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博贤倡议的“民间文化局”，从资助、连结、推广、教育以至投资，俨然是一个与主流平台有平行结构的生态系统雏型。当游行抗议等行动被嘲讽为行礼如仪，而无知无觉的犬儒心态又笼罩著整个社会，周博贤想的是自行“立村”──透过建构村内的核心价值，连结真心的人，发展一套香港的真声音、真产品；这就像哈维尔的格言“活在真实中”，日子过得“真实”才是最好的反抗。
不过，在这个拒绝大台的21世纪，香港必须成立“民化局”，才能让同道中人团结力量，有勇气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吗？
我读他的倡议时刚好在首尔，想起了三个“活在真实中”的南韩故事。在此先简介这些人和机构，看他们如何推动与主流共存，如哈维尔所说的“第二文化”，为缺乏选择的人民提供真选择，然后再谈谈我对“民化局”倡议的看法。
《韩民族日报》（Hankyoreh）
上世纪80代的南韩经济急速发展，却没有新闻自由，记者在政治上受到压迫，有良知的传媒人被褫夺“撰写权”。营运报纸要大量资金，只有靠拢政府的大财团才有如此实力。
当年，韩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主运动支持者，期盼一家有勇气说真话的传媒出现，正好一群资深传媒人被公司革职，于是他们发起了筹款运动，让这群资深传媒人成立新报章。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众筹的消息也可以传得快。为了避免大投资者操控，筹款运动只接受等同港币约6000元的小额捐款，第一轮捐款在三个月内已达400万美元，捐款者两万人，《韩民族日报》成功创刊。
经营一年后，报社再推第二轮集资，募得逾1000万美元。捐款者四万多人，他们都是有义气的一般人。报社曾收过孩子父母带来的猪仔钱箱，以及轮椅人士亲自带来的积蓄。其后，创办团队决定向捐款者送出股份，共65000人成为股东。我曾参观《韩民族日报》，走进其总部大堂，只见墙上都是刻上名字的长木条，向当年参与众筹的股东致意。密密麻麻的木条，传送过来的是沉实坚定的公民能量。
一所报馆只靠民间捐款成事，世间罕见。值得安慰的是，《韩民族日报》排除万难（他们的记者曾被禁止采访甚至进入官方的记者室），跌跌碰碰一路走来，至今仍是最具公信力的革新派媒体，以纸媒计销量在南韩排行第四，影响了南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二十多年。近年还成立了“韩民族经济研究所（HERI）”，其经济分析周刊领导思潮，推动另类经济模式。
“美丽基金会”（Beautiful Foundation）
《韩民族日报》是“大卫击退巨人歌利亚”，而南韩的公益社会也韧力非凡，找到了建构平行网络、鼓励大众参与的窍门，在微细的日常生活中一步步改变社会主流价值，提升公民意识。
现任首尔市长朴元淳是其中一位公民社会奇人。他曾是维权律师，自称“社会设计师”，未参选市长前成立了民间的“美丽基金会”（Beautiful Foundation），其使命有点像周博贤建议的“民化局”，撑起具有意义但拿不到主流社会资源的项目。
朴元淳的创意来自众筹。例如美丽基金会的“1%分享运动”，请支持者把每月薪酬、结婚开支或开生日会花费的1%捐给基金会。1%运动的理念是集腋成裘，人人都可有贡献。1%运动衍生“1%商店”、“1%旅行预算”等有趣的呼应行动；商店愿意捐出1%盈利，家庭则捐出1%的旅行开支以作支持。这些捐款单笔金额著实不高，但意义在于公民的持续承担，和资源共享意识的深化。美丽基金会每年筹得数以千万港元款项，帮助社会底层及被边缘化社群，如脱北者，以及投放资源予维权和社会运动。
美丽基金会也做了一些很平民化的事：它在不同社区开设环保社企“美丽商店”（Beautiful Stores），收取市民的二手衣物，经清洁后以便宜的价钱卖给其他居民。在南韩现有六十多家美丽商店，基金因而有机会深入社区，协助发展公民组织，丰富了社区经济的实践。
除了美丽基金会，朴市长也发起了公民社会智库“希望学院”（Hope Institute），透过众筹启动政策研究，以开源（open source）模式在民间募集社会创新点子。朴元淳观察入微，看到了“市政府”是最有作为的管治架构，能推动城市创新和改善市民生活。他在希望学院启动“市长会”（Mayors’ Club），把南韩近百位市长连结起来，每年见面，互相取经，分享施政新猷，也鼓励大家照抄受市民欢迎的政策。
iCOOP KOREA消费者合作社
美丽基金会的目标是鼓励资源和意念的共享，让市民参与社会；而与连锁集团超市平行共存的消费者合作社 iCOOP KOREA，则以“团结消费”的力量让市民有更安全和公平的食物选择。
在香港，我们不断批评商场千篇一律，骂领展赶走街坊小店，却苦无出路。不过，早于1998年，六百多家南韩的小型合作社便走在一起，决定重新整合，成立了庞大的合作社联盟，由集体购买至自行生产和检测，至今成为拥有近30万会员、188家小型超市，和两个大型生产基地、每天生产千多种公平健康产品的iCOOP KOREA。
香港的公平贸易运动发展也算颇成功，但食品种类不够多样。走进南韩 iCOOP 超市，由有机面包至大米、新鲜蔬菜和泡菜，以及大量零食和即食面、由有机小麦制造的六款拉面，一应俱全，并有 iCOOP 合作社无添加的认证，价钱与连锁超市的品牌差不多。iCOOP 认真实践以人为本的“平行结构”，推动合作社运动，每区的小超市由iCOOP提供指导，社区居民集资建设及营运。这样以消费者主导的营运模式也能赚钱，iCOOP生意额和会员数字持续增长，也有价格稳定基金，让生产者有稳定收入。
