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黄英琦:回应周博贤,“民化局”就在我们生活中

我想告诉周博贤,“民化局”的精神早已潜藏社会,在不同年代都有文化人发起行动自救,拓展空间,争取资源。
2016年6月8日,示威者手持纸牌和标语到铜锣湾的Lancôme专柜,对此品牌取消何韵诗的音乐活动表达不满。

周博贤倡议的“民间文化局”,从资助、连结、推广、教育以至投资,俨然是一个与主流平台有平行结构的生态系统雏型。当游行抗议等行动被嘲讽为行礼如仪,而无知无觉的犬儒心态又笼罩著整个社会,周博贤想的是自行“立村”──透过建构村内的核心价值,连结真心的人,发展一套香港的真声音、真产品;这就像哈维尔的格言“活在真实中”,日子过得“真实”才是最好的反抗。

不过,在这个拒绝大台的21世纪,香港必须成立“民化局”,才能让同道中人团结力量,有勇气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吗?

我读他的倡议时刚好在首尔,想起了三个“活在真实中”的南韩故事。在此先简介这些人和机构,看他们如何推动与主流共存,如哈维尔所说的“第二文化”,为缺乏选择的人民提供真选择,然后再谈谈我对“民化局”倡议的看法。

《韩民族日报》(Hankyoreh

上世纪80代的南韩经济急速发展,却没有新闻自由,记者在政治上受到压迫,有良知的传媒人被褫夺“撰写权”。营运报纸要大量资金,只有靠拢政府的大财团才有如此实力。

当年,韩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主运动支持者,期盼一家有勇气说真话的传媒出现,正好一群资深传媒人被公司革职,于是他们发起了筹款运动,让这群资深传媒人成立新报章。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众筹的消息也可以传得快。为了避免大投资者操控,筹款运动只接受等同港币约6000元的小额捐款,第一轮捐款在三个月内已达400万美元,捐款者两万人,《韩民族日报》成功创刊。

经营一年后,报社再推第二轮集资,募得逾1000万美元。捐款者四万多人,他们都是有义气的一般人。报社曾收过孩子父母带来的猪仔钱箱,以及轮椅人士亲自带来的积蓄。其后,创办团队决定向捐款者送出股份,共65000人成为股东。我曾参观《韩民族日报》,走进其总部大堂,只见墙上都是刻上名字的长木条,向当年参与众筹的股东致意。密密麻麻的木条,传送过来的是沉实坚定的公民能量。

一所报馆只靠民间捐款成事,世间罕见。值得安慰的是,《韩民族日报》排除万难(他们的记者曾被禁止采访甚至进入官方的记者室),跌跌碰碰一路走来,至今仍是最具公信力的革新派媒体,以纸媒计销量在南韩排行第四,影响了南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二十多年。近年还成立了“韩民族经济研究所(HERI)”,其经济分析周刊领导思潮,推动另类经济模式。

“美丽基金会”(Beautiful Foundation)

《韩民族日报》是“大卫击退巨人歌利亚”,而南韩的公益社会也韧力非凡,找到了建构平行网络、鼓励大众参与的窍门,在微细的日常生活中一步步改变社会主流价值,提升公民意识。

现任首尔市长朴元淳是其中一位公民社会奇人。他曾是维权律师,自称“社会设计师”,未参选市长前成立了民间的“美丽基金会”(Beautiful Foundation),其使命有点像周博贤建议的“民化局”,撑起具有意义但拿不到主流社会资源的项目。

朴元淳的创意来自众筹。例如美丽基金会的“1%分享运动”,请支持者把每月薪酬、结婚开支或开生日会花费的1%捐给基金会。1%运动的理念是集腋成裘,人人都可有贡献。1%运动衍生“1%商店”、“1%旅行预算”等有趣的呼应行动;商店愿意捐出1%盈利,家庭则捐出1%的旅行开支以作支持。这些捐款单笔金额著实不高,但意义在于公民的持续承担,和资源共享意识的深化。美丽基金会每年筹得数以千万港元款项,帮助社会底层及被边缘化社群,如脱北者,以及投放资源予维权和社会运动。

