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端传媒台湾运动伤害专题，访谈了318反服贸（太阳花）运动中，居于不同“战斗位置”的四位参与者。在艺术治疗师顾问的协助下，借助“艺术治疗”的“途径”，使用两副牌卡，与一张空白的面具。
请受访者挑选一张或多张牌卡，说明挑选的理由，藉着图卡的提醒，回顾自己与一年前事件的广泛连结。再透过“画面具”这样简单却直接的方式，投射出内在较不容易被人见到的那一面。采访技巧的说明，详见“太阳花的伤口，愈合了没有？”。
“大家好，我叫黄佩绮，台湾政大社会系、台大社工研究所二年级，我只会说中文（普通话），我会讲慢一点……”扎着马尾，睁着大眼，她一面说着，一面缓缓起身。香港理工大学正举办“2015亚洲进步社工论坛”。
论坛里，黄佩绮代表“翻转社工学生联盟”受邀演讲。这个组织更名前叫做“反服贸社工学生联盟”，成立于318太阳花运动期间。
谁在乎？她要做些什么！
那一天，大家穿着雨衣，撑着伞，黄佩绮在人群中听演讲。自3月18日群众冲入立法院后，三天来她一直守在立院的围墙外，直到21日凌晨传出总统马英九11点将现身立法院；虽然马英九最终并未出现，但“听闻消息时”她心里却万分焦虑，总觉得自己要做些什么。
终于，她等到了机会。
“现场待过三天以上的人请举手！”“有发言过的请举手！”开始有人征求75人进入议场，一楼的进出口已经被警察封住，她和其他人一起排队，先爬梯子上二楼，再从二楼窗户进入议场。
进去后，黄佩绮先被分派防守前往议场内的6号门。她回忆称，那时自己身心的运作都特别不一样；尽管每天只睡一小时，她竟感觉不到疲倦。过去四年，黄佩绮在原住民部落服务团队经验中，看到太多资源分配不公所累积的正义感，一时全在心里爆发出来。“不断与人讨论，那能量超乎自己想像”；例如：当时因为不了解法案“审查”与“备查”的差别，到处问在场义务律师，或与立委助理交谈，只要多作一些讨论，获得知识就能感觉到自己安心一些。
她完全否定过去无知的自己，并在短期内瞬间“政治化”，看待事情、谈话之间变得非常批判。
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她想起当时的情绪，除了对政府感到愤怒，更多是“自责”。她完全否定过去无知的自己，并在短期内瞬间“政治化”，看待事情、谈话之间变得非常批判。在议场内，她与其他人组了“罢工罢课小组”，开始串联多所学校发出罢课声明。
而为找到运动中的施力点，23日她与社工研究所的伙伴们，共同组织“反服贸社工学生联盟”，抗议《两岸服贸协议》里将“社会服务业”项目对大陆开放；此举将冲击中小型老人养护机构。联盟号召27日至主管的政府部门──卫生福利部抗议，3天内连署到1300多人。
在决定27日抗议后，黄佩绮决定先离开议场盥洗休息。怎料，外面世界的“无感”，令她的情绪更加崩溃。
她从和平东路118巷走回台大，这是一条充斥着各种餐厅的美食街，挤满了出来吃饭的学生。“今天要吃什么？要买饮料吗？”从她耳际不断飘过的学生对话，无一对时事的关怀，“她对那样的声音非常敏感”。“请大家多关注服贸议题”，黄佩绮声嘶力竭、疯狂地站在路中间，对着陌生路人吼叫着；最后，她完全忘了喊了什么，只记得自己跪在地上泪流不止，直到一位中年阿伯靠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了声“加油”。
那是318后第一次回家。
休息后她仍是无法走出情绪的低谷。她不懂，心想着：“不是大部分人都应该关心服贸议题吗？”搭乘捷运的时候，她一度控制不了情绪，跟陌生的乘客问道：
“你们今天有空吗？”
“你们可以去立法院吗？”
伤害不来自他人，而是无知
“318里，我可以算是一个运动素人。”黄佩绮说。访问时，她时常转动着眼珠，小心翼翼又略显急促的口吻，仿佛每一句都在督促着自己要思考透澈。
她抽起端传媒记者提供的艺术治疗牌卡，指着图片说：“很像是墨汁滴到水里面、迅速地渲染开来”。接着说：“去年那时候很多‘混乱’无法消化吸收，在压缩的时间下，事情被快速搅动着，没有太多时间分辨自己当下的状态。”
“我在运动里，第一个冲击是社运圈决策团体和原本想像的落差；第二个是现在和过去自己的冲突。”
端传媒记者让她抽一张门卡，请她藉着卡上的画像，形容进入决策会议的感受。她拿的卡，画的是爱斯基摩人住的传统冰屋。记者探询选牌之因，她笑着说：“因为我觉得人没什么温度啊！在一开始的时候。”
