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同为陆生的记者，深入了解与自己观点不同的“高调爱国者”。面对陆港双方对彼此的刻板印象，抱着促成沟通对话的信念，记者想捕捉最真实的情绪，愤怒、焦虑，记录标签背后，这些异质个体的思想挣扎。他们有没有国族原罪？他们对香港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怎样的经历让他们成为今天的自己，明天又可能往何处去？
在《燃烧的民主墙：陆港大战中，突袭的内地生》发出前一天，我和编辑为此文标题的重点斟酌了许久，讨论在香港的语境里，我们要寻找的情感痛点究竟是什么。是中港矛盾的微妙平衡何时会“爆”，还是这群陆生究竟是不是“洗脑五毛”？
在那个时间点，港大硕士生杨政贤对香港大学“种族仇恨”的亲历文章，正引发包括香港左翼在内的各个群体的反思，而民主墙一文中的多名受访者也表达了对中港矛盾未来走向的担忧。
但也许是出于写这篇文的初衷，我仍想坚持在标题中强调“陆生群体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虽高调爱国但不认同中共”这些讯息。
虽然我与这些受访陆生观点截然不同，但我隐隐觉得，自己有义务说清楚两件事：一是，不是所有陆生都很“可怕”；二是，那些看来“可怕”的陆生也有各自的悲欢故事，理解了其中的细节，或许就能促成沟通和对话。
“今天的香港人其实不关心他们是不是五毛，他们不管怎样都爱国对吗？就算不喜欢党，也都捍卫国家，这对在天平另一端的香港人来说有差别吗？”这是编辑的话。
不得不说的是，听完这一句，我心情好灰。灰，不是因为我辩输给了编辑，是因为我心里知道，这一句，极有可能就是香港今天的现实。
初稿完成后，我们要为受访者拍照。摄影同事问我这两个陆生的背景，我介绍了他们在民主墙上的行为后，同事的第一反应就是：“啊，那他们会不会房间里有国旗之类的，让他们举着国旗拍一张怎么样？”
我当时想，这真是最真实的、香港读者对他们的普遍观感了。就算是在陆生群体当中，不怕得罪地说，我作为一个看客，在刚知道民主墙事件的时候，也是以“奇葩”来给这些陆生定位。
但逐渐地，我知道，这群陆生背后，不会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我努力进入他们的圈子，了解他们真切的经历，对香港和中国的看法。除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的确希望多少能改变港人对陆生的固有认知和观感。
当香港读者对陆生的普遍看法是“爱国洗脑五毛”的时候，这种一刀切的认知造成的伤害是双向的。它会加剧港人对来自北方的陆生、港漂和新移民的排斥和恐惧，使港人在情绪上经历恐慌，甚至不知不觉逃走到民粹的一侧；
而这些放大了的恐惧和仇恨，又与许多港人对北方来客预设的无知形象夹杂在一起，无差别地投射在陆生、港漂和新移民的身上，激化出更多防卫式的、情绪化的中港大战。
陆生群体是复杂的，我没办法精确地知道，高调爱国的陆生在这个群体中究竟有多主流，像“内地生撑香港”（成立于2014年10月1日的内地生支持香港伞运群组）这样的民主自由小圈子在陆生中又有多边缘化，又有多少陆生是不沾政治、只为学业事业找更好发展平台的沉默大多数。
虽然同样离家在外，但这些圈子之间是互相切割和防备的，可能和香港的建制、泛民、本土相似，彼此都不太想扯上关系。“内地生撑香港”的群体觉得“我的同胞真他妈丢人”，而高调爱国者要么是出于同样的厌恶，要么是为安全和前途着想，不愿趟“浑水”。
在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甚至有撑占领的陆生被同为陆生的同学举报给中联办；而统战或监控的力量比人们想象得更密集地铺开，会发展每一个看来较“乖”的陆生去监视身边其他陆生同学，也会给那些表态同情香港的陆生及他们的家庭施加压力。
而在民主墙事件中活跃的高调爱国者，也并没有成型的组织。他们只不过一起玩乐，听过彼此的名字。但一有大事发生，他们的微信朋友圈总能迅速疯传各种各样言之凿凿的香港形势剖析文，而其中的偏见、误导甚至错误讯息，他们也根本无从分辨。
而在“大陆版Quora”的“知乎”平台上，这群拥有高学历和香港经验的人，就成了解答大陆用户对香港种种问题的最佳团队。许多人都是追随者众多的“大V”，他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用自己或浅或深的政治论述，在知乎上建构起香港形势与前景和港漂生活的图景。
是的，也有其他人试图多曝光另一些来自香港的真实讯息，或者全面地讲述香港困境，但这样的文章，不管在知乎，还是在微信，都会被“秒删”。
在民主墙事件中，我的三名采访对象，Darwin能够理解香港年轻人的痛苦和困惑、汪煜不明白香港学生为什么“过分强调土生土长”，刘子豪则觉得外国都希望中国“越乱越好”，“外国都支持的不会是好东西”。
当然，不管是大喊“枪毙这些暴徒”的人还是支持旺角示威者的人，在陆生和港漂的微信群中也都有，甚至前者还可能多一些。
