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再沒有比大V任志強微博被銷號的新聞更令人覺得詭異了。
因為，連續幾日，網信辦、中青報、光明網以及其他各色報紙、網站、新媒體全部動員，向任志強發起了三年清網行動以來可能最為猛烈的集火攻擊，如戰鬥檄文一般對任志強展開大批判。用辭毛派色彩之強，到了「境外敵對勢力代理人」、「背叛八千萬黨員」的嚴重「反黨」程度，猶如《海瑞罷官》遭遇的最初炮火。
聯繫到去年底以來各地方政府對習的效忠表態、吹捧習思想和個人崇拜的歌曲突然間冒了出來，幾乎讓所有內地中國人都驚覺，彷彿霎那間回到了文革時代，一場新文革正風雨欲來。
不過，以任志強的「紅色資本家」和「紅二代」的身份、特別是他與今天中共二號人物王岐山，在紅衞兵時代就結下的特殊友誼，這一波攻擊確實有許多詭異之處。
首先，任志強自2009年上微博以來，便從傳統媒體上的爭議人物任大炮，轉而成為微博上的「公知」人物和意見領袖，擁有五千萬粉絲，可謂新浪大V製造機器推出來的一個最重要的大V。其次，任志強同時還作為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便開始創業的資深企業家，曾經擔任多個企業家協會或俱樂部的要職，如阿拉善生態保護協會，堪稱中國企業家領袖。
更關鍵的，他也是這些企業家和知識分子中，「憲政改革派」和改良主義路線的重要支持者。直到今年春節假期仍然在讀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的名著《社會主義》（注：本書從經濟學角度論證社會主義的不可行）。他的好友潘石屹還將其發到微博，引發廣泛討論，影響力巨大。
因此，對任志強的嚴厲打擊，從吊銷微博賬號到黨內處分，最直接的意義，在於對以他為代表的改良主義、漸進主義路線的否定，以及對新型企業家群體的政治不信任。在這意義上，任志強的命運，可能與同為企業家、而被當局以各種名義逮捕的信力建、王功權或者薛蠻子並無多大差別，都是改良主義、漸進轉型論的犧牲品。
這倒是與2011年茉莉花革命後，時任中共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為代表的，否定公民社會的講話精神相一致；也符合2014年以來，中共當局對獨立NGO、社運分子、維權律師、新聞記者和互聯網等公民社會主體的鎮壓趨勢。
不過，這波鎮壓模式卻與1979年後的歷次運動不同。從薛蠻子開始，當局將嫌疑犯以羞辱的方式在中央電視台出鏡，播出公開認罪的鏡頭，彷彿一個電視版的文革式遊街示眾的再現。而且，對同為紅二代也是重慶模式代表的薄熙來，也前所未有地採取電視直播其審判，猶如1936到38年蘇聯的大清洗和大審判。而這次對任志強三番五次的羞辱性批判，倒更像是明、清兩朝的掌嘴或者廷杖，活脱脱一個皇權內廷對言臣的教訓。
這裏面，便同時有了兩層意思，也是第一個詭異所在。一方面，任志強以黨員權利和黨章為本力陳己見，很有「文死諫」的意思；其口口聲聲的不反黨一片死忠之情，迂腐狷介得可愛，與他平素的政治智慧似乎有些相悖。而另一面，據說任的中學輔導員王岐山早就曾經親自警告他，少發議論，不能「妄議中央」。這麼一來，「忍不住發言」的任志強，便很有「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架勢。
任志強的進諫或許不至於入獄，但是如果下一波整肅，針對着整個新興資產階級或自由企業家群體展開，並且輔以強力的資本「摻沙子」政策，即在混合所有制名義下控制民企（比如，傳聞國家網信辦可能入互聯網媒體乾股，並保有內容一票否決權），那麼，這可能才是中國資產階級和「國家－資本關係」的轉折點。
更詭異之處還在於，這樣的打壓，雖說是繼承、執行了胡温和習近平先後兩屆對公民社會對敵視、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路線，但是後者的權力鬥爭，卻是沿着紅色精英集團和官僚集團的分野展開的。
筆者稍早曾論述，習近平上台後的一系列行動，均是着眼於削弱官僚集團，建立其高度個人集權，並向紅色精英集團負責的「共產主義（嫡系）接班人」模式——例如反腐運動、架空政治局，自設包括深改組在內的20餘個領導小組，組建並自領國安委主席，進行軍事指揮體制改革等等。那麼，在習春節後剛剛視察檢閲過，表明「姓黨」的北京媒體，如此整齊地對紅色集團內部成員任志強發動輿論攻勢，特別是還有習近平親信所把持的網信辦的一手指揮，恐怕不宜假設這只是官僚集團對反腐運動不滿的反撲。
換言之，本次「大批判」應看作是紅色集團內部，一次對「右派」力量的懲戒，甚至是牽制王岐山本人作為「右派」的「大哥」地位。
就在今年春節前後，他旗下財經雜誌的一篇東北農村記事文章，遭到有組織的抨擊；旋即，任志強遭遇前所未有的圍剿。王本人顯然已在意識形態領域投降，無意為了在黨內保有某種另類聲音，堅持任何自由主義陣地。
也就是說，在習上任三年來一系列集權化作為的背景下，任志強一案，成為意識形態控制的關鍵一步；且其以廷杖式的父權「家法」行之，實在意味深長。他身後王岐山的政治角色，要比任志強本人的命運更耐人尋味。如果參照最近蜂湧而出的各種「勸進文章」，例如香港謝茂松的的一篇所謂「混合政治」論，更是把船山哲學的儒家專制主義，發揚到了極致。
而王本人似乎也自覺地，從後極權主義時代的開明高幹，完成轉向儒家「重臣」的自我修煉。
以他接見福山和青木昌彥的談話為標誌，王的思考和語氣，儘管依稀可見80年代自由主義「帶頭大哥」的強烈痕跡，但更多的是在展現，如此一位身跨官僚集團和紅二代雙重身份的黨內大佬，如何全面擁抱中國傳統政治。
王岐山在克己復禮的強烈道德感驅使下，以事君身段和黨鞭地位，重建一個儒家式的共產黨。儼然兩位儒家共產主義者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合體。
在如此構建形態下，黨的最高層，再無傳統列寧主義政黨集體領導制或民主集中制的空間，而代之以「英明聖王」式的政治領袖。領袖身後，才是一群克職盡守的儒家大臣和官僚集團。也只有在這樣一種儒家共產主義的政治景觀中，才可以理解任志強的命運，以及何以他所屬的紅色貴族集團身份，對他可能並無助益。
任志強一向以來的言說和實踐，秉承自由主義的信念或者幻覺，以為依靠企業家精神，便能培養新社會力量，然後從黨內推動改革，甚至從政治企業家的黨內民主推動民主轉型。這份理想，終於在此時碰壁。至少，如最近幾天趕在「兩會」前夕推出的國務院APP，再一次表明在王岐山紀律部門的驅動下，這些黨的官僚精英們，還需表現出足夠的專業能力，跟上領袖要求，向公眾釋放信號：黨國－政府將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企業家們在市場、社會和公共輿論的活躍身影，恐怕也就此黯淡下去。一個不確定的虛假的自由主義時代結束了，迎來的將是空前保守、專制的儒家共產（極權）主義的復辟。一個新的輪迴開始了。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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