最初，尽管亲临现场，她仍不太了解什么是“社运”，也不认识大家口中的“社运圈”。她回忆道，“我不知道林飞帆是谁，也只看过陈为廷在电视上丢鞋。”但是因为串联罢工罢课行动，她被议场内的人找进决策的“二楼小房间”内开工作会议；亦曾参与过一次与公民团体代表一同召开的“联席会议”。在外人眼里，出席会议即代表某种身分的象征，但实质内涵上，她觉得自己仍然被抛在决策核心之外。
看着其他人讨论，她却质疑起自己的意见，觉得自己的意见是否少了一些经验，少了些对于现下运动情势的判断。对第一次参与运动的素人来说，要表达自己真实想法是很困难的，这给了她一种“运动门槛很高”的感受。
不过，开会和相处之间，她看出了别人言谈中的默契，那是共同征战无数场社运、相互建立起的革命情感；现场大部分的人，均参加过如华光社区反迫迁、苑里反疯车等运动，还有更早从乐生运动就开始参与运动的人士。虽然进了会议门，她仍感到隔了层膜；即使她告诉自己，“其他人有社运经验，认识彼此是很正常的。”
手边，她选了另一张牌，是一间树屋的门，从树下有阶梯连接到树上的屋子；这是用来表达她对决策会议的另一层印象。“那好像是要爬很多的阶梯，才有办法到这个小房间开会，或是大家就觉得，在小房间开会的人就比较厉害。”她说。
记得在场内宣布退场前，二楼房间内也有退场的讨论，当时的意见很多元，有部分人主张不要退场。看着其他人讨论，她却质疑起自己的意见，觉得自己的意见是否少了一些经验，少了些对于现下运动情势的判断。对第一次参与运动的素人来说，要表达自己真实想法是很困难的，这给了她一种“运动门槛很高”的感受。
立场与偏见，运动真难
这一次联席会议，令她永难忘怀。她说：“联席会议里，我更不敢讲话”。会议中，她发表罢课罢工，甚至是罢市的想法，当场被运动界前辈大声回道：“你知道那有多难吗！你真的很不懂。”那一句话的直击她的内心。
至于运动里很容易触及，却无法视而不见的立场与偏见，则是她觉得，“运动很‘难’”的地方。
无论是与社工联盟或与罢课小组成员讨论，甚至到后期的“公民审服贸”活动，担任“社会服务业和服贸”讨论小组主持人，她聆听了许多外场对于内场的诸多“好奇”和“批评”。
黄佩绮当时在现场企图做一些“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协调工程，但她发现“超级困难”。例如罢工罢课讨论，应该是很单纯将场内领导、决策者和场外支持者拉在一起讨论；然而，更多时候却是要去考量“立场”和“位置”，否则就得面对“被收割”的质疑。她认为，场内、场外人士皆有其价值，没有上下关系，但碍于场内获得大量镁光灯关注，且伴随“占领”后建立起的常规生活模式，无意间让两者间出现一道隔阂。只是，有心却无实质决策权的她，并没有回应或承诺来自外场人士问题的“代表性”。
“当时可以感觉自己是没有位置的，也意识到自己要先清楚自己的位置，就好像基本的位置，决定了人对事情的基本态度吧，”她不断经历着“组织界限”的纷扰，大家各自标签了“小房间的人、场内的人、场外的人”这样的符号。
而场内外的纠纷，也让她强烈体验“黑掉（名誉受损）”的过程。她形容自己像是被当成“工具人”；同时，自己也工具性的对待自己。
退场前夕，议场内有人要求举办一场与“外场”讨论退场的“论坛”，但当时没人可以主办，黄佩绮承接没人负责的主持工作。
其实运动的门永远都是开的，它没有限制你来，没有人限制你的参与，但是运动其实需要具备各种的条件，你能不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
会议在运动的另一据点——“台大社科院”举行，当时现场来了很多人，台前的她明确接收了参与者对这场会议的理解：“议场内终于要开出一个机会和场外共同决策了！”，但她心里明白，自己并没有权力作决策，这只是一场“集思广益”的会议。大家在现场的炮火与质疑，她完全无法招架，最后大家不欢而散。对她来说，那两个小时的论坛是个“噩梦”、记忆里可怕的两小时。
面对这样的回忆，她只怪自己太大意。她能理解每场运动像是一个同心圆，必然有核心与非核心成员。“其实运动的门永远都是开的，它没有限制你来，没有人限制你的参与，但是运动其实需要具备各种的条件，你能不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会不会被自己的想法局限，你以前用什么观点在分析这些议题，这些都不可分割的啊。”
