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1990年开始，每年6月4日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维园）举办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参与者均达数万人，是全球最大型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之一。
近数年，香港本土主义崛起，本土派支持者批评支联会将六四事件与“爱国爱民”、“建设民主中国”等运动纲领捆绑，主张六四与爱国思想切割，并于2013年开始另起炉灶，在尖沙咀同时举办六四集会。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是支联会创会成员之一，以往学联均会代表大专院校出席维园六四晚会，并上台发言。2015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决定不以学联名义参与维园晚会，在港大自行举办活动。今年，本土之火继续延烧，学联宣布退出支联会，各大专院校学生会亦将自行举办六四晚会，港大学生会会长孙晓岚甚至质疑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结”。
香港与六四应否切割？已成为今年无法躲避的焦点……
应否悼念六四这问题，以往只会与亲北京人士争执。“向前看”、“放下包袱”、“国家成就很大”之类的说辞，在广大市民眼裹，很多时只会被视作为了权力利益而出卖良心、不仁冷血的表现。然而声势渐大的“本土派”近年亦加入战团，力主不再参与坚持了二十多年的维园悼念集会，几位现届学界人物亦语出惊人，引来不少批评。不过，其动机与以往亲北京人士南辕北辙，完全不可相提并论。而指摘学生们不仁冷血亦无助了解当前争议的核心。
本文无意讨论“应否悼念六四”这问题，一方面因为社会讨论既丰，于此不必多费唇舌。但更重要的是，这次争议中，“应否悼念六四”其实已非问题核心。它极其量只是一道触媒，真正的问题是，在多元身份认同冲突下，香港作为一个政治社群应如何回应处理，而目前双方的愤慨，甚至敌意，实在非常不健康。笔者认为，妥善处理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尽早明白三点：一、我们并无单一身份认同；二、这状况必然持续；三、绝不可以单一身份认同为蓝本去想像“香港”这政治社群的未来。
“同属中华民族”的想像
香港大学学生会长孙晓岚说：“六四对年轻人意义不大”。这一句话实已道尽本土派的核心理据。出生于八九之后，年轻一辈对六四的认识大多停留于一幕幕电视画面：每年的烛光、火红的天安门、长安大街上奔走的人群、香港的百万人大游行等等。然而，他们未有亲历其境，他们很多甚至并非成长于1990年代。90年代，“六四”的余温仍炽，四处仍是“平反六四”、“打倒李鹏”的涂鸦标语，民主党只要穿起六四血衣，立法会选举就战无不胜。八十后（即笔者一辈）的成长环境中，“平反”与“悼念六四”是公义与良知的代名词。然而，年月渐远，香港亦非一成不变，对于毫无亲身经历的新一代而言，“六四屠城”只是众多人类惨剧的其中之一，而且单论规模，还算不上最凄惨。那为什么要特别悼念六四呢？当中连系着六四与新一代最重要的纽带，实在是“我们同属中华民族”的想像。
这不是说“六四”只是中国人的家事，我们当然可以纯人道与正义的角度出发去悼念六四，但这无法解释悼念六四在香港的巨大政治意义。八九民运并非只是人类浩瀚民主运动的一环，因为当中同时亦包含着香港人在80年代对中国改革开放以至民主化的希冀，包含着香港人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子那“我们不喊谁喊”的回应，包含着香港人从单纯地恐惧并逃避共党治下的中国，到决心介入中国的命运，以回应当时“北京市民”以至“中国人”所展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从筹运物资、集会声援，到黄雀行动，及以后的烛光集会，1989年，香港的确曾与中国的命运同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中的“爱国”二字，港人当之无愧，这亦不会因为新一辈想法不同而改变。
在一次访问中，司徒华先生曾对笔者说：“爱国所爱的‘国’是什么？是山河，是人民，是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中国”不会，亦不应因为一时的中共政权及其人民而被抹杀。历史长河中，华夏民族几经兴衰，“八九民运”，正是一个民族良知的争扎，而“平反六四”，则是对此民族良知的尊重，亦将是“中华民族”在道德意义上复兴的里程碑。因此不管你是哪一代人，有否亲历六四，但凡参与于此“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就有责任守护其良知，就有责任去推展其道德意义上的复兴。因此对生于香港的中国人而言，六四屠城，意义绝非其他人道惨剧可比。但是，若然这民族想像的纽带已遭切断又如何呢?