《韩民族日报》、美丽基金会和 iCOOP KOREA 给我的思考是：只要人民不犬儒不抱怨，选择自救，过互相支持的真实生活是可行的。我们需要的是行动力和自助精神，建立以同侪、社区和价值主导的“第二文化”，让人可以看真心说话的报纸、吃安全和本地生产的真食物，并以多元方法参与社会、支持同行者。若能够这样做，公民社会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开扬壮大。
香港的民间文化力量
从以上的脉络反思，香港文化人不应妄自菲薄。在过去20年，我也积极参与了文化公民社会的发展，见证了文化政策可以由下而上改变。文化界不少前辈曾集力推开几道牢牢关上的大门，才形成今天的文化结构和民间文化空间。例如1970年代的香港艺术中心，以至90年代有民选成分的香港艺术发展局（艺发局），都源自文化界与政府的角力，是民间争取回来的。
1998年，金融风暴后，北角油街前“皇家仓”被丢空，文艺组织纷纷进驻，享受两元一呎的超抵（非常划算）租金，不出数月形成自主的文化聚落。政府如梦初醒终止租约，文化界再与政府争取土瓜湾的牛棚作为艺术村，后来更倡议政府支持艺术工作室，推动政府将石峡尾一幢工厦整幢活化，催生了今天的“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西九文化区原是由发展商主导的装饰性文化项目，与本土艺术没什么关连，但在2004年，民间迅速回应，成立平行的“西九民间评审联席”，在此跨界平台上主导舆论，至两年后西九项目推倒重来，由政府成立公营的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督导发展。（当然，西九当局现有严重问题，容后再谈吧。）
因此，我想告诉周博贤，“民化局”的精神早已潜藏社会，在不同年代都有文化人发起行动自救，拓展空间，争取资源。既然存在，那就不用设立新的架构和思考如何“中央集资”，只须善用社会现存的平台，并思考以下三点：
让众筹成为生活常态
首先，如何让众筹（Crowdfunding）成为生活常态？
以众筹起动一个新闻机构，在香港不再是天方夜谭，传真社（FactWire）的吴晓东在去年提出要成立一个说真话的新闻通讯社，在众筹网成功集资四百多万港元，现已开始运作，最近便揭露了台山核电厂的问题。《全球深度报道网》这样描述此创举：“香港人共同集资创办传真社──皆因港人相信，作为公民社会，良性资讯不可或缺，他们深知，经反复核实的优质报道，有助他们了解社会动向，免受偏颇及利益驱动资讯所蒙蔽。”真有点《韩民族日报》的凛然。
除了国际化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香港的创业潮近年促成了几个面向不同的众筹网，由传真社用的 FringeBacker，至支持音乐活动的“音乐蜂”Music Bee，至“云集”Cloudonate 和新面世的 Umadx，都在鼓励随时随地一“碌”手机（一刷手机）的社会参与。
捐款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有了网络连结，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建立持续的协作和关心。因此，只要更多人相信及参与众筹平台，以及有更好玩的众筹如美丽基金会的“1%分享”，香港就可有许多的“有种音乐会”、“有种展览”、“有种出版”，让大家过有选择的生活，支持社会的多元自主，捍卫自由美善的核心价值。任何势力都不能完全控制这些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这就是哈维尔描述的“无权者的权力”。
厚植公共领域
其次，是须提升“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深度，让新一代学习新的知识、方法和行动默契，发挥更大的社会介入能量。
香港文化界现时需要的，是不再埋首写计划书，在政府指定的游戏规则夹缝中为自己争取资源，而是延续过去十多年那种对大局“看不过眼”的动力，以一种带著侠义精神的民间默契（老套一点，就是“团结起来”），支援和倡议各种行动，并促成一个更有利持续发展和更有公义的文化生态系统。
年轻文化艺术工作者最缺乏的是空间，但工厦如何成为文创基地的研究和倡议近年却泄了气。不过，若我们愿意张开眼睛，可用的空间其实近在咫尺──可以是旧区的闲置地方，可以是街道和公园，可以是各种手作和工匠室，以至咖啡店和楼上墟市，甚至可以是隐藏的支持者愿意共享的资源。只要我们能扔掉犬儒，善用社区开拓空间──像许宝强说的，透过与社区的互动和学习，便能慢慢孕育有别于香港主流价值和生活习性的“第二文化”。
不过，切记不能让这种文化变成无知无觉和离地的“小确幸”。知识和思潮的辩论，才是社会参与的基石和动力，就像当年梁文道在牛棚办过、只可惜昙花一现的“牛棚书院”。
开放共享，众募资源和意念
最后，要“民化局”比争取成立艺发局的“文化界联席”和十年前的“西九联席”强，拥抱“开放”和“共享”精神是唯一方法（而不是紧抱自己的版权和产权不放）。“众筹”可满足资源的匮乏，意念的“众募”和实践更能提升民智，建立互信，让资源可以共享，为自己和社区做点事。
不过，这种建构平行力量的意识尚待深化，因为这种形式的“参与”是对过真实生活的坚持，是持久的价值深耕，没有镁光灯，不是霎时的“表态”，不是数人头方式的游行。当“民化局”的相互扶持和自救精神植根于生活日常，我们就能每天都作出清醒的抉择，例如不看某个电视台、支持众筹、多看书和学习、在不同岗位低调支援，其实也是广义的参与，推动著价值转向，成就香港的自由多元文化继续发展，在受制约的社会中寻找出路。
（黄英琦，文化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