但撇除“运动的‘难’”，她较不能接受的，是讨论过程中空喊“退回服贸”、“建立监督机制”，然而“自己是否真的看过条例？”“是否真的能改善代议制度？”，她认为，每个人随时都要有的思辨能力。过程中，她眼里看到许多人参与运动的“内在需求”，有些参与者是为累积个人社会资本，转换成运动后的政治机会，“我好像也真的蛮单纯的，”她说，“但也没那么单纯啦”。也看见那些“没有在思考”、打着高空的论述，或是“固守着”特定岗位权力的人士，“这让我自己有一种失落，”她说。
断裂而后重生
“那么，你现在怎理解运动伤害对你的意义？”端传媒记者问。
“运动伤害对我来说，像是我跟我自己的断裂，”她说。正如同她在最后，画上半边的光明，与半边昏暗，象征“分裂”的面具。过去一年多，她几经“波折”，她诉说自己的“情绪线”从退场后都一直有很多不同大小的震荡。
她说，“我几乎斩断过去的自己，否定自己，很快跳入下一个阶段，好像急于想要成为，想要知道更多，更有论述能力，或分析的能量，去想透过什么样的组织方式，或是真能够那么理想，我以前太单纯跟太理想。”自己以前的生活，即便遇到困难，也是充满希望。大学时代，她在原住民部落服务队社团里打滚，走着“温暖人心”的行事风格，生活多彩多姿。但现在，发现社会那么多急需改革的地方，过去的习惯和认知快速被打破与翻转，让她存在更多“现实感”。
她从运动中，获得了“与我有关”的使命感，与捍卫“绝对价值”的勇气。
“我觉得这社会需要更多差异的声音被听见，每个议题你都可找到跟人的关联性，我当初想做社会工作，就是希望人可以活得更有尊严一点、期待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她想起她投入社工的初衷。
“但我想，我基本上还是充满希望的人吧？”她笑着反问记者。
去年4月初，318学运结束，她的动能依然停不下来。各团体“出关播种”，但她没有跟随其他人转战政党或政团，她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投入社工的组织工作。半年中，社工联盟成员持续宣传讨论服贸议题，而后转型为“翻转社工学生联盟”，将社工议题扩大连结社会议题，并更聚焦改造社工教育与实习环境。
而这一年里的投入，正回应了她的“运动伤害”。越投入各项社会议题，让她更能消解从运动中延续出来的那份焦虑。而随着时间轴线拉长，回看过去的经历，她才发现，自己是到投入组织工作的半年之后，透过思考她跟人、社群、社工与社会多方的关系，才深刻了发现，原来自己的身上，有着“运动伤害”的存在。
“反服贸社工学生联盟”自318结束的半年后开始转型，除了在组织目标上有了转变，而这个停下脚步思考的时刻，也让她重新思考了如何面对及定位“我”。
觉醒．沉淀．自我重生
去年7、8月，她也接触两岸四地社工联盟网络，并于年底到澳门、香港参与论坛，包括本文最初提及的“亚洲进步社工联盟论坛”，与香港“社工复兴运动”。她在其间接触了许多“非典型社工”，也认识更多耕耘不同议题的行动者；也到进步社工论坛，吸收香港的社工组织经验，认识更多同伴，也让她开始逐渐不用倚赖着行动的能量，开始自我沈潜。
过去的社会运动强大的张力，让她在其中快速的“觉醒”，但是短时间内承受的巨大冲击，个人的行动与心理状态，在被社会议题搅动后，需要一段时间去沉淀、思考自我的内在冲突。也因为当中掺杂的痛苦难受，让她不断的持续向外，积极参与更多议题，与更多人交谈，甚至到海外拓宽视野，在找寻对应每个议题答案的同时，也才能将自己的心平静。
直到今年，她才下定决心终止这样的循环，把课题拉回到“自己”身上，撰写自身的组织经验投稿国内学术论坛，透过沉淀、阅读、书写，将自己整合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自己。
香港理工大学里，黄佩绮的演讲就快进入尾声。
“我想说，‘学生，就出走吧！’你出去，才会看得到这个体制的限制，你回过头来了解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是有能动性的，”最后她这么说。
她结束了演讲，全场掌声响起。如今的他，再出走后，重新看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