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1990年开始，每年6月4日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维园）举办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参与者均达数万人，是全球最大型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之一。
近数年，香港本土主义崛起，本土派支持者批评支联会将六四事件与“爱国爱民”、“建设民主中国”等运动纲领捆绑，主张六四与爱国思想切割，并于2013年开始另起炉灶，在尖沙咀同时举办六四集会。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是支联会创会成员之一，以往学联均会代表大专院校出席维园六四晚会，并上台发言。2015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决定不以学联名义参与维园晚会，在港大自行举办活动。今年，本土之火继续延烧，学联宣布退出支联会，各大专院校学生会亦将自行举办六四晚会，港大学生会会长孙晓岚甚至质疑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结”。
香港与六四应否切割的争论愈演愈烈，端观点将陆续邀请各方撰文，加入讨论。
临近六四，我们再一次延续过往几年因本土思潮兴起而产生的讨论。过往几年，否定香港传统民主派政治观的进路不断发展，由质疑香港泛民主派的抗争形式和政治判断，到直入否定老一辈政治人物的中华观；而最近多间大专学生会都直接表示，烛光悼念集会这种悼念形式，对现在新的一代没甚么意义”，更是直接冲击传统组织支联会举办悼念集会和其他活动的工作方法。
过往，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不论是否支联会成员，包括何俊仁、李柱铭、张文光、司徒华，在争取平反八九民运的路程上，其实都代表着一种反共、爱国，同时反独的观点：这体现在他们坚持香港对中国有政治道德的承担，认为香港和中国有着不可分割而理所当然的关系。
诚然，在年轻一代的观点来看，爱国不爱党其实很矛盾。年轻一代视北京政权经已成为第二个殖民香港的政权，也不可能想像一个抽离于中共达六十多年统治的中国。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份认同经已有很大的转变，年轻一代明确认同是香港人，情感归属在于香港而非大陆；以至四十岁左右的中生代，其实都未必对中国有浓烈的情感。
若果今时今日，无法为重新强调八九六四对香港社会的意义，恐怕无法回应社会的转变，令过往对历史真相和价值的坚持，仅仅成为单纯而空洞的记载。
香港社会的共同政治参与
几代香港人中间，对中国的经验和感受非常不同，就算能够设身处地的谅解，不代表能够身同感受。我们不可能要求下一辈把上一辈政治人物所带领的做法和记忆全盘接收。新的六四本土论述，应该撇除上一代对中国的感情，强调有着本土思潮年轻一代，同样可以八九民运在香港历史的重要性而纪念六四。
八九民运的爆发，无疑是对香港主流社会一次共同政治参与的经验。香港人在八九民运有着空前参与，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实实在在地参与百万人大游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黑色大静坐等事件，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让整个社会都共同经历的政治参与。
香港过去被指为借来的时间、过客的城市。对比1980年代初期对主权移交充满恐惧，并体现于移民潮、对港元失去信心的行为，1989年整个社会空群动员声援北京学运，反而将港人扣紧过渡期后对香港前途的关注──不只是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更是面对九七前途问题，争取更好的未来。声援六四，由此成为凝聚香港人群体的基础。
而且，北京政府藉改革开放的时机，早在过渡期前便联络香港各界团体，塑造开明姿态同时确保平稳过渡。但六四事件暴露北京政府对政治改革的保守强硬，从此香港政治环境之中，对六四事件的取态就成为了明确的分野，而影响直到今时今日。今天本土派直斥民主派温和妥协，在意与中方沟通，然而过去二十多年以来，香港社会一直能够维持相当程度的民意，始终对中共政权保持警戒，亲北京的政治团体在立法会直选上还未取得过一次过半数的多数信任，以至香港社会今时今日仍然坚持落实民主制度，又岂会没有香港人参与八九民运的深刻影响？
作为面对中国的介入点
若果香港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包括能够达致民主政治、言论自由、公平的社会运作，以及真相不被当权者任意窜改，则撇除爱国与否，站在支持民主自由，以及反对屠杀平民的人道价值，纪念六四都有其必要。
纪念六四的目的，不单在重提当日的争取诉求，包括民主政治、自由发声权利、反官倒反特权；更进一步，是正视在威权统治之下，社会根本难以达致真正进步。于香港而言，是北京干预侵蚀香港的核心价值，社会状况越来越倒退；于中国大陆而言，除了向钱看的经济增长以外，长时间的所谓改革和发展，结果竟然是阶层分野加倍悬殊、政治气氛持续高压，体制上更是为着便于统治，越加集权。当中处境，两地皆同。
反复重提当年诉求，是对抗来自北京官方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呼唤中国大陆在未来有改变的可能；拒绝遗忘，也就是重申香港的核心价值，提醒香港即使立足本土，也要避免现实上北京对香港的干预，会推使香港重蹈中国大陆的覆辙。即使他日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存有很多可能性，但策略上重提六四，就是反抗中共政权对大陆和香港两地的集权统治，以此作为回应两地社会现况的介入点。
现时，本土派针对“结束一党专政”和“建设民主中国”两句口号，认为中国民主与香港无关；特别是否定“建设民主中国”，认为这只是让香港负担他者的责任，新的民主中国也未必对香港有利。
然而，不论是政治上，面对着北京限制民主发展、干预自治空间；抑或经济上，香港成为大陆的附庸，削弱自主的经济基础，推使香港成为供利于中共强化统治的工具，北京政权都是现时威胁香港自主的罪魁祸首。那么要把握香港的自主，“结束一党专政”应该是合理的目标。
新的六四本土论述，除了坚持民主价值，也需要审慎地评估结束专政后的中国，对香港的影响；但这种审慎保留，不应是敌视，又或者疏离区隔，而将侧重点放于积极面对中国。推进中国建立权力制衡、地方分权的制度、增加直接民主的成分，避免中国走回集权体制的局面。或许未能断言“建设民主中国”对香港有利有害，但不推动中国民主，坐视集权体制千秋万世，无疑更为威胁香港的自主。
坚持纪念六四的意义
当然，必须承认新一代经已不能再一味延续过往所强调的民族情感，无法再树立一套理所当然地支持中国民主的模式。然而，若果年轻一代为着突显不同，而消除以往悼念六四的意义，以至认为六四不过为一件普通事件，诚然与二十多年来香港人的参与实况不符，更是没有把握这件影响两地今后发展的事件，变相丢弃了在未来面对中国的介入点。而借着坚持六四真相，推动民主价值，其实是主动对抗北京官方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正正与今日香港对抗干预、坚守自主的方向并行无悖。
反过来说，若果六四的纪念无法适应转变、失去本土视角，也只会与新一代日渐疏离。这将使他日香港在两地的政治互动中，失去主动面对中国的介入点，新一代往后所承继的香港，恐怕只会比现在更为陷入被动的不利位置。
（郑司律，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