美丽基金会也做了一些很平民化的事:它在不同社区开设环保社企“美丽商店”(Beautiful Stores),收取市民的二手衣物,经清洁后以便宜的价钱卖给其他居民。在南韩现有六十多家美丽商店,基金因而有机会深入社区,协助发展公民组织,丰富了社区经济的实践。

除了美丽基金会,朴市长也发起了公民社会智库“希望学院”(Hope Institute),透过众筹启动政策研究,以开源(open source)模式在民间募集社会创新点子。朴元淳观察入微,看到了“市政府”是最有作为的管治架构,能推动城市创新和改善市民生活。他在希望学院启动“市长会”(Mayors’ Club),把南韩近百位市长连结起来,每年见面,互相取经,分享施政新猷,也鼓励大家照抄受市民欢迎的政策。

iCOOP KOREA消费者合作社

美丽基金会的目标是鼓励资源和意念的共享,让市民参与社会;而与连锁集团超市平行共存的消费者合作社 iCOOP KOREA,则以“团结消费”的力量让市民有更安全和公平的食物选择。

在香港,我们不断批评商场千篇一律,骂领展赶走街坊小店,却苦无出路。不过,早于1998年,六百多家南韩的小型合作社便走在一起,决定重新整合,成立了庞大的合作社联盟,由集体购买至自行生产和检测,至今成为拥有近30万会员、188家小型超市,和两个大型生产基地、每天生产千多种公平健康产品的iCOOP KOREA。

香港的公平贸易运动发展也算颇成功,但食品种类不够多样。走进南韩 iCOOP 超市,由有机面包至大米、新鲜蔬菜和泡菜,以及大量零食和即食面、由有机小麦制造的六款拉面,一应俱全,并有 iCOOP 合作社无添加的认证,价钱与连锁超市的品牌差不多。iCOOP 认真实践以人为本的“平行结构”,推动合作社运动,每区的小超市由iCOOP提供指导,社区居民集资建设及营运。这样以消费者主导的营运模式也能赚钱,iCOOP生意额和会员数字持续增长,也有价格稳定基金,让生产者有稳定收入。

《韩民族日报》、美丽基金会和 iCOOP KOREA 给我的思考是:只要人民不犬儒不抱怨,选择自救,过互相支持的真实生活是可行的。我们需要的是行动力和自助精神,建立以同侪、社区和价值主导的“第二文化”,让人可以看真心说话的报纸、吃安全和本地生产的真食物,并以多元方法参与社会、支持同行者。若能够这样做,公民社会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开扬壮大。

香港的民间文化力量

从以上的脉络反思,香港文化人不应妄自菲薄。在过去20年,我也积极参与了文化公民社会的发展,见证了文化政策可以由下而上改变。文化界不少前辈曾集力推开几道牢牢关上的大门,才形成今天的文化结构和民间文化空间。例如1970年代的香港艺术中心,以至90年代有民选成分的香港艺术发展局(艺发局),都源自文化界与政府的角力,是民间争取回来的。

1998年,金融风暴后,北角油街前“皇家仓”被丢空,文艺组织纷纷进驻,享受两元一呎的超抵(非常划算)租金,不出数月形成自主的文化聚落。政府如梦初醒终止租约,文化界再与政府争取土瓜湾的牛棚作为艺术村,后来更倡议政府支持艺术工作室,推动政府将石峡尾一幢工厦整幢活化,催生了今天的“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西九文化区原是由发展商主导的装饰性文化项目,与本土艺术没什么关连,但在2004年,民间迅速回应,成立平行的“西九民间评审联席”,在此跨界平台上主导舆论,至两年后西九项目推倒重来,由政府成立公营的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督导发展。(当然,西九当局现有严重问题,容后再谈吧。)

因此,我想告诉周博贤,“民化局”的精神早已潜藏社会,在不同年代都有文化人发起行动自救,拓展空间,争取资源。既然存在,那就不用设立新的架构和思考如何“中央集资”,只须善用社会现存的平台,并思考以下三点:

让众筹成为生活常态

首先,如何让众筹(Crowdfunding)成为生活常态?

