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6年4月，《时尚先生》杂志和腾讯新闻一起策划了一场“远离电子产品”的真人在线直播节目──黑镜实验。媒体人如何在信息爆炸过载，电子设备成瘾的今天求存？《时尚先生》的副主编杨潇在“黑镜”之后为我们写下了这段文字。
两年多前，我在《纽约客》上读过互联网研究者Evgeny Morozov的一篇文章，文章讨论的是互联网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却在开头把我们带到了1924年的魏玛共和国。
这年的11月，德国社会学家Siegfried Kracauer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抱怨现代城市生活的评论：街边的廉价烟酒广告牌劫持了人们的神经，电影和剧院上演着不属于任何人但让每个人都精疲力竭的生活，而收音机则把我们置于一个永远在接收，永远胸怀伦敦、埃菲尔铁塔和柏林的状态。这些城市资产阶级啊，Kracauer感叹，“在热闹喧哗中越陷越深，最后忘掉了自己还有一颗大脑。”
该怎么办呢？Kracauer的药方很简单：无聊休克疗法。在一个大家都出城兜风的阳光明媚的下午，把自己锁在屋里，拉下窗帘，躺在沙发上向无聊投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调动出自己那些荒唐的、未经修饰的想法，进而达致一种“神秘的喜悦”，最后学会与自己相处，“你不再被应该做某事的欲求所束缚，什么都不做也能泰然处之。”
那是1924年的药方，Kracauer大概不知道，就在同一年，英国人发明了最原始的电视机，用电传输图像成为可能，电视时代随后到来，拉下窗帘的屋子不再是避风港，沙发也只会批量生产“沙发土豆”，而在智能手机时代——因为电脑不在身边，所以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我用笔在本子上写的，期间我至少三次摸出手机上网去搜索资料，却在拿起手机后就开始回复微信、查看朋友圈或是做点儿别的什么，以至于几分钟后我要四顾茫然一两秒：等等，我是要来干什么来着？
那种茫然的感受有点像，周围白茫茫的一片，似乎水汽很大，你正以极慢的速度腾云驾雾。我想，Morozov用更学究的语言描述过的也是这种感受：我们正在被无时无处不在的连接（connectivity）、接收(receptivity)和当下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now)所攻击。
将近两年前，我参与了前东家的一次改版，提议之一就是开设一个诊断时代症候的专栏（这个专栏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典型的传统媒体的思路：找到重要的议题，然后把它条分缕析给读者，因为我们相信，读者是需要better informed的。
两年间，传统媒体加速衰落不必多说，我现在所供职的《时尚先生Esquire》中，几个写特稿的同事有时会聊起，这年头，你的稿子不能只是好或者很好，而得是超级好，才有机会在热闹喧哗的自媒体汪洋大海里杀出一条血路。
事实上，我们最受瞩目的两篇特稿，《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和《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还真是“杀”出了这条血路。已经很明显了，无论是信息过载还是用户下沉（2015年，中国网民大专以上学历者占不到20%），造成的直接结果都是，你必须直面读者那些最基本的人性。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越来越平的世界有可能变得越来越渣。
想象一下如今的“普通读者”，文化程度和理解力不比当年，还处在无时无处不在的连接、接收和当下的暴政的信息轰炸之中，看起来——无意冒犯——和E.M.福斯特笔下的原始人可堪一比：他们都“是些头发蓬乱的听众，围坐在营火旁打哈欠，因为跟猛犸象和遍体生毛的犀牛较劲儿疲累不堪”，假设这些围坐在篝火旁的哪一位，是一个原始人中的作家，或者一个记者，再或者一个新媒体运营者，总之他的工作就是引起那些疲惫又健忘的同伴的注意，他有哪些办法呢？
他可以选择裸奔（我们假设那时的人已经学会了用棕榈叶遮羞），可以学剑齿虎的吼叫吓唬人，还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丑博大家一笑，但体面的办法，或许是给他们讲一个故事。人们会被悬念所吸引——这也是最基本的人性之一，人们会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2016年3月29日晚上，当我在清华大学的荷塘边用4G信号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个多小时“黑镜实验”直播时，我想的就是这句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了，我关注它首先是因为这是我们做的，看着史航在那个小小的屏幕里独白时我也有一些复杂的、难以捉摸的感受，可是说到底吸引我的还是悬念：史航接下来会做什么？戒网后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会和镜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镜头外的世界又会作何反应？
“黑镜实验”是Esquire实验室探讨网络时代人之境遇的三个实验之一，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我们仍在采用Kracauer的药方，关闭屏幕就相当于拉下窗帘。我们最早的想法是实验者要完成一篇感受丰富的体验式特写，后来腾讯新闻强大的团队加入实验，我们有了把这七天拍成一部短纪录片的可能，再接下来，腾讯提议，双方一致同意，7x24小时直播。
直播收看人数在第一天就逼近了一百万，有那么几个小时在线人数以每秒100的数字往上窜，最后你会发现，媒介即信息，形式即内容，直播本身就有了生命，成了故事，所以那一百万“原始人”才会被吸引（嘴上虽然骂着无聊），不然的话，用福斯特的话说，“观众们一旦猜到了接着会发生的事儿，他们要么就会睡过去，要么干脆杀了他。”如今人们不会再杀掉故事讲得不好的人，但考虑到普通读者的状况，这一行的危险程度很可能又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年代。
我觉得，这才是理解“用黑镜直播反抗黑镜”这一再明显不过悖论的关键：我们都生活在悖论之中。黑镜的创造者们必然要乐观、野心勃勃，研究人性开发人性，倘若让他们时时抱持着反乌托邦的警惕之心，可能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黑镜的实验者（或者说记录者）呢，打算行使自己的职责，检视人性反思人性，可他们没打算和人性作对。他们终究还是希望人们围坐到篝火前来，而不是纷纷散去，或者睡去。
可是事情还没有完，你会问，热闹了也喧哗了，那颗被忘掉的脑子怎么办？那可能得倒推福斯特说的另外一件事：故事实在太古老了，就像脊椎和绦虫一样，“我们越是深究故事，越是将故事与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些更加优美的层面剥离开。”那么，在找到故事后，我们接下来可以做的，就是把那些更优美的层面，一层一层地加回去。
我们可以探讨在线与即时反馈，它原本是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的，结果却摧毁了我们的耐心，把我们变成嘴巴一开一合的只拥有短时记忆的鱼类，像吸食鸦片一样吞食信息，还总是担心错过什么。我们可以探讨他人的目光，它原本可以帮助我们确立和理解自我，结果却借助社交媒体的“逼视”最终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忙着摆出各种pose，管理自己的形象——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其来有自，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无处无时不在。
我们看到一处美景的第一反应，是要拍下再分享出来，仿佛我们不借助别人的眼睛就看不见它——对了，还有拍照，它原本是帮助我们记录生活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它就成了生活本身，我们体验一件事物的方式变成了给它拍一张照片……这些都是我们或多或少感同身受的，但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人，通过“黑镜实验”或者别的什么，来“经验”给我们看。就好像Evgeny Morozov洋洋洒洒写了那么长警醒互联网的文字，可他仍然需要一个计时保险盒来逼自己在需要的时候“断网”（手机自带的那些帮人集中注意力的app不够强力，他说），这很讽刺吗？也许。但这就是我们的人性。
（杨潇，2014哈佛尼曼学者，《时尚先生》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