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8日，由于国民党籍立委张庆忠在立法院议场混乱的局面下，以30秒的时间，快速宣布与中国签订的《服贸协议》已通过审查，送院会存查并散会，使得社会期待的原本立院朝野协商同意的“逐条审查，逐条表决”无望，引发了学生与社运团体的抗议，当晚进而占领立法院，抗议立法院丧失民主监督的功能，让行政权专断。占领行动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在各界陆续加入声援下，持续了二十多天，其间并成功号召五十万人上街游行支持，是为“太阳花运动”。
“太阳花运动”如果不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马英九总统执政八年的重大分水岭：在“太阳花运动”之前，公民社会已经累积多年关于农地开发、劳工资遣、都市更新、军中人权、核电存废等议题的抗议运动的不满与能量，在这场运动中一并展现了惊人的爆发力；之后，社会对“新政治”与“新世代”的期待，号召了大量“政治素人”投身政治，去年“九合一”地方选举的结果充分展现了这个社会氛围的变化，资本家的“经济安定牌”不再奏效，小市民的“戴维战胜巨人歌利亚”剧目却在各地奏捷，激励人心。
这股风潮延续到今年，面对2016年总统与立委选举，“太阳花运动”成员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与时代力量等新政党投入国会选举，民进党也以全面世代交替与不断吸纳社会新议题来寻求多数选民认可，而国民党则在崩盘阴影下，不断出现各种避战、退选、跳槽、自爆丑闻的状况，声势每况愈下。
反中情绪背后的阶级正义与世代正义问题
乍看之下，“太阳花运动”似乎是一场反对马政府过度亲中的经贸政策的“反中运动”，但放在更宏观的历史发展脉络下来看，这几年台湾各式社会运动发展在数量与规模上都是民主化之后所仅见，许多年轻学子加入各种社会弱势群体的抗争行列，更凸显了这波社会运动有追求阶级正义与世代正义的色彩。
事实上，过去二十年，在全球化的风潮下，台湾的产业大量外移，八成以上群聚到中国东南沿海，台商多半因为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得以迅速扩张而财富快速累积。
反观产业大量出走的台湾，却因为政府没有前瞻性地针对人力资本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相应的资源分配与制度设计的改革，而企业也在没有诱因的情况下不愿投入研发创新或开创新的产业，资金都流向海外或房地产开发，造成台湾产业逐渐空洞化。
当台商在中国大赚其钱时，台湾新一代受薪阶级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工作环境越来越差，实质工资十五年来不升反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从1990年代的0.3升高到2010年的0.34，若以社会前20%与后80%的薪资比例来看，也从5.18倍上升到7.67倍，虽然与基尼系数接近或超越0.5的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比，台湾的贫富差距仍不算大，但却超越了原本贫富差距比台湾大的南韩，而且超越之后的差距越来越大。
蓝绿两党“旧政治”无法处理“新问题”
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特色是以中小企业出口制造业为发展主体，这群中小企业资金自筹、市场自闯，致富不靠政治关系，成为台湾民主化背后的重要社会支持力量，也使得当时的反对运动，也就是后来的民进党，在意识形态上是强调打破党国资本垄断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市场力量时，与国民党并没有明显的左右差别。
民主化之后，由于威权时代的转型正义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以及中国崛起对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造成极大的限缩，台湾选举的主轴一直无法摆脱统独意识形态争辩的认同政治。然而，经过两次政党轮替，台湾人民也越发明白，国际现实政治的结构限制，短期之内统独都不大可能实现，自然对蓝绿国家认同动员的“旧政治”感到厌烦。尤其是年轻人，在传统蓝绿切割的政治动员中看不到关于经济环境变差、贫富差距拉大的解决之道，对政治渐渐冷漠无感。
这几年社会运动的再次风起云涌与“太阳花运动”的实力展现使得年轻世代的政治效能感大增，相信行动是有可能带来改变的。既然既有政党不敢得罪大财团，不愿意提出加税、增加福利支出、改善劳动条件、保护环境等伤害财团利益的政策，这些长期耕耘社会运动的ＮＧＯ团体就自己成立新政党，投入国会选举改变政治。
新世代从政的“三座大山”
如果社会运动的增加是代议政治失灵的表现，那社运工作者成立政党投入国会选举则可为国会注入新血，提高代议政治正当性。但当这些怀抱理想却缺乏资源的新世代力量投入选举后，才发现台湾既有的选举环境进入门坎多高，多么不利于小党发展。
首先是选举文化。台湾在威权时代就一直有地方层级的选举，当时政治人物不好谈政治敏感话题，不讨论公共政策，竞选的方式就是勤跑基层，每天大街小巷、市场公园、婚丧喜庆去拜票握手、发放各式各样宣传品。这样勤跑基层的选举方式制约了民主化之后所有层级候选人与选民互动的方式，连今年遥遥领先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也握手握到手腕受伤。勤跑基层、嘘寒问暖不一定代表问政的质量与良心，但却是所有参选者的基本功，要广要深。看似公平，实则有利于组织绵密资源丰富的现任者，因为长期的地方人脉让他们总是比较能够掌握各种场合出现的优势。
第二是金钱。也许也是威权遗绪，不像欧洲一些先进国家，甚至南韩，台湾对于选举花费规范比较宽松，所以有钱的政党与候选人就可以在媒体、在公共场所用大量的文宣、广告来提高能见度与声势，对没有钱的候选人非常不利。而立法委员选举法规又规定登记参选要缴交二十万元台币的保证金，得票率不到2%的政党必须要有十个区域候选人才可以参与分配不分区席次，所以任何新政党都要先筹200万交给政府的基本入门票，才能参选。
第三是制度。目前台湾立委席次太少，只有113席，而选举方式又是采取类似日本的区域立委与政党比例不分区立委并立制，席次少造成区域立委的选区都很大，有利于现任者，而政党票只分配不分区的34席，而不像德国的联立制是包括区域的席次，所以在区域不容易选上的新兴小党就算得到很多政党票，分到的席次也很有限，况且要分配不分区席次还要先通过得票率超过5%的门坎，对小党十分不利。
选举文化、金钱与制度可以说是新兴小党从政的三座大山，压在上面让“太阳花运动”带来的社会力变化犹如在地表之下的岩浆，在政治场域找不到喷发的出口。如果2016的选举，这些新兴的力量没有办法进入国会，而既有政党也没有妥善响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那过去几年高频率的社会运动可能还会持续，台湾的国会让大财团过分代表的现况将持续伤害代议民主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