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由于案件没有审结，本文对“强奸”、“强奸犯”、“受害人”都加上引号，以强调这些标签的不确定性。
几百年前，对女性贞操的歌颂，让烈女们坚信：被碰了肌肤就要自砍手臂，遇到强奸就必须自杀以示清白。如今，时代似乎是进步了，没有人再教育女性砍手或自杀，反倒是越来越多女性意识到：不必因为被强奸过就一辈子抬不起头，错的不是你，是伤害你的人。
不可否认，这样的观念转变，让很多女人感受到了力量。然而，如果过去的观念会“善意地”创造烈女，如今的启蒙教育，尤其是“未表情愿就是强奸”的“新知识”，是否就百利无一害？
在近日某报社记者涉嫌强奸案发生后，有关“熟人强奸”的“科普”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教育作用不能忽视，至少是对那些习惯了“霸王硬上弓”的男性的警告，也是对女生在交往中“大胆说不”的鼓励。但这些文章往往强调“未明确表示反对，不等于同意”，并认定此案中的性行为包含女生（事后表达）的不情愿，从而构成“强奸”。这就直接扩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强奸定义，即“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也忽视了“犯罪人必须明知受害人不愿意”这一主观条件。
这些扩张强奸内涵的文章，借鉴了西方和台湾的国家女权主义所倡导的，以保护受害者为倾向的性骚扰和性侵害立法，不仅强调“‘不’就是‘不’”，甚至走向更严苛的“心口如一的‘是’才是‘是’”。然而，强奸定义范围的扩大化，真的保护了女人吗？代价是什么？
“强奸”定义的扩大
在“熟人强奸”的论述中，合法的性必须是完全自愿的，半推半就和欲拒还迎，不被当成性的调味品，而是违反意愿的证明。在女性不再是男人附属品的今天，“性爱要基于各方同意”是现代自由平等契约精神的产物，两情相悦的性当然值得追求。 然而现实是，人际关系中的勉强和尴尬是常态，不情愿也有很多种。欣然同意和强奸之间是一道光谱，而不是一条清晰无误的罪与非罪的线。强奸定义的扩大化，使得那些更加模糊、棘手的生活情境——如礼貌炮、同情炮、安慰炮、来都来了炮、欠我人情炮、还你人情炮——还来不及得到深入探讨，就被迅速打为不规范动作，或者被教育成“你都没意识到那是强奸”。
如果“当时懵懂，事后觉悟”的情节在新闻事件中反复上演，并且每次都得到大众的道德声援，那么女性就相当于有了一颗“后悔药”——当下跟熟人直接说“不”太难为情，那我就先勉强接受，反正如今有了法律和舆论的保护，我事后可以告诉警察，我内心其实是拒绝的。
这颗“后悔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告诉女性遇到危险不必拼命抵抗，可以先保全自己；但另一方面，这种善意的、为保护受害女性、减轻女性举证责任而倡导的过低的主观定罪标准，却可能产生女权主义者不愿看到的相反后果──那就是：女生在复杂的人情世故面前的勇气和能动性，非但没有增强，反而减弱了。因为它变相鼓励女生在人际交往中扮演被动忍让的角色，放弃了她们本可以有的，在从勾搭到上床的各个阶段，跟男人斡旋谈判的力量。
“熟人强奸”叙事的诠释垄断
本案中的女生，是真的本来就没有谈判能力，还是在被“熟人强奸”这一新知识“启蒙”的过程中，把过去的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无知且无力的柔弱角色呢？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扩大化的强奸概念，需要我们强调她的“不愿意”和“不舒服”，不容许我们揣测她可能有的踌躇不决或灵活机智。
懵懂的女生接受了新的性教育，成为勇敢告倒男上司的“复仇者”，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故事。但要把一个“不知道那是强奸”的女生，事后启蒙成“强奸受害人”和“复仇者”，需要通过一种特定悲情叙事，简化和固化仇人与怨恨。
而这条故事线一旦成形，就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其他可能编织回忆的路径。如今我们的“受害复仇者”，一旦认同了“不情愿就是强奸”的新知识和故事线，就算一开始并不想与对方闹到你死我活，如今也都很难改口和转念了——就像当年决心自杀的烈女，怀着看客们对那个时代“正义”的期待，走到悬崖边便很难反悔一样。
这种“你不站出来，是因为没有新知识和新话语作为反抗的武器，我们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要什么”的启蒙方式，真的是在尊重和保护受害人吗？扩大化的强奸定义，有没有给当代烈女转身的机会？
“强男弱女”的巩固和公权力的扩张
谈论强奸、哪怕是“科学”地谈论什么是强奸、或“进步”地谈论如何不放过每一个“强奸犯”，似乎都会让人感觉哪里怪怪的。因为这些话语都没有摆脱“强奸”这个词自古以来所承载的，女性作为颤抖哭泣的受害者的形象（况且，中国目前强奸罪的受害人只能是女性）。
