，似乎也支持了中国若从未收回香港，对香港好，对中国也好，一个可以达到双赢的局面的说法。首先，近年在香港的本土情绪升温，反水货客及反自由行等运动，以至在“雨伞运动”中所凸显的港人命运自主的精神，可以被理解为对中国过分干预香港、过分中国化的反感和反弹。事实上，香港从未出现大量的争取回归中国的声音。在1980年代，中英双方谈判的时期，当时民间的最大共识是维持现状。因此，中国强行“收回”香港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而香港人自愿“回归”的说法，反而是带有当权者事后塑造历史的色彩。也为了这个原因，这篇文章全篇也用上“收回”的字眼，而避开了“回归”两个字。
在中国方面，环顾它今日的发展，很讽刺地，也出现了似乎不收回香港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的迹象。例如，今天中国常常用“国家安全”作为原因，来否决香港实行不需要中央“筛选”特首候选人的真普选。中国也用频频用“外国势力干预”等理由，多次针对香港的民主运动。我们姑且相信以上的理由均是真的，但也不禁使人费解为何一个已成为了中国一部分的香港，中国在香港的管治上有如此庞大的影响力下，香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反而比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年代还要大得多。若果是真的话，中国不收回香港，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更为有利。
香港金融市场及经济的独立性大不如前
此外，中国正面临自80年代对外开放及经济改革后最严峻的一刻，在未能提升其经济模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post-industrial）及知识型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同时，由于多年来宏观经济管理的不善，楼房地产及地方债务泡沫又处于爆破的边缘。连《经济学人》杂志也以“中国大崩溃”（The Great Fall of China，注二）作为最近一期的封面故事来赠兴。最使人担心的是今次面对的危机并非一般经济周期的低潮，而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崩溃，中国经济奇迹（China economic miracle）的幻灭。
国际知名的中国研究学者David Shambaugh，早在今年3月已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即将来临的中国破裂”（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注三），预言了今次的危机。Shambaugh认为由于中国面对的是一场结构性的危机，并非时间可以把问题自行解决，而是必须进行制度性的改革，改革的范围除了经济之外，更必须包括了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因为今日中国所面对的许多经济问题，根本是由政治问题而引致，包括了贪汚腐败，官商不分，权贵滥权等。
可惜，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看不到真心彻底改革的迹象。在中国经济正进入史无前例的水深火热之中，更凸显了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及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的重要。然而，在香港已被中国收回下，香港的金融市场及经济的独立性及自由度已大不如前，面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危机，香港更可能自身难保。
中国未建立宪政主义
中国要收回香港，在中国大、香港小，香港的整体发展远高于中国下，最使人担心的就是发展较落后的中国会拖垮香港的发展，而人口较多的中国亦会主宰了香港人的命运。因此，邓小平才提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九七后的治港原则，以挽回港人的信心。可惜，要中国坚守以上的承诺，必然有宪法制度来支持，但在中国本身亦未建立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政治制度化低，政策跟领导人的喜好而随意转变，权力经常被任意滥用下，“一国两制”慢慢便沦落为没有约束力的政治空谈。1997年守收回香港的决定，也成了香港治乱兴衰的重要分水岭。
（香港瓦解论系列之二）
注一： Weaver, R. Kent and Bert A. Rockman, eds. (1993) Do Institutions Matter: Government Capa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oar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注二： The Economist. The Great Fall of China. Aug29-Sept4 Issue, p.9.
注三： Shambaugh, David.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