而“撑香港”的内地生，情绪则更为复杂。他们在中港矛盾中承受不同的痛苦、扮演不同的角色。许多人离开大陆、不认同中共，但仍对中国怀有故土之情，痛心的是 what a beautiful country ruled by a horrible government，恨的是政权毁掉美好故乡、童年、依恋，使他们无法在熟悉亲近的土地上自由地生活，要被迫逃到外面去。
他们在香港，是不甘愿的，但也正因他们自己为这一点点自由和真实生活而付的代价，他们更不愿意眼见香港沦落到和中国大陆一样的境地。
而另一端则是“日久他乡是故乡”的陆生，这些人在港时间长了，和香港有了重要的共同记忆，和香港的人、社区发生了美好的经验，最终产生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对许多港人来说，恐怕只有最后这一种大陆人才是他们愿意接纳的。Facebook上一些对新移民持中立或宽容态度的人常说“只要认同香港的就是香港人”，对一些陆生来说，这句话恐怕比身份证更暖人心。
而在这两端中间，还有一些“没有祖国”的陆生，生活在民族情绪和国族想象之外，只认同普世价值和具体的人际情感，却也逃不开在中港矛盾中被迫打上的身份烙印。
形形色色的陆生们，当然不应该被无差别地集体定义为“爱国洗脑五毛”。同样作为陆生，来港前后我经历了复杂的认同变化。但当我看待自己的身份，还是常常想，我需要为我出生成长的中国背负道德责任吗？
这问题实在太难答了。而那些爱国陆生，则使我想起严蔷在《脸书洗版：中国父权家庭的狂欢》中的几句话：
“这些年风靡中国年轻一代的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把这种独特的民族主义（也许可以称为“帝国个人主义”）体现到了极致……每一只兔子都是一个中国人，也都同时是中国本身──中国是我，我是中国。”
中港矛盾发展到今天，早已超越了论述对论述、政策对政策，已经是人对人了。中国官方一直以来解释、不少大陆人也真心笃信了的图景是这样的：“香港没有中国早就玩完了”、“香港被宠坏了”、“香港丢了优越感心理失衡”、“香港年轻人没吃过苦所以不懂珍惜”。
在香港，人们看到的图景，则是自由行导致铺租高涨，老店消失文明下降、大陆学生是来“抢学位”和“抢工作”、新移民都是来呃（骗取）综援……
大陆看不到香港的民主运动精神。香港则只看到大陆的强权面目。没人在乎消息真假了，都积累成怨恨，在怨恨纠缠下，有时已令双方连“好好吵架”都很难做到了。
就像民主墙事件中双方的交锋，双方的唇枪舌剑不管多凌厉，总是打不到对方的刃上。从主权和身份认同扯到简体字和繁体字，再来到互揭对方的历史伤疤，最后陷入一片无论点、纯发泄的嘲讽谩骂式混战之中。
对陆生们的访谈做到深入处，我的情绪也越来越复杂。
他们都是普通学生，孤身在外，这一点其实和我一样。Darwin和我一样晕车，因为胃不好。采访时他妈妈正巧打电话来，嘱咐他香港降温，要多穿衣服。我问他六四的问题时，他避而不谈，但采访结束后他却沉吟一会儿，突然对我说：“现在你没有录音笔了，我们可以来聊聊六四。”
汪煜虽被香港学生骂成“爱国五毛”，但实际上家里却也被中国国安打过好多次警告电话。同样在中港矛盾中被贴上标签，许多时候我们面临的困境是相似的，但在最要紧的政治议题上，却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
在中港矛盾不知何时就“爆煲”的今天，对各方的记录和理解之必要，即使多艰难也要进行下去。理解和记录的背后，是绝不可放弃的同理心。我的看法是，不是只有冷静、全面的观点才有记录的价值。
那些真实的情绪，站在中港两侧的人们无名的愤怒、压抑下的失声、挣扎着的怒吼，都真实而事出有因，要好好写下来。而乱世中，旺角反抗者在铁屋中的行动，也不是只有想清想楚、讲清讲楚才有资格被视为现代的历史。
电影《十年》的走红，正是香港人恐慌的最好写照。陆生在民主墙事件中的抱团“出战”，也正是他们背负着国族认同、处在矛盾夹缝之中的一次情绪释放。
某种意义上，这些爱国陆生是否也可被称为“中国的本土派”呢？他们与背负香港民族的认同使命、以矛盾来完成自我建构的香港本土派，是不是可以在共通的脉络下，被视为各自生长的两面？
稿子发出后，我发给Darwin看，他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然后告诉我，这稿子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中产阶级准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妥协性”。
在言论相对自由的香港住得久了，看到这样含蓄、“高级黑”的幽默，我总是要花好几秒才能适应。适应过来之后，我明白他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的犬儒，他不反驳我所写的任何一句，包括他自己的前后矛盾和有时略显脆弱的自证。我们几次的长时间采访，也是增进对彼此和自我认知的机会吧？
在不同的人之间，对话总是有意义的，我始终这样认为。
记者简介：
来自中国南方小城，在北方的海和南方的海之间更喜欢后者，固执的新闻系毕业生，热爱和人类及猫科动物进行对话。19岁离开父母掌控，在新世界跌跌撞撞。伪基督徒，铁打的左胶，日剧迷，腐女。怕死，每年生日愿望都是世界和平。