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再没有比大V任志强微博被销号的新闻更令人觉得诡异了。
因为，连续几日，网信办、中青报、光明网以及其他各色报纸、网站、新媒体全部动员，向任志强发起了三年清网行动以来可能最为猛烈的集火攻击，如战斗檄文一般对任志强展开大批判。用辞毛派色彩之强，到了“境外敌对势力代理人”、“背叛八千万党员”的严重“反党”程度，犹如《海瑞罢官》遭遇的最初炮火。
联系到去年底以来各地方政府对习的效忠表态、吹捧习思想和个人崇拜的歌曲突然间冒了出来，几乎让所有内地中国人都惊觉，仿佛霎那间回到了文革时代，一场新文革正风雨欲来。
不过，以任志强的“红色资本家”和“红二代”的身份、特别是他与今天中共二号人物王岐山，在红卫兵时代就结下的特殊友谊，这一波攻击确实有许多诡异之处。
首先，任志强自2009年上微博以来，便从传统媒体上的争议人物任大炮，转而成为微博上的“公知”人物和意见领袖，拥有五千万粉丝，可谓新浪大V制造机器推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大V。其次，任志强同时还作为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便开始创业的资深企业家，曾经担任多个企业家协会或俱乐部的要职，如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堪称中国企业家领袖。
更关键的，他也是这些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中，“宪政改革派”和改良主义路线的重要支持者。直到今年春节假期仍然在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的名著《社会主义》（注：本书从经济学角度论证社会主义的不可行）。他的好友潘石屹还将其发到微博，引发广泛讨论，影响力巨大。
因此，对任志强的严厉打击，从吊销微博账号到党内处分，最直接的意义，在于对以他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渐进主义路线的否定，以及对新型企业家群体的政治不信任。在这意义上，任志强的命运，可能与同为企业家、而被当局以各种名义逮捕的信力建、王功权或者薛蛮子并无多大差别，都是改良主义、渐进转型论的牺牲品。
这倒是与2011年茉莉花革命后，时任中共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为代表的，否定公民社会的讲话精神相一致；也符合2014年以来，中共当局对独立NGO、社运分子、维权律师、新闻记者和互联网等公民社会主体的镇压趋势。
不过，这波镇压模式却与1979年后的历次运动不同。从薛蛮子开始，当局将嫌疑犯以羞辱的方式在中央电视台出镜，播出公开认罪的镜头，仿佛一个电视版的文革式游街示众的再现。而且，对同为红二代也是重庆模式代表的薄熙来，也前所未有地采取电视直播其審判，犹如1936到38年苏联的大清洗和大审判。而这次对任志强三番五次的羞辱性批判，倒更像是明、清两朝的掌嘴或者廷杖，活脱脱一个皇权内廷对言臣的教训。
这里面，便同时有了两层意思，也是第一个诡异所在。一方面，任志强以党员权利和党章为本力陈己见，很有“文死谏”的意思；其口口声声的不反党一片死忠之情，迂腐狷介得可爱，与他平素的政治智慧似乎有些相悖。而另一面，据说任的中学辅导员王岐山早就曾经亲自警告他，少发议论，不能“妄议中央”。这么一来，“忍不住发言”的任志强，便很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架势。
任志强的进谏或许不至于入狱，但是如果下一波整肃，针对着整个新兴资产阶级或自由企业家群体展开，并且辅以强力的资本“掺沙子”政策，即在混合所有制名义下控制民企（比如，传闻国家网信办可能入互联网媒体干股，并保有内容一票否决权），那么，这可能才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国家－资本关系”的转折点。
更诡异之处还在于，这样的打压，虽说是继承、执行了胡温和习近平先后两届对公民社会对敌视、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路线，但是后者的权力斗争，却是沿着红色精英集团和官僚集团的分野展开的。
笔者稍早曾论述，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行动，均是着眼于削弱官僚集团，建立其高度个人集权，并向红色精英集团负责的“共产主义（嫡系）接班人”模式——例如反腐运动、架空政治局，自设包括深改组在内的20余个领导小组，组建并自领国安委主席，进行军事指挥体制改革等等。那么，在习春节后刚刚视察检阅过，表明“姓党”的北京媒体，如此整齐地对红色集团内部成员任志强发动舆论攻势，特别是还有习近平亲信所把持的网信办的一手指挥，恐怕不宜假设这只是官僚集团对反腐运动不满的反扑。
换言之，本次“大批判”应看作是红色集团内部，一次对“右派”力量的惩戒，甚至是牵制王岐山本人作为“右派”的“大哥”地位。
就在今年春节前后，他旗下财经杂志的一篇东北农村记事文章，遭到有组织的抨击；旋即，任志强遭遇前所未有的围剿。王本人显然已在意识形态领域投降，无意为了在党内保有某种另类声音，坚持任何自由主义阵地。
也就是说，在习上任三年来一系列集权化作为的背景下，任志强一案，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关键一步；且其以廷杖式的父权“家法”行之，实在意味深长。他身后王岐山的政治角色，要比任志强本人的命运更耐人寻味。如果参照最近蜂涌而出的各种“劝进文章”，例如香港谢茂松的的一篇所谓“混合政治”论，更是把船山哲学的儒家专制主义，发扬到了极致。
而王本人似乎也自觉地，从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开明高干，完成转向儒家“重臣”的自我修炼。
以他接见福山和青木昌彥的谈话为标志，王的思考和语气，尽管依稀可见80年代自由主义“带头大哥”的强烈痕迹，但更多的是在展现，如此一位身跨官僚集团和红二代双重身份的党内大佬，如何全面拥抱中国传统政治。
王岐山在克己复礼的强烈道德感驱使下，以事君身段和党鞭地位，重建一个儒家式的共产党。俨然两位儒家共产主义者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合体。
在如此构建形态下，党的最高层，再无传统列宁主义政党集体领导制或民主集中制的空间，而代之以“英明圣王”式的政治领袖。领袖身后，才是一群克职尽守的儒家大臣和官僚集团。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儒家共产主义的政治景观中，才可以理解任志强的命运，以及何以他所属的红色贵族集团身份，对他可能并无助益。
任志强一向以来的言说和实践，秉承自由主义的信念或者幻觉，以为依靠企业家精神，便能培养新社会力量，然后从党内推动改革，甚至从政治企业家的党内民主推动民主转型。这份理想，终于在此時碰壁。至少，如最近几天赶在“两会”前夕推出的国务院APP，再一次表明在王岐山纪律部门的驱动下，这些党的官僚精英们，还需表现出足够的专业能力，跟上领袖要求，向公众释放信号：党国－政府将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企业家们在市场、社会和公共舆论的活跃身影，恐怕也就此黯淡下去。一个不确定的虚假的自由主义时代结束了，迎来的将是空前保守、专制的儒家共产（极权）主义的复辟。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了。
（白信，政治学博士，社会运动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