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晚，台北市第五选区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候选人林昶佐（Freddy）的竞选办公室外人声鼎沸，他站在宣传车上向支持者们宣布自己当选。现场一片黄色旗帜的海洋，人们高喊“Freddy冻蒜！”（编按：“冻蒜”为台语，意指“当选”）长达10个月的选举期结束了。
这时候，吴峥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他是林昶佐的竞选总干事，也还在念台大政治系。但是给他休息的时间并不多，紧接着，不到两个星期之后，他将跟着自己的“老板”林昶佐“回到”立法院，开始以国会助理的全新身份活跃在台湾政治舞台上。
2年前的“318反服贸运动”当中，吴峥曾以“占领者”的身份在立法院议场进进出出待了24天。选后再次回到立法院，他说：“感觉蛮魔幻的，会想起那时候在议场内谁在干嘛，想起议场内的摆设，现在有种做梦的感觉。”那时候他从没有想到，会用这样的方式再回到立法院。
走向政党 进入体制内
感觉像做梦一样的318运动参与者并不只有吴峥，随着民进党在年初的立委选举中赢得国会多数，加上新兴政党“时代力量”异军突起拿下5个席次。这两个政党选后需人孔急，这让一部分在两年前参与318运动的年轻人 从“体制外”走进了“体制内”，进入党部、政府工作，当然“重回”立法院的也不少，只不过这次不是占领抗议，而是担任委员助理。
在318运动期间担任议场内纠察组组长的黄燕茹，目前是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陈曼丽办公室的行政助理；在2015年，她先是做了一个让运动伙伴们都很惊讶的决定──到民进党担任党工。
黄燕茹从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开始，便活跃于社运圈，之后不管华光社区反迫迁、抗议苗栗县政府强拆大埔民宅、苑里反风车发电，这个习惯站在街头，用身体冲撞公权力的女生将自己归为“冲组”，或者如香港社运圈所称的“勇武派”。
“我是那个最符合大家‘社运印象’的人，但是却选择进了民进党工作，这当然让很多人惊讶。”这也为她带来不少指责和批评。甚至有曾经的运动伙伴指责她是“向利益靠拢的小政客”。
对于黄燕茹来说，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为了生计。研究所刚毕业的她需要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支持她继续走下去，而民进党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我觉得我还是天生适合体制外，我会被那种热情呼唤。我更喜欢街头。”但是现实不得不让她做出选择。
虽然在加入民进党之后，黄燕茹受到不少来自社运圈伙伴的指责，但是她还是认为，体制外的存在是必要的。“任何一个执政团体都需要受到监督。另一方面民进党判断事情的标准就是──社会有没有共识，声量有没有够大──所以体制外一定要一直存在。”
就个人层面，黄燕茹认为体制外的人如果不排斥跟体制内的人沟通，就可以很好地“拉住体制”。例如：“在体制内很容易遇到开发主义，会忘记当初的立场或者模糊掉，就比如我也常遇到支持开发桃园航空城的立委，这时就需要体制外的朋友一直提醒，才不会迷失在开发派的立场和论述里。”
在体制外监督是一个层次，进入体制去处理问题，是更大的挑战。以往我们都比较理想化的去思考，有些膨胀。
除了黄燕茹以外，进入体制的“太阳花们”还有议场干部王信允和深入参与运动的张媛婷。他们目前在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林静仪办公室工作。318运动发生当时，林静仪担任行政院“性别平等委员会”委员。324行政院占领行动警方强力镇压后，林静仪第一时间辞职抗议。
对于这份工作，张媛婷则怀着敬畏的心情，“喜欢我的工作，但是很害怕，怕自己的能力不足。”除了挖掘议题，她还期许自己能够成为民间组织与立法院之间的桥梁，而这个桥梁并不容易当。“在做一些议题我会担心会不会有踩线的问题。我跟很多NGO组织一起共事过，在议题处理的界线上，还要学会拿捏，处理好和体制外的关系。”张媛婷的工作一方面要将NGO们的意见带进体制内，写入质询稿，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尊重深耕各个议题的NGO们的主体性，不能让NGO为体制背书，她很怕自己会帮倒忙。
王信允和张媛婷原本的人生规划中，都没有想过要成为政治工作者。张媛婷说，“我原本想要乖乖念完书，从事学术工作。”对于进入民进党工作，她并不愿意主动跟人说起，害怕被贴上标签。“有时候你跟别人讨论议题，人家一听你在民进党工作，就会说你就是不中立。”
