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许多人抱著雀跃的心情迎接这一日，也有人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担纲整场演出总策划的，是被视为深绿、拥抱本土意识、多年来致力在各乡镇推广儿童亲近戏剧演出的纸风车剧团。然而就职大典前，媒体报导演出中将“再现社运抗争”作为对历史的记忆和礼敬，却引爆社运圈对于收割、收编的疑虑和愤怒。
随著典礼落幕，剧本中僵化、单一的史观，复制了族群刻板印象、甚至以殖民史观谈及对原住民族的“教化”，瞬间在社交媒体上引来议论。在台湾人民比起20年前普遍更具本土意识的今日，我们记忆、拥抱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本土”？
“再现”社运的争议
典礼前两天，传出表演中有“再现”过去几年著名的社运抗争桥段，包括大埔案、洪仲丘事件、太阳花运动等，社会一片哗然，各NGO团体纷纷表达强烈抗议，让负责典礼演出的纸风车剧团急忙发出道歉声明。
纸风车董事长柯一正更出面表示，一切与民进党无关，是剧团的责任：“纸风车的乡镇儿童艺术九年来跑遍台湾各角落......从先民渡海、各国争据、族群互斗、国民党迁台、228事变、学生运动到近期社运风起云涌，演了两百多场，观赏者像在看台湾近代史，没有人抗议。相似的剧码搬到府前演出却引起这么大的抗议和指责。”
各方意见交锋下，纸风车决定取消争议桥段。
这个决定，引发了“事前审查干预艺术创作自由”的疑虑。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场演出不是发生于剧场舞台，这是国家仪典。创作自由和初心，需要跟所有公民群体的感受与权益，摆在同一个天枰上衡量。创作者作为公民社会一份子，是不能用创作自由，来回避外界检视批评的。
特别在此刻，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仍有继续有土地征收争议、各种开发利益在蠢蠢欲动，而民进党版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还有不少藏在细节里的魔鬼，对台湾的伤害可能不下于引发众怒的服贸条例。
在此背景下，这场国家仪典中的演出不可能“只是表演”。每一个事件，都是活生生、真实的生命困境。在剧场舞台，那可以是种致敬；但在政治责任起始的就职典礼上，这些“再现”，必然成为被操弄的符码，也让人将运动团体过往的努力当成民进党的成就。称其收割也好、收编也罢，都不利于公民团体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继续尽监督之责。
民俗文化去脉络的肢解
除了社运抗争桥段的争议，此次就职大典的舞台，原本以民间信仰的建醮大典的大红概念设计，一曝光起就掀起文化界一番论战。
论战一方认为民俗不登大雅之堂，无法匹配国家大典；另一方认为民俗有其深度、有其丰富多元，更能代表人民，体现民主精神。就职典礼表演节目的总策划，纸风车剧团创意总监李永丰除为社运争议致歉，也表示：“个人一生致力让国家剧场走入乡野末梢，引庶民美学迈向中央殿堂，甚至让社会力量在政治禁忌空间绽放。”
在这场争议中，我始终倾向“民俗有其深度”的这方，质疑另种观点的菁英主义。只是，看完这场演出，我却没看到民俗的醇厚、文化的丰沛底蕴与多元，反而看到干瘪、样板式的展示。搬到凯道的妈祖绕境、八家将、宋江阵、庙会等，虽试图呈现台湾庶民文化，在这里却被当成元素拆开、再为热闹场面功能性的拼装，让原本极具祝福性质的仪式，失去了为国家、为人民带来精神安定与能量的意义，只成为零碎的妆点片段。
而在各种典礼中已被用到烂的元素：台湾小吃，仍是速食观光导向的呈现手法，缺乏食物与土地的历史连结。不论是大菜还是小吃，饮食代表的不只是抽象的家乡味、复古的流行，还有跟土地、生活、阶级、族群的背景连结。有了连结，饮食才能成为文化，而非仅是商品。
样本化的族群再现
整场演出中，也充斥对于各种少数族群样版化，甚至是失实的再现。
例如，演出开场，就让穿戴著官方承认的十六族传统服饰的舞者，在主舞台上牵起手共舞 ──不管多数民族根本是不牵手、不跳这种舞的。司仪旁白还硬将达悟误植为雅美，不管其已正名；而那些自台湾被命名为“福尔摩沙”后，被外来者消灭、消音的民族，又有谁记得、有谁愿意诉说他们的故事？