以众筹起动一个新闻机构,在香港不再是天方夜谭,传真社(FactWire)的吴晓东在去年提出要成立一个说真话的新闻通讯社,在众筹网成功集资四百多万港元,现已开始运作,最近便揭露了台山核电厂的问题。《全球深度报道网》这样描述此创举:“香港人共同集资创办传真社──皆因港人相信,作为公民社会,良性资讯不可或缺,他们深知,经反复核实的优质报道,有助他们了解社会动向,免受偏颇及利益驱动资讯所蒙蔽。”真有点《韩民族日报》的凛然。

除了国际化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香港的创业潮近年促成了几个面向不同的众筹网,由传真社用的 FringeBacker,至支持音乐活动的“音乐蜂”Music Bee,至“云集”Cloudonate 和新面世的 Umadx,都在鼓励随时随地一“碌”手机(一刷手机)的社会参与。

捐款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有了网络连结,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建立持续的协作和关心。因此,只要更多人相信及参与众筹平台,以及有更好玩的众筹如美丽基金会的“1%分享”,香港就可有许多的“有种音乐会”、“有种展览”、“有种出版”,让大家过有选择的生活,支持社会的多元自主,捍卫自由美善的核心价值。任何势力都不能完全控制这些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这就是哈维尔描述的“无权者的权力”。

厚植公共领域

其次,是须提升“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深度,让新一代学习新的知识、方法和行动默契,发挥更大的社会介入能量。

香港文化界现时需要的,是不再埋首写计划书,在政府指定的游戏规则夹缝中为自己争取资源,而是延续过去十多年那种对大局“看不过眼”的动力,以一种带著侠义精神的民间默契(老套一点,就是“团结起来”),支援和倡议各种行动,并促成一个更有利持续发展和更有公义的文化生态系统。

年轻文化艺术工作者最缺乏的是空间,但工厦如何成为文创基地的研究和倡议近年却泄了气。不过,若我们愿意张开眼睛,可用的空间其实近在咫尺──可以是旧区的闲置地方,可以是街道和公园,可以是各种手作和工匠室,以至咖啡店和楼上墟市,甚至可以是隐藏的支持者愿意共享的资源。只要我们能扔掉犬儒,善用社区开拓空间──像许宝强说的,透过与社区的互动和学习,便能慢慢孕育有别于香港主流价值和生活习性的“第二文化”。

不过,切记不能让这种文化变成无知无觉和离地的“小确幸”。知识和思潮的辩论,才是社会参与的基石和动力,就像当年梁文道在牛棚办过、只可惜昙花一现的“牛棚书院”。

开放共享,众募资源和意念

最后,要“民化局”比争取成立艺发局的“文化界联席”和十年前的“西九联席”强,拥抱“开放”和“共享”精神是唯一方法(而不是紧抱自己的版权和产权不放)。“众筹”可满足资源的匮乏,意念的“众募”和实践更能提升民智,建立互信,让资源可以共享,为自己和社区做点事。

不过,这种建构平行力量的意识尚待深化,因为这种形式的“参与”是对过真实生活的坚持,是持久的价值深耕,没有镁光灯,不是霎时的“表态”,不是数人头方式的游行。当“民化局”的相互扶持和自救精神植根于生活日常,我们就能每天都作出清醒的抉择,例如不看某个电视台、支持众筹、多看书和学习、在不同岗位低调支援,其实也是广义的参与,推动著价值转向,成就香港的自由多元文化继续发展,在受制约的社会中寻找出路。

(黄英琦,文化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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