对于体制内外位置的不同，王信允比较说：“过去是监督，要喊的大声，让大家知道问题。现在很深刻感受到，在体制外监督是一个层次，进入体制去处理问题，是更大的挑战。以往我们都比较理想化的去思考，有些膨胀。但是在现在的身份下，我必须依靠现有资源，依照法条和议事规则，在能够撼动的部分去做改变，还要去了解不同法令背后的意义。”
王信允则将国会助理看成双重身份。“立法院本身就是监督的角色，我站的位置是延续了我们当时在议场内，在街头上的这些理念，拥有更多资源来监督政府。当然，立院的所有行为也必须受到人民监督。”
面对昔日战友 理性说服
在318运动期间，“杜孟函”这个名字不太为人所知，但是只要提到他经营的直播频道──面线台，很多人会马上用力点着头，“我知道”、“我知道”。
318运动期间杜孟函所经营的线上直播频道称作“面线台”，面线是台湾最普及的小吃之一，用这个名字，象微“面线台”的讯息能够穿透台湾大街小巷。近50万人通过他的手机镜头观看运动现场状况，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1万1千人。
杜孟函现在是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许智杰的助理，日常工作是准备质询稿。“这份工作要比我想像中的更复杂，很多质询要弄好，并不是说我打开电脑找好资料就结束。要分析比对，要看很多资料。有些没兴趣的也还是要看，要全盘了解。”
网路世代出身的他，有自己搜集民意的方法。PTT是台湾最活跃的论坛，也是年轻世代重要的意见表达平台。前不久，故宫南院发生12兽首案，作为“乡民”之一的杜孟函将PTT上的意见搜集整理提供给委员参考。“质询稿并不是凭空制造的，要透过各种渠道去找，毕竟最后要接触的都是人，网路是最快的方式，可以支持接触民意，也让我们不会一意孤行，会多看别人意见。”“这是一份有使命感的工作。”
检视现在的位置，杜孟函认为自己正处在一个“被监督”的角色，在被问到是否会担心受到体制外的朋友抗议时，他说“当然会啊，如果你的法案有问题，体制外的人一定会抗议。你不可能将法案‘提后不理’。要跟体制外的朋友们去讨论这些法案。”
318运动结束之后，身边陆续有人进入民进党工作，她（曾柏瑜）也认为这样是相对轻松的阳关道，但是她最后选择了独木桥。她选择了加入小党，投入选举，希望打开年轻世代参政的可能性，获得实质政治影响力。然而她的愿望没有实现。
想在立院生存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之外，同时还要面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立法委员和国会助理对于议题的看法不一定所有时候都是一致的，像王信允和张媛婷这样，遇到一个和自己理念、价值、做事方式相近的“老板”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一旦面对和自己价值选择不同的“老板”，国会助理就不得不面对挣扎和摩擦。
在大选之后选择进入体制内的，还有刚刚从政治大学社会系毕业的曾柏瑜，目前她在台北市政府媒体事务组担任机要专员。在2016年的大选中，她作为“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的区域立法委员候选人，投入新北市第十一选区的选战，在这个深蓝选区迎战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候选人罗明才。
在318运动期间，她担任黑色岛国青年阵线行政组长，后期主要处理媒体事务，写新闻稿、对外发言、接受采访以及上政论节目，当时她是节目争相邀请的来宾。但到了自己选举，曾柏瑜感受到了什么叫“此一时、彼一时”。候选人太多，没有“爆点”就上不了新闻。要上政论节目讨论议题也变成不可能的事情。
“318时期参与政论节目的制作单位会给你少许车马费，可到了选举，想上一次政论节目，要价新台币3万元。3万对于我们自筹选举经费的候选人来说负担太大了，最后只好放弃。”
说到参选的初衷，曾柏瑜说这来自于她的“叛逆”和“不甘心”：“318结束后的那个暑假，我还不想面对妥协这件事情，很不甘心又很急。”
318运动结束之后，身边陆续有人进入民进党工作，她也认为这样是相对轻松的阳关道，但是她最后选择了独木桥。她选择了加入小党，投入选举，希望打开年轻世代参政的可能性，获得实质政治影响力。然而她的愿望没有实现。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很习惯成为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那就意味着我丧失了很多理想性，习惯了做出妥协。
为了这场选举，曾柏瑜花掉了爸妈为她存下的创业基金，当问到现在会不会鼓励年轻人参选时，她立刻摇头。“不会，不要再傻了，我是很侥幸刚好可以选的人，都已经这么辛苦了。我现在觉得参政有很多方法，不一定要参选。”“其实现在想想，自己其实蛮笨的，走了一圈之后，还是不得不跟现实妥协。”