与“中华民族”切割
民族身份认同，绝非浑然天成，它只是“想像的共同体”，本身并无任何客观基础规定某某人必须属于某一民族。血源、历史、文化、共同受难经历等，固然可以引起民族想像，但正如同一堆木头石块可以兴建出不同的建筑，即使有我们有共同历史经验，亦不等于我们必定有相同的民族想像。一旦新一辈拒绝参与“中华民族”这想像，自然亦谈不上“平反六四”的特殊责任。当然，只要他们仍当自己是“人”，那“人道”与“公义”上悼念六四的责任依然存在，但其道德责任将不会高于悼念其他惨剧及为民主与公义牺牲的运动。摆开某些过激言论不计，这似乎正是“本土派”的基本立场。反对悼念，并非因为人道上不应悼念，但是为了与“中华民族”切割，即使在人道上有亏欠，他们亦在所不惜。至少在言行上，他们视表达政治立场，重于表达人道立场，但这不代表本土派与人道立场有任何根本冲突。
因此，六四悼念的争议，其实是一场身份认同冲突。较浅的一面，是纯人道立场与“本土派”的冲突；前者认为不论政治立场为何，都不可放弃讉责人道惨剧，不可停止要求伸张公义，不可因为要与“中华民族”切割，就轻侮惨剧的牺牲者。不过其实稍加操作，这冲突不难调和，最近努力阐释如何赋予悼念六四“本土意义”的文章，多有点明“八九民运”与香港的民主运动，同是在中共政权下争取民主、力抗暴政，或多或少都是循此调和“本土”与“公义”的方向进发。
真正严重的冲突，在于支联会那种“中华民族视角”与本土派坚持要与之切割的政治诉求。本土派对支联会六四晚会的连番攻击，目的是主张并要求所有香港人放弃“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即使支联会的人多次表示如果理念不完全一致，将尊重其他悼念方式，他们仍决不放松攻击，甚至不惜出言侮辱冒犯。如果问题只是“如何悼念六四”，分开悼念或不悼念就够了，香港从无逼任何人参与六四晚会。但这不足够，因为主要的攻击目标根本不是悼念六四，甚至不是行礼如仪，而是悼念背后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于是对承载着这身份认同的仪式必须加以否定、攻击。即使他们明知参加维园集会的市民不一定是抱着民族情感出席，只要主办者支联会的纲领不变，他们就不会轻易放过。
身份认同成因复杂
然而，我们真的应该如此攻击彼此的身份认同吗？既然民族身份认同并非浑然天成，那就无人天生有义务做一个中国人，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就算不上什么离经叛道，而寻求“本土香港身份认同”甚至是一种道德情操。但换个角度而言，难道我们又有义务做一个“本土派”定义的“香港人”吗？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成因可以非常复杂：历史环境、社群互动、个人经历、良知所见，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感动，都可以是促成某一身份认同的原因。而基于对“某种身份认同”的自觉，我们又得以发展出相应的道德情操以推展人生，于是人生经历又反馈于对自己身份认同的理解，一此一彼，人的道德人格遂得以开展，而人生经历亦得以透过身份认同的框架编成故事，从而得到意义。
暂且放开政治不谈，试想想一个人机缘巧合地当了教师，起初只是为了薪金，但在教学过程中他开始觉得满足，并因为看见学生的成长而感动，渐渐他以教师自居，并按之思索如何才算一位好老师。年复一年，他竭尽心力去教育学生，结果他与“教师”这身份认同已密不可分，而若我们离开了“教师”这框架，便亦难以真正明白其人生故事的意义；例如，一个金融奇才可能无法理解这教师为何为了丁点薪金如此尽力。
种种条件不同，身份认同亦会各异，说得浪漫一点，身份认同是“人”以“良知”反观自身，在这浑沌的世界中找到立足点，并因之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破土为田，以滋养出人文心灵与文化生命。因此，身份认同非但会因人而异，我们亦很难离开其本身脉络去论断谁对谁错。
如是者，我们可以预料，人人的身份认同在政治上必不尽相同，我们当中固然有人视自己为“香港人”而拒绝“中国人”的身份，但香港仍有很多人（特别是上一辈）既视自己为“香港人”，亦视自己为“中国人”；道义上，本土派，甚至是港独支持者固然可以是按其道德情操行动，但心系华夏以要求建设民主中国的香港人又何尝不是？
认同有异，非必然斗争
我们无理由视“去中国化”的香港人为离经叛道，但亦无理由不容许“香港人”同时自视为“中国人”。蔡英文就“周子瑜被迫道歉事件”，曾表示“没有人需要为他的认同而道歉”，当时香港一片赞好。但这句话又会否包括“中国香港人”、“香港中国人”这身份呢？只要一个社会保持多元开放，身份认同多元化的情况就会持续，就算只有一个“民族”，仍会有其他差异。
当然，多元化绝非亳无限制，如果某种身份认同开始驱使人们攻击他人，或严重违反“人道”，一个社群断无法置之不理。但我们不能忘记，“道德情操”本身具有巨大政治能量，这次“悼念六四与否”的争拗已可见一斑。如果我们轻率地因为不同的身份认同会带来不同的政治愿景和想像，就开始互相攻击，党同伐异，那我们的社会恐怕将会进入非常漫长的斗争岁月。
但是斗争绝非必然。除非我们觉得凡是不认同自己的人都不再属于“香港”这社群，否则香港的未来必然是建基于足以让有不同身份认同的人共存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分歧”并不意味着“有你无我”，互相了解、尊重、寻求共存之道才能为香港找到出路。而当中第一步，就是先了解并承认“香港人”这身份认同并无单一内涵──我们是不同的。单单不断指摘对方“冷血”、“无良心”，甚或出言轻侮，辱骂对方为“鸨母龟公”，只会不必要地加深各方敌意，并逐步将香港推入斗争的轮回。何必如此？
（陈永政，旅星香港学者，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