强奸故事所描绘的总是耻辱而恐怖的场景，不管是使用暴力，以暴力威胁，还是如今熟人间的不情愿，都暗示着“女=弱=受害=遭受不义”、“男=强=施害=总是逃脱”。就算把“强奸犯”绳之以法，这些等式所代表的尊阳贬阴的父权逻辑，和男赚女赔的贞洁文化，并没有改变。当然不是说追究强奸罪没意义，而是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策略都有其代价。强奸概念扩大化的阴暗面之一，就是女性被认定为受害者的情境也在扩大化。
鼓励“熟人强奸”也要报案的另一个危险，是把警察介入当作现代人际纠纷的首要解决方案。扩充公权力不但被当成社会“进步”（排除一切不体面的主体和行为）的手段，还成了“文明”本身的标志和目的。这样却忽略了：维持现有性别秩序、打压女性和性少数、审查文学电影和网络中情欲表达的，往往也是公权力。
一个强奸内涵扩大化的社会，一个约炮就会被退学的社会，和一个拉拉（女同性恋）求婚会被警察撬门的社会之间，是否有微妙的内在勾连？
反荡妇羞辱与性污名
与“熟人强奸”的启蒙教育一致的，是“停止荡妇羞辱”的呼吁，即，不要谴责女生穿短裙就活该被骚扰，不要一有强奸案就呼吁女人注意安全，不要诽谤本案女生滥交或敲诈。的确，受害人穿什么、有没有喝酒、走不走夜路，都不能成为被强奸的理由，因而“反荡妇羞辱”有为女性赋权的意义。
遗憾的是，目前大多数“反荡妇羞辱”的言论，都没有直捣“荡妇羞辱”的死穴，反而可能与之共享了一种逻辑。舆论对本案“受害者”的声援大都是说：“你们怎么可以说涉世未深的少女是荡妇？”却很少说，就算她是跟上司开房的“荡妇”，也没有错。在前一种声援里，反羞辱与羞辱无意间达成了一致：“性”（特别是不那么正统的性，或与钱权沾边的性）会使女人蒙羞。这不仅是绑在当代女人身上的贞操带，也是施加在性上的污名。
性污名，体现在把性“特殊化”和“道德化”：性被当成无比特殊的事情、性器官比其他器官更神圣不可侵犯；所有“越轨”的性（如学霸约炮、明星操粉、拉拉求婚和领导睡下属）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道德谴责。目前网上对此案的讨论中，有哪些没有言明的“常识”在把性特殊化和道德化呢？
很多职场女性都有类似的经验：心里一万个“草泥马”，但还是要笑脸相迎陪领导喝酒喝到胃溃疡。我们总倾向于认定，应酬喝酒对身心的伤害，一定比应酬开房小得多。这种生殖器比肠胃更珍贵的观念，为何如此理所当然？当我们把上完床接收红包，简单跟物化和侮辱女性划等号，是不是也在暗示卖淫嫖娼总是不如恋爱结婚，这里面又有多少对性工作的鄙夷？
另外，如果我们总是认为，上下级之间的性关系，不是潜规则就是性贿赂，那么真正想要利用性资本，作为向上流动的手段之一的女人，岂不是只能否认自己的意愿和人际交往中的能动性？在他人（尤其是正义凛然的姐妹）面前，只有说自己不情愿才不会受道德谴责？而性资本的运用，一定比利用体力、技术、创意或其他资本更低劣吗？
断开污名锁链，性本无罪
因此，只是停止指责“受害者”是荡妇，却不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击破文化观念中的性污名，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改变，才会让女人们敢于荡起来、让就算不荡的良妇也不怕被羞辱成荡妇呢？
除了改善经济政治条件为女性提供平等的制度环境，我们还需要有更多言论和实践，把荡妇变成一个切切实实的夸奖。为荡妇去污名、为性去污名，虽然不能直接修复那些已经发生的强奸或猥亵案件的伤害，却至少能让“受害者”少一些心理负担。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真心希望壮大女性力量，就也需要关注“炮王”、“变态”、“出轨男”、“猥琐男”、“流氓”（在大陆，流氓一词包涵“妨碍风化”者）等背负性污名的男性，就像要为小姐争取权利，就必须也为嫖客正名。这听起来很反直觉，或者很“圣母婊”，但以性污名为基础的串联策略，能提醒我们跳出强男/ 弱女的二元对立，看到“受害者”和“强奸犯”所共处的忌性恐性的社会环境，或许是更有建设性的。
这一策略如何应用呢？
例如，一些文章说此案男主角向来口碑不好，经常对女下属聊骚（言语调情），“他做出这样的事我们不奇怪”。于是对一个男人风流成性的判断，成为了“强奸”的品格证据。然而，正如女人的短裙和浪荡不能为“强奸”开脱；男人的口无遮拦，也不能自动让他变成“强奸惯犯”，否则就是双重标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希望在文化层面停止荡妇羞辱，那就也要避免用“软且快”来嘲讽此案男主的雄性气概不足，还要警惕对“强奸犯”过去性行为、性偏好、性表达的回溯式攻击。
我们不必妄想男人如何只会用下半身思考，如何花言巧语狡诈暴力；不必因为女人的性被戴上枷锁，就要把男人的身体也拴起来才是平等。我们需要的是断开性污名的锁链，毕竟，性本无罪。
（黄羽飞，性积极女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