选举结束之后，曾柏瑜进入了台北市政府任职，她期待自己可以通过这份工作了解一个市政府以及市议会的运作。
但面对未来，她没有忘情选举，她说2017年，她将回到新店，开始准备新北市市议员的选举。现在正与之前的竞选伙伴一起做新店在地组织。
“为什么还要选举？你不是不建议年轻人参选吗？”记者反问。
“我可能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吧。”曾柏瑜表示，之所以还继续坚持要选举，也是在和“向现实妥协”斗争。“两年前我在想要不要去做政治改革，我对于那24天（318运动占领立法院24天）内发生的一切都很厌恶，我们要一直面对跟政治做出‘交换’。但是我男朋友说，至少你还会厌恶，这不是（一个好的）政治人物需要的吗？我决定要跟这个厌恶相伴成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很习惯成为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那就意味着我丧失了很多理想性，习惯了做出妥协。”
写文章 体制外的选择
318运动的“太阳花们”除了选择进入体制，也有人选择留在了体制外。他们也表达了和进入体制的同伴不一样的观点。
清华大学社会所研究生魏扬正面对着写论文和毕业的压力。他曾是“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总召集人，“黑岛青”是组织318运动的核心团体之一，他个人从2013年夏天就开始关心服贸议题。在整个318占领运动期间，魏扬最为大家所知的是在324冲击行政院事件中被当作首谋遭到羁押。
回忆整个318运动期间，魏扬对端传媒记者说，尽管和其他社运成员一样，希望自己相信的价值能够实现，“但是我没有办法独排众议地决定事情，我不是这样的人。那时候林飞帆就跟我说，我太优柔寡断，应该要干脆一点。”
318那时难以面对群众作出决策的魏扬，现在决定用他的方式影响别人──写文章。
“我的朋友们常说‘魏扬，字文长’”，他的每篇文章都是几千字，这对于网路时代的人们来说具有一定的阅读挑战性，但不论是服贸或国会改革、或在选举期间支持小党的论述，都获得不俗的反响。
去年10月，原本在写论文的魏扬不得不停下手上的进度，和同学陈为廷一起“还人情”，他们要还的人是曾经多次担任两人辩护律师的邱显智。当时邱显智决定以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候选人的身份投入新竹市的选战，他的主要竞争者，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
与其他时代力量区域候选人相比，邱显智团队选的格外辛苦，因为时代力量在其他区域的候选人，都获得民进党不同程度的支持。此外，邱显智在国会改革的议题上，向民进党资深立委柯建铭发难；但是他们的挑战被指为“背信忘义”，忘记了318运动期间柯建铭的帮助。“舆论对我们很不友善，甚至觉得我们在扯时代力量的后腿。”
魏扬透露，当时时代力量需要民进党天王级的人站台，因此民进党会希望时代力量约束邱显智。虽然时代力量不会要求邱显智“封口”，但是还是会要求邱将言论修软一点。到后期，邱显智没办法去参加台北一些大的造势活动，只要有柯建铭在，有民进党在，邱显智便不会出现。
我一直认为第三势力不只是党，而是更多元的价值。比如一些左翼的思想，一些选举中绿社盟（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在思考的事情。如果这些真的能带进国会，那才是有新的可能性。
魏扬并不认为时代力量党中央刻意“放生”（编按：意指放弃）邱显智，但是在情感上他还是很难过。“特别是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时代力量内部有人说‘时代力量3席全上’，我很受伤，那邱显智算什么？我就此认清了政治现实。”
“什么样的政治现实？”端传媒记者追问。
“过去在NGO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求同存异，但是在政治领域就不行，有时候就不能妥协，要让自己的立场凸显。但这还不错，以前我们都糊糊的，好像都是一挂的，都信仰自由、平等、民主等等价值，但是这次（指2016大选）凸显了大家的不同价值，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核心价值，那么，我们在自己的核心价值之上，再寻求合作，而不是一味的‘整合’。”
魏扬表示，选举之后，时代力量取代了台联的位置，这样看来整体的结构也没有多少改变。尽管不能把时代力量和台联就直接划等号，但是他们承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相似度很高。