不过就在一天前，法院才判决西拉雅人争取正名败诉。眼前这个既荒谬且羞辱的场面，让原住民各族代表被迫唱著、跳著不是自己族群的歌曲和舞蹈，只为了满足汉人中心对原住民的想像，让他们从原本该被感念的主体，成了表演工具。
客家族群也在这种符号式、工具化的节目安排中露脸。虽然在服装设计上终于把蓝衫还给客家，没有再错把花布穿在身上，但整段演出还是不出桐花、山歌、纸伞等扁平而单一的刻板印象。
而号称向新住民致意的桥段，仅仅聚焦于“外籍新娘”，丝毫未提数十万移工对台湾经济发展与建设的贡献、无视他们作为台湾最大长照劳动力的付出。更让人错愕的是，节目安排一群新住民女性穿著传统服饰，在舞台上载歌载舞，配上的投影却不是她们的生活剪影，而是些东南亚名胜景点的风景图片；整个桥段编排活像婚姻仲介广告，瞬间有种置身人肉市场的错觉。
在表演最后出现的，是由六色写成的“PEOPLE”看板，于歌声中通过凯道观众席；舞台上的投影也打出了大大的、由六色彩虹组成的“PEOPLE”字样。这看似抚慰性少数族群的象征，真的从头到尾只是象征，因为整场演出到就职演说，都未提及任何女性和性少数所承受的不公与困境，让这里代表著多元意义却失语的彩虹，成为这场演出里，另一个样本化的符码，没有实质的尊重。
《台湾之光》的史观瑕疵
除却社运抗争“再现”的争议，以及对传统文化、族群的样板化呈现，这次纸风车诠释的台湾历史《台湾之光》，还出现若干扁平、不正义的史观，或是在演出设计上的缺憾。
演出前半段从先民渡海一直到日治谈起，叙事角度却仿佛被旧课纲的鬼魅附身。虽说原住民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不管是内容还是司仪旁白，却对他们四百年来遭遇的屠杀、迫迁、文化侵略避而不谈；连“抗日”都是以汉人中心视角去叙述。例如节目开场司仪竟说：“西方世界的宗教信仰，也因此留传到了台湾来，改变了许多原住民们原本‘粗旷而草莽’的习俗，但改变不了的是原住民们的纯真与自然。”话语中在西方/ 原住民之间的刻板对比，霎时引爆众怒。
近代史的部份，对二二八事件的呈现是演出亮点。当现场以民俗技艺的踩高跷，点起白灯笼为亡灵引路，熟悉历史的人很难不落泪。在表演手段上，以中国样板话剧的形式呈现“国府版台湾光复”，也成功的达成以艺术手段针砭历史的目的。然而对国民政府时期，外省军民的文化描述，却只取其以歌舞升平、民歌潮，来对照台湾人民的水牛精神，再次延续了族群对立的刻板印象。
后来，在巴奈、林生祥和灭火器乐团的歌声中，凯道化身为一场台湾民主发展巡礼。演出人员拿著大型看板、道具，写著争取民主过程中各个重要事件，如游行般缓缓经过舞台。然而当巴奈唱起“黄昏的故乡”，如此幽咽，投影幕上放著一张张白色恐布受难者的判决书、信件和照片，经过舞台的却是《嫁妆一牛车》的队伍。时序上设计的瑕疵，破坏了这个值得静默悼念的时刻。
对比之下，当灭火器唱起岛屿天光时，一面蓝底、画上绿色台湾岛的大旗，穿过观众席缓缓进场，这种“致敬”，远比将抗争事件“再现”的演出，要好上太多。
大型仪典文化再现的局限？
纸风车剧团强烈的本土认同，以及过去深入台湾乡镇巡回演出的经验，是他们能在这次总统就职大典出线的重要原因。其呈现结果引来众多负评，不免让人感慨。
其实，考量现场环境条件，纸风车当天演出零碎、难有整体感，也算非战之罪。在非体育场的户外环境编排大型典礼，本来就难；本次表演区又被切割，除了主舞台，还涵盖主舞台正前方的凯道，以及延伸至观众席底端的T字型区域。表演的设计排练，必须同时顾及好几个视角：包括舞台上的使节贵宾、电视台摄影师取景、空拍、及凯道观众席。这都增加了难度。
然而除了现场空间与技术因素，回归创作本质，前述种种争议仍让人不禁深思：在这类大型仪典中，文化内容的再现，如何不会令其失去生命力？如何能不被样板化？在场地特性和时间的限制下，策划者必须选取明显易辨识的文化符码，也因为如此，必然冒著去脉络化的风险。
过去各种大型赛事的开、闭幕式，也都面临著类似考验，鲜有成功之作。即使像2006杜哈亚运、2012伦敦奥运，靠著科技运用和精巧编排克服场地限制，仍无法免除文化内容被断裂呈现的危机。作为总统的就职大典，除了仪典型式本身所带给文化演出再现的挑战，更包括那个困难的老问题：当文化被用来妝点政治、甚至为政治服务的时候，它必然面临艺术在社会功能、创作与伦理界线的种种考验。
而这场就职大典，折损的不只文化，连历史都被拉下水陪葬了；纸风车这场不成功的尝试，留给文化界许多必须思索、必须一一面对的问题。
（乔瑟芬，曾任职媒体、出版业与表演艺术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