魏扬说，国会会不会有所改变，之后要看时代力量能不能开创出新的价值。“我一直认为第三势力不只是党，而是更多元的价值。比如一些左翼的思想，一些选举中绿社盟（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在思考的事情。如果这些真的能带进国会，那才是有新的可能性。”
不碰选举 推动宪改
清华大学社会所硕士一年级的许恩恩，目前在公民宪政推动联盟（NGO）担任兼职秘书，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介民的研究助理。在318时期，她的工作是打会议记录。这个要下苦功，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资讯的有无代表权力的界线，能看的到会议记录的人就在那个权力范围里面，看不到的就不在。我常常把会议记录做的很完整是因为，大家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这也决定了资讯的边界和效力。”
对于参政她有更多的保留。“在 318时期有很多的机会来临，有很多机会能马上拿到权力，但是我不敢碰，选举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的。”对于权力的拿捏，到现在为止她还没有想清楚。另一方面，许恩恩表示，自己的物质条件也让她无法去挑战，“我家里是第一代689（编按：指马英九和泛蓝阵营支持者），搞社运已经和家里有很多矛盾，我不想跟家里有更多的冲突。所以我不太敢去碰选举了。”
她选择了另一条路径介入政治。她参与了公民宪政推动联盟，推动宪改议题，“这是高度政治的，虽然不是去选举去助选，但是也是在体制外推动政治改革。”
2014年11月29日，无党籍的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此后他开始推动竞选时的政见──在台北市推行参与式预算。许恩恩和她的团队接到了一些这样的培训委托，“我去了很多区公所，看一个新的政治理念在基层的反应，我很想知道体制内最基层的看法。”
许恩恩在区公所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找不到所谓的“公民”，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出来投入参与式。而前来参与的人很多是因为里长的动员。也是从这里开始，她认识到台北市的各个区域长什么样子。
然而，现实和想像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参与式预算看起来很好很进步，但是真的推起来不一样。我第一次去公务员的培训时，我很震撼，这和在学生社团看到的状况完全不一样。这些公务员眼睛里是没有光的，我们都以为一个进步的首长推动一个政策，就能落实的，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也知道那个运动伤害是没有被好好处理的，就像现在听到〈岛屿天光〉，还是会有挣扎纠结、还是会掉泪，那个集体的创伤是我们当时都没有处理的。
如今，318运动已经过去两周年，这些曾经活跃在运动现场的年轻人们，在新的位置上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走出了318运动的情境，但有人还没有。
魏扬说，318这场运动就是他这两年的人生，从反服贸一开始，他的人生，他的人际网络，以及的学术追求都是。“从运动一开始，我和我在清大的生活圈脱离了，进入到了一个台北的社运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经贸的领域。我开始从区域经贸整合的角度思考台湾的社会运动，和对于泛左派领域的一些思潮的挪用，这些都构成了我新的问题意识。”
两年前，受访的运动者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巨大的政治局势翻转。曾柏瑜说：“当时我们都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不够对，有一个很失败的收场。但是两年后再看，我们共同造就了一件伟大的事。”她认为318运动改变的不一定是他们当初想改变的事情——退回服贸，而是改变了社会氛围，这样的改变很难量化，却实实在在撼动了台湾政治。
王信允并不觉得“318两周年”是个庆典式的纪念日，而是在不停的提醒当时的初衷，检视当时的留下的遗憾。“我也知道那个运动伤害是没有被好好处理的，就像现在听到〈岛屿天光〉，还是会有挣扎纠结、还是会掉泪，那个集体的创伤是我们当时都没有处理的。那么在当时没有处理的状况下，要怎么转化……”
王信允最后停顿了一下，还是说了：“但是，我是